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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认为诗中存在语言、词汇不断有细微的更迭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更迭永久性的存在于新颖的、意想不到的组合中。这刚好突破语词的辞典意义，达到诗的意想不到的期待。还有理论比较了科学和艺术语言的性质，“科学的趋势必然会固定其用语，把它们凝结在严格的本义之内，相反，诗人的倾向具有破坏性，这些措辞不断地彼此修改，于是违背了它们在字典中的意义”⑩。这集中在表达手法上，诗要违背字典意义就不得不采用类比、隐喻等手法，但诗要达向确定的内涵，并不一定类比越错置越好，也不认为隐喻就得割隐喻桥梁。在中国诗写作中，这一原则被抛弃，语意错置、暗隐无常，诗语言成为悖论的语言。 就中国诗作品来看，还无法确证悖论语言对今后的诗写作是否能产生有效价值，而目前的情形是，悖论语言已经让中国诗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语言展示的胆量也呈现相当的当代性，但细细看来，悖论语言让中国诗金玉其外。有理论认为，诗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诗写作如此热爱悖论语言，是因为悖论具有反理性价值，一般认为，理性阻碍写作接近诗意，诗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论（出于悖论是非理性的认识）。就我来看，悖论之于诗的价值，并不在语言上，揭示真理的诗当然可以以潜在的悖论为基础，因此布鲁克斯通过对一些诗作的分析，最终确认诗“从自身产生的悖论情境汲取了力量”⑾。中国大部分诗写作，揭示真理诗就流于说教、艰涩、抽象、干瘪、直接，抒写情感诗又会流于空泛、主观、不及物、迷离、玄冥，形式与内容在诗中有非此即彼的相克性，怎样走出写作中呈现的悖论窘境，逼迫着诗人们一直在寻找解决的捷径。恰好悖论语言貌似可以让中国诗走出困境，但这一貌似恰巧又陷入了另一悖论——形与势的悖论，形式无助于表明主题并大大地大于内容。 如果一种理论有助于诗，或者说有一种方法有利于表达，那着眼点应该在“有助于”和“表达”上，但中国诗写作者总爱首先在形式上进行试验，实际上，不管中国诗写作是否还需要引进外来先进理论，中国诗在形式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缺的是诗意，少的是诗义，可是试验总是到语言为止，以致诗受尽悖论语言蒙骗而久久不能省悟。 本来，语言是为了确保诗的利益而存在，再造的语词是为了保证诗义而诞生，尽其可能地指向事物与真实，尽其可能地透视更深层次下的真实，使其事物的隐晦部分接受对称的光辉，但是，诗写作制造的词句，反而让人觉得它丢弃了陈辞滥调讲述的谎言，却讲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谎言。这让语言走向罗兰·巴尔特在分析叙事话语时碰到的问题的反面，罗兰·巴尔特的发现是，“可见话语想尽其所能地少说谎：确保阅读的利益，也就是故事自身的生存，它为了这个需要，才勉勉强强说谎。话语深深地迷上了谜、真相及破解的文化，它和自身的紧迫需要相适应，重新使用了由这文化转化而成的伦理学调停作用：存在着一种话语的决疑法（所谓决疑法，是以伦理学来判断行为的是非”⑿。话语决疑是在语言的自然力量下完成的，当造词破坏了语言的自然力，它本身就失去了伦理学意义与伦理学保障，语言的真理性倾向因造词而迷失，它的判断行为也随之瓦解。 即便如此，将造词推向高潮的，是“诗就是重新命名”，当然，重新命名不是一词一汇的工作，不是说飘絮之柳，走进沙漠，穿上一身铠甲，变成仙人掌，柳树就真的变成仙人掌了。命名是企图将现有命名中浸濡的当代特征和当代性意涵鲜明化，使其引申意义置于核心意义之上，使其词的使用意义成为本质意义，或者让事物在命名中改变其与它物固有的关系，从而扩展更多的诗义空间。赋予语词更多非理性化成份，使其词温进入高烧状态，当然，破坏零度语言于诗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诗本来就具有抒情性，诗的语言由情感冶炼，思考锻击而成，再经由理性淬火，只要绝断后两道“工艺”，清醒的语言就可以排除在诗外，高烧语言就会熠熠生成。即使如此，将一个词汇置入到另一场境，或是将多个词语进行嫁接，也不能达到命名的目的。 赋予语词温度、色彩与动感，当然也不能达到重新命名，不过这一主张暗合数化时代混淆秩序、颠倒是非的气质。数化时代，数化已进入完成时状态，数化时代已经改造了许多事件，这些被数化的事物确实在事实上失去了本质，这些失去了原初本质的事物，也在期待重新命名，不过诗的重新命名不在此一义务之上，而且二者的文化命题也不尽相似，但这一数化现象恰巧提供了这么一个大的语境，“身体的需要是构成社会的基础，而精神的需要则是点缀社会的饰物”，⒀ 文化的需要则可以满足社会的非理性，数化主义的需要则是让欲望畅通无阻，从社会角度来看重新命名是为了扫清文化障碍。社会基础规划诗的需要，在这一点上，诗与其相反，假设摹仿式写作以重新命名为目的，哪怕是部分目的，那正好被纳入社会基础对诗的规划，命名在社会基础部分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诗写作中则产生不了什么价值。 词语的关系式运动中，诗的语言本质是表明词与物如何相互归属。谈到本质，海德格尔说，“就一切本质都具有根据之特性而言，寻求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根据”。⒁ 这样一来，关于“命名”一连串疑问就出现了，“命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答：命名意指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的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它是一个信号吗？或者是一个记号？一个标志？一个暗示？”⒂，众多需要确定的部分一层层推进，但无论确认哪个部分，都不是对于一个事物的真命名，假性命名后的一个语汇不能确定那一事物的本质，也无从找到相应的根据，没有根据的关系式，基本上无法让一个词与一个相应的事物相互归属。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在词语就是关系的前提下来察视各种关系：人与词语的关系，词语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诗与物语的关系，如非激励、如非掠夺，格奥尔格的词语一点儿也不关涉表达者，即使激励、迫使、掠夺，词语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关系，而表达是有目的的行为，是在寻找一个根据，最大意义是建立根据，化解存在的一连串的疑问，诗重新命名无非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不过，这已经是诗中所有词语的集体行为，因为诗要为某一关系找到根据，它自身的表达也已经是关系的运动，但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语词开始破碎的情境中，诗集体性地经由各种关系的运动确立词的事物根据，确立诗的集体行为的根据几乎无法完成。 在词语集体行为下，词能保证集体行为完成一个一致的独特的表达目的吗？
“在我的房舍之外 读完《光辉的词汇》这首诗，得到的回答非常模糊，或者是回答这一问题与本诗主题毫无关系，或者其模糊性与拒绝的更深层的理由可能是一经涉及回答，就会摧毁一个本来模糊的关系式的运动。 无论将这个光辉的词汇确定为何种事物，同时“我加大它并设想种种的可能性”（苏三《光辉的词汇》），这个“词汇”与“我”仍然保持在一种恒常的单向度的注视中。引导词汇注视只有一个行为，主动地主观地“接触”，而“接触”这一行为还不能升华为词语关系的运动，不提出更多的要求，就这一行为而言能否改变单向的注视呢？直到“我”的心理能愿强烈到如同阳光一样，语言微微闪动光辉，“词汇”与“我”才在对视中保持下来，如果以诗意论其长短，那这一对视只保持了片刻，非恒常的对视是一种处于房舍之内与房舍之外词汇——房舍之内的我也是一个词汇——的揣测与对视。 “微微闪动”的光辉从何产生？又照亮何处？又从何处照射进需要照亮的地方？如果脱离词语的关系式运动，仅出于词汇本身，就不能对天空中的太阳作任何牵强的联系，词汇本身的光辉支持的空间不足以容纳得了太阳，期待的心灵也不是照射的最佳场所，这是房舍拒绝光辉最沉默的理由。假如是诗人给定的光辉那是不足信的，它照亮一个词汇，但还差那么一段小小的光亮照亮那一单向度的目光。但是依诗看来，他们相互的距离并不遥远，如果差那么一小段光亮，注视即刻变成眺望或是遥望，要弥合那一距离还差许多可能性，即使“我加大它并设想种种的可能性”也改变不了一个词对另一词的遥望姿态，同时也改变不了一个词对某一个事物的眺望境况。而那个光辉的词汇的力量是节制的，节制到有限的程度，同时也节制到了悲剧性尽现的程度。 这首诗，有光才有运动的、改变距离的诗义，对视或者照亮才有可能。放下那个光辉的词汇，综合这首诗中所有词语，铺设一条可能的小径，但是一个最重要成份的“退避”表达的立场已经足够鲜明，那条小径上永远也不会响起足音。要强行理解词汇及其光辉，恐怕没有假设是不行的。对于这首诗，假设确实富有诗意，假设确实可以令她诗意绽放，但假设也制造了许多对可能构成“对视”的障碍。“我的身体开始滴嗒落（作）响”，时间永远是最后的耐心也是永恒的记录，有什么比在时间中发现距离更加令人紧迫而又更加令人涣散的事呢？再光辉的词汇如果要放弃一种事物如生命，恐怕假设以及时间本身也难以挽留。一种即将来临的瓦解，即将耗费仅有的那么一点儿光辉。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词语不为任何需要提供保障。 是什么让这首诗显示如此的悲剧性气质呢？那一片光辉下的仅有的八个动词，在“我”还居守在窗前时，所有动词几乎欲动又止，想让这些动词与所有词汇构成一种运动，除非“我”离开窗前，而“我”还没有沐浴在光辉之下时，哪有这个力量的源泉，又哪那有那一份权力呢？如果再做词语分析，这些动词介乎行动与意动之间（说此诗只有八个动词是出于这个标准），有些并不真正具有行动意义，有几个动词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有些动词彬彬有礼，行为优雅，嘀嗒作响的声音也不能惊起词语慌张，这有点儿数化社会的象征的意味，优雅与高贵几乎就是悲剧的根源。这是词语的状态，其实这与事物赋予它们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很有关系，当那个光辉的词汇与赋予它光辉的事物，不能在对视中诞现出来，那些词汇总是在每个句子的句末无力地却步，那些词汇总是无力于在“我”的行动中获得力量，那些词汇总是不能在“光辉”中获得信念。这赋予这首诗中所有词汇总体的悲剧性气质。 没有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关键是没有根据——捡视种种可能性（“我加大它并设想种种的可能性”）的力量和真实目的，没有词汇的关系式运动展示这一个或多个可能性真正具有其可能性，那么，光辉的词汇将同全诗一起承担起悲剧性命运。如果长期从事此类状态的写作，本来是诗的，就是诗人的了，诗就会让诗人永久地承载着悲剧性情感与悲剧性心理，永久地沉缅于悲剧性情感与悲剧性心理中。 永久的悲剧性情感与悲剧性心理有时是诗与写作的力量，有时是诗与写作的影子，有时则是诗与写作的枷锁。悲剧性情感与悲剧性心理让另一类表达（非悲剧性）不能使另一类作品获得所必须的力量和另一类性质的美。“那里的阳光使我/触摸到那个词汇”，一个“那里”，转移了所有注意力，一个“那里”把所有行为划归到悲剧场景中，从而也虚化了“触摸”这个行为，同时，可能出现的事物陷入感伤的瞻望中，悲剧性情感溶入且统治了难得一现的行为。或者这一表现让我们窥见词汇本身就具有悲剧性，这一性质或明或暗，或此明彼暗，但总不撤离诗写作现场。 值此，只能信任诗人的写作与表达了。假设表达者“我”（在此可以武断地将表达者与我合一）不走出房舍，不走上那条期待足音的小径，即使为这个词汇提供了阳光、信念、执着、坚定、犹豫、茫然、伤痛、回首等等极富诗意的各种条件，提供了“我”离开窗前、步出房舍的各种可能性，二者之间的距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之前二者之间的距离中的那棵果树仍在他们之间，仍在暗示另一种不可包容也不可忽略的距离，仍在暗示一种第三方（它是静态的）无法穿透的永远的距离，这就是词语与物的悖论，人与多重事物的此起彼伏的悖论，这就证明《光辉的词汇》中其他事物与词汇没有共同行为起来，“试图被命名”的事物因为没有找到根据而没有出现。这首诗恰巧说明“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仍然是诗表达中的一种意外或许多意外，许多意外中的一种就能致“词语破碎，无物存在”。
“一切的山之嵿 在流浪者面前什么是永恒的呢？流浪是吗？歌唱是吗？陷入流浪的生命是吗？用于歌唱的词汇是吗？生命之于个体绝非有这个可能，总体性的生命性质难道可以逃脱这个真理吗？表达生命的词语就更是不可能了。如果永恒也具有相对性，那就不是永恒。永恒是重新命名的根据，失去了这个根据，重新命名就失去了对事物的必要和价值。失去了根据，重新命名只能为满足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某种目的而出现，它，不是诗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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