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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读后感

 后知后觉无所谓 2022-01-11

四天来,手不释卷,夜不能寐,皆为陈徒手先生的《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昨天晚上,我涂鸦了一篇短文,谓《人生如谜,谁也无法解开那道谜面》,今天读毕,仍觉意犹未尽。

怎么说呢?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两位老作家对这本书的评价。老作家林斤澜先生说:“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喜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在这面上辛苦工作的人,查档案,找资料,访人物。为真也为美,青灯黄卷,善哉善哉!” 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说:“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隐藏着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陈君的文章就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而且他的文章写得细,生动,材料挖得深而且常有独得之秘至少是独得之深与细,他的文章十分好读。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至少是一点点风雷。”

王蒙先生“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隐藏着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的点评和我读后的感慨非常地吻合。

陈徒手先生书中所写都是我们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尤其是沈从文、老舍、郭小川和汪曾祺又是我最为推崇的四位作家,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讲,沈从文和汪曾祺先生是我写作上的引路人。因此,陈先生的这本书对于我“就有震撼的力量”,同时,对于长期以来关注人性命题的我又不啻“会是摧毁的手段”。

在八宝山向汪曾祺告别时,北京京剧院开了一辆大轿车来,车上只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位工作人员。梁清廉感慨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当我读到此处时,我已不能自由地呼吸。“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这样一位有气节的文人,在功利主义文人面前,“气节”被击得粉碎,“成败俱在于此”。这是多么令人齿寒的人性悲剧啊!

……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化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

……(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政治)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

这是沈从文先生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讲演的其中三段话。

常去探望沈从文先生的作家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这一片水土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之中,他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

一直陪伴沈从文晚年生活的孙女沈红在台湾一家民间艺术刊物上发表的《湿湿的想念》一文中,如此描述沈从文最后的日子。

最实事求是的办法,是即早为我安排个工作地,我来和美工同志协作,试为解决约三十个单身人像或塑像,心中有谱即不费事。属于工农畜牧渔猎,也无不有图可分门别类备用。只要一个比较得力人手供我支配,我协助他,就可在一年内,掌握这方面上千种资料。而这些基本功,大致还是得由我来着手,十分省事易见功。

因为留在馆中二十五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为后来人打个较结实基础,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的教育、信任和鼓励。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就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特别是早就预见到和馆中少壮知识上差距越来越大,才近于独自为战的。在重重挫折中总不灰心丧气,还坚持下来。把不少工作近于一揽子包下,宁可牺牲一切,也不借故逃避责任,还肯定要坚持到底!

……我个人实在太不足道,虽写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说,徒有虚名,在新社会已近于“空头作家”。因此即或还有机会,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长年向各国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快乐热闹,还是不去。

……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

这是沈从文写给时任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长信中的部分内容,他具体提到现时他能解决的研究问题。字里行间,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最后,沈从文先生就在“欲有所为,而又难有所为,实难为也”的愤懑而又复杂的心情中“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沈从文先生的孙女沈红说:“他默默地走去,他死得透明。”是的,先生“死得透明”。但是,先生又是不甘于如此死去的。

如果结合陈徒手先生另外的一部著作《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来读,我们对王蒙先生所说的“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隐藏着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理解会更加深刻。

读罢陈徒手先生的《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两部著作,我在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且给我时间来寻找答案。或许,答案就在陈徒手先生这两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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