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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名画，既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艺术价值。由于受人喜爱，可供玩赏，被列入“古玩”项目，又成了“可居”的“奇货”。在旧社会中，上自帝王，下至商估，为它都曾巧取豪夺，弄虚作假。于是出现过许多离奇可笑的情节，卑鄙可耻的行径。 即以伪造古名家书画一事而言，已经是千变万化，谲诈多端。这里只举一件古代法书的公案谈谈，前人作伪，后人造谣，真可谓“匪夷所思”了！ 有一个古代狂草体字卷，是在五色笺纸上写的。五色笺纸，每幅大约平均一尺余，各染红、黄、蓝、绿等等不同的颜色，当然也有白色的。所见到的，早自唐朝，近至清朝的“高丽笺”，都有这类制法的。这个卷子即是用几幅这种各色纸接联而成的。写的是庾信的诗二首和谢灵运的赞二首。原来还有唐人绝句二首，今已不存。也不晓得原来全卷共用了多少幅纸，共写了多少首诗，也没保留下写者的姓名。  传张旭《古诗四帖》 卷中用的字体是“狂草”，十分纠绕，猛然看去，有的字几乎不能辨识，纸色又每幅互不相同，作伪的人就钻了这个空子。 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将现存的四幅按本文的顺序和写本的行款，分幅录在下边，并加上标点： 第一幅：东明九芝盖，北 烛五云车。飘 飖入倒景，出没 上烟霞。春泉 下玉霤，青鸟下金 华。汉帝看 桃核，齐侯  第二幅：问棘（枣）花。应逐 上元酒，同来 访蔡家。 北阙临丹水， 南宫生绛云。 龙泥印玉荣（策）， 大火炼真文。 上元风雨散， 中天哥（歌）吹分。 虚驾千寻上， 空香万里闻。 谢灵运王  第三幅：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 难之以百年。 储宫非不贵， 岂若上登天。 王子复清旷， 区中实哗（此字误衍） 嚻（嚣）諠。既见浮 丘公，与尔 共纷繙。  第四幅：岩下一老公 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 路迷粮亦绝。 回息岩下坐， 正见相对说。 一老四五少， 仙隐不别 可(可别二字误倒)。其书非 世教，其人 必贤哲。  作伪者把上边所录的那第二幅中末一个“王”字改成“书”字。他的办法是把“王”字的第一小横挖掉，于是上边只剩了竖笔，与上文“运”字末笔斜对，便像个草写的“书”字。恰巧这一行是一篇的题目，写得略低一些，更像是一行写者的名款。再把这一幅放在卷末，便成了一卷有“谢灵运书”四字款识的真迹了。  《古诗四帖》剪字“谢灵运王”  “王”字首横处清晰可见的挖补痕迹 这个“王”字为止的卷子，宋代曾经刻石，明代项元汴跋中说： 余又尝见宋嘉祐年不全拓墨本，亦以为临川内史谢康乐所书。 卷中项跋已失，汪珂玉《珊瑚网》卷一曾录有全文。又丰坊在跋中也说： 右草书诗赞，有宣和钤缝诸印……世有石本，末云“谢灵运书”。《书谱》所载“古诗帖”是也……石刻自“子晋赞”后阙十九行，仅于“谢灵运王”而止，却读“王”为“书”字，又伪作沈传师跋于后。 按现在全文的顺序，“王”字以后还有二十一行，不是十九行，这未必是丰坊计算错误，据项元汴说： 可惜装背错序，细寻绎之，方能成章。 那么丰坊所说的行数，是根据怎样的裱本，已无从察考。只知道现在的这一卷，比北宋石刻本多出若干行。它是怎样分合的？王世贞在《王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四《艺苑巵言》中说： 陕西刻谢灵运书，非也，乃中载谢灵运诗耳。内尚有唐人两绝句，亦非全文。真迹在荡口华氏，凡四十年购古迹而始全，以为延津之合。属丰道生鉴定，谓为贺知章，无的据。然遒俊之甚，上可以拟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华夏字中甫，号东沙子，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丰坊字道生，号人叔，又称人翁，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做过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精于鉴别书画，华家许多古书画，都经过他评定的。从王世贞的话里可以明白，全卷在北宋时拆散，一部分冒充了谢灵运，其余部分零碎流传。华夏费了四十年的工夫，才算凑全，但那两首残缺的唐人绝句，华夏仍然没有买到。不难理解，华夏购买时，仍是谢灵运的名义，买到后丰坊为他鉴定，才提出怀疑的。卖给华夏的人，如果露出那二首唐人绝句，便无法再充谢书，所以始终没有再出现。华夏购得后，王世贞未必再见。至于是否王世贞误认庚谢诸诗为唐人句呢？按卷中现存四首诗，第一首十句，其他三首各八句，并无绝句。又都是全文，并无残缺。王世贞的知识那样广博，也不会把六朝人的一些十句和八句的诗误认为唐人绝句。根据这些理由，可以断定是失去两首残缺的唐人绝句。  《古诗四帖》局部 这卷草书在北宋刻石之后，曾经宋徽宗赵佶收藏，《宣和书谱》卷十六说：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今御府所藏草书一：《古诗帖》。 从现存的四幅纸上看，宋徽宗的双龙圆印的左半在“东明”一行的右纸边，知为宣和原装的第一幅。“政和”、“宣和”二印的右半在“共纷繙”一行的左纸边，知为宣和原装的末一幅。可见宣和时所装的一卷已不是以“王”字收尾的了。这可能是宣和有续收的，也可能宣和装裱时次序还没有调整。总之，自北宋嘉祐到明代嘉靖时，都被认为是谢灵运的字迹。  《古诗四帖》局部 宋徽宗双龙印的左半部分   《古诗四帖》局部 宋徽宗“政和"（上）、“宣和”（下）二印的右半部分 以上是作伪、搞乱、冒充的情况。 下面谈董其昌的鉴定问题。 在这卷中首先看出破绽的是丰坊，他发现了卷中四首诗的来源，他说： 按徐坚《初学记》载二诗二赞，与此卷正合。 又说： 考南北二史，灵运以晋孝武太元十三年生，宋文帝元嘉十年卒。庾信则生于梁武之世，而卒于隋文开皇之初，其距灵运之没，将八十年，岂有谢乃豫写庾诗之理。 《古诗四帖》卷后丰坊题跋 《古诗四帖》卷后丰坊题跋 局部 当时又有人疑是唐太宗李世民写的，丰坊说： 或疑唐太宗书，亦非也。按徐坚《初学记》……则开元中坚暨韦述等奉诏纂述，其去贞观，又将百年，岂有文皇豫录记中语乎？ 这已足够雄辩的了。他还和《初学记》校了异文，只是没谈到“玄水”写作“丹水”的问题而已。 《古诗四帖》剪字 北阙临丹水 古代诗文书画失名的很多，世人偏好勉强寻求姓名，常常造成凭空臆测。丰坊在这方面也未能例外，他说： 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唯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集》载赵兰坡与懃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 他历举欧阳询孙过庭、张旭、怀素的书法与此卷相较，最后只觉得贺知章最有可能，恰巧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曾记得有贺知章的《古诗帖》，使他揣测的理由又多了一点。但他的态度不失为存疑的，口气不失为商量的。但“好事家”的收藏目的，并不是为科学研究，而是要标奇炫富。尤其贵远贱近，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丰坊的揣测，当然不合那个富翁华夏的意图，藏家于是提出并不存在的证据，使得丰坊随即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说： 然东沙子谓卷有神龙等印甚多，今皆刮灭……抑东沙子以唐初诸印证之，而卷后亦无兰坡、草窗等题识，则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俟博雅者定之。 这些话虽是为搪塞华夏而说的，但他并没有翻回头来肯定谢书之说。丰坊这篇跋尾自己写了一通，后又有学文征明字体的人用小楷重录一通，略有删节，末尾题“鄞丰道生撰并书”。 《古诗四帖》卷后文征明小楷体丰坊题跋 《古诗四帖》卷后文征明小楷体丰坊题跋 局部 这卷后来归了项元汴，元汴死后传到他的儿子项玄度手里，又请董其昌题，董其昌首先说： 唐张长史书庾开府步虚词，谢客王子晋、衡山老人赞，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与所书与“烟条”、“宛溪诗”同一笔法。颜尚书、藏真皆师之，真名迹也。 这段劈空而来，就认为是张旭所写，随后才举出与“烟条”、“宛溪”二帖的笔法相同。但二帖今已失传，从记载上知道，并无名款，前人也只是看笔法像张旭而已。董其昌又说： 自宋以来，皆命之谢客……丰考功、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袭。 后边在这问题上他又说： 丰人翁乃不深考，而以《宣和书谱》为证。 这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丰坊的跋两通具在，哪里有他举的这样情形呢？又文徵明为华夏画《真赏斋图》、写《真赏斋赋》和跋《万岁通天帖》时，都已是八十多岁了，书法风格与这段抄写丰跋的秀嫩一类不同。即使是文徵明的亲笔，他不过是替丰坊抄写，并非他自己写鉴定意见，与“承袭”谢书之说的事无关。董其昌又说： 顾《庾集》自非僻书，谢客能预书庾诗耶? 《古诗四帖》卷后董其昌题跋 《古诗四帖》卷后董其昌题跋 局部 他只举《庾开府集》，如果不是为泯灭丰坊发现四诗见于《初学记》的功劳，便是他以为《初学记》是僻书了。他还为名款问题掩饰说： 或疑卷尾无长史名款，然唐人书如欧、虞、褚、陆，自碑帖外，都无名款，今《汝南志》、《梦奠帖》等，历历可验。世人收北宋画，政不需名款乃别识也。 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都有写的碑刻流传，陆柬之就没有碑刻流传下来。陆写的帖，《淳化阁帖》中所刻的和传称陆写的《文赋》、《兰亭诗》，也都无款。“自碑帖外”这四字所指的人，并不能包括陆柬之。他还不敢提出“烟条”二帖为什么便是衡量张旭真迹的标准，而另以其他无款的字画解释，实因这二帖也是仅仅从风格上被判断为张书的。他这样来讲，便连二帖也遮盖过去了。 董其昌又说： 夫四声始于沈约，狂草始于伯高，谢客皆未有之。 “始于”不等于“便是”，文字始于仓颉，但不能说凡是字迹都是仓颉写的。沈约撰《宋书》，特别在《谢灵运传》后发了一通议论，大讲浮声切响。可见谢灵运在声调上实是沈约的先导。这篇传后的论，也被萧统选入《文选》，董其昌即使没读过《宋书》，何至连《文选》也没读过？不难理解，他忙于要诬蔑丰坊，急不择言，便连比《庾开府集》更常见、更非僻书的《文选》也忘记了。 董其昌后来在他摹刻出版的《戏鸿堂帖》卷七中刻了这卷草书，后边自跋，再加自我吹嘘说： 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卷末有丰考功跋，持谢书甚坚，余谓玄度曰：四声定于沈约，狂草始于伯高，谢客时都无是也。且东明二诗乃庾开府《步虚词》，谢客安得预书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谓元常老骨再蒙荣造者矣。遂为改跋，文繁不具载。 董其昌《戏鸿堂帖》卷七《古诗四帖》卷后题跋 这是节录卷中的跋，又加上项玄度当面捧场的话，以自增重。跋在原卷后，由于收藏家多半秘不示人，见到的人还不多。即使一见，也不容易比较两人的跋语而看出问题。刻在帖上，更由得他随意捏造，观者也无从印证。 宋朝作伪的人，研究“王”字可当“书”字用，究竟还费了许多心；挖去小横，改成草写的“书”字，究竟还费了许多力。在宋代受骗的不过是一个皇帝赵佶，在明代受骗的不过是一个富翁华夏。至于董其昌则不然，不费任何心力，摇笔一题，便能抹杀眼前的事实，欺骗当时和后世亿万的读者。董其昌在书画上曾有他一定的见识，原是不可否认的。但在这卷的问题上，却未免过于卑劣了吧! 有人问，这桩展转欺骗的公案既已判明，还有这卷字迹本身究竟是什么时候人所写的？算不算张旭真迹？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已土，黄色。庾信原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这卷原本，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已有各种精印本流传于世，董其昌从今也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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