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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出现传染病疫情，从郊区农村开始，慢慢地蔓延到城区，到5月份，疫情导致了742人死亡，还有大量的牲畜感染死去，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传染病来势汹汹，感染者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即死去。 然而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生活极其艰苦，缺医短药状况十分严重。边区政府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疫情，必须采用大量的中药制剂。毛泽东提出： 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知识界是普遍推崇西医的，民国政府甚至一度要彻底禁止中医，最后因为出现激烈反抗才作罢，但也给中医师行医设置了重重门槛。延安边区因为地处偏远，西医西药不甚发达，大量的使用中医药治病，多少有点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毛泽东对于中医的看法却深有不同，他在关于疫情防控的讲话中表示： 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事实上，中医在那场疫情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就要奖励，这跟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是极为吻合的。在那场疫情发生的两年前，毛泽东曾患关节炎，疼起来胳膊都抬不起，苏联专家给看过多次，吃了好多药也不见效。 著名的中医 李鼎铭 当时作为民主人士，正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有一天来到窑洞看望毛泽东。在聊起毛泽东的病情后，李鼎铭毛遂自荐为他把了把脉，随后自信地说道，只要吃四副中药，就可以药到病除了。 
李鼎铭 李鼎铭还问毛泽东信不信中医，主席称，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哪能不信呢。 但是，毛泽东身边的西医专家们，却不同意对主席采用中医的方法。最后，毛泽东力排众议，喝下了李鼎铭开的四副中药。 四副药喝下去，毛泽东的关节炎果然好了，胳膊活动自如，也不疼了。这让毛泽东见识到了中医的厉害之处，四处介绍李鼎铭给八路军的战士干部看病，还给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去到各个部队行医治病。这位李鼎铭也正是前文所述那场疫情中，负责相关防治的主要中医负责人之一。 
李鼎铭 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医也一度成为红军治病疗伤的主要方式。当时 袁文才 建立后方医院，药材往往是从他自家开的中药铺里无偿提供的。可以说，在那个最艰难的时期，中医药挽救了很多红军将士的生命。 建国后，医疗条件也好了许多，但毛泽东对于中医的态度依然如故，对于卫生部门打压中医的做法十分不以为然，一度将卫生部长训斥了一顿。后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医才得到应有的发展，并打破了自民国以来的桎梏，进入了高等教育体系。而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医药，只要有作用就欣然接受。 1957年，毛泽东在青岛开会期间，因为在海水浴场游泳不慎着凉感冒，随行的保健医生用了许多西药治疗，多日不见疗效，病情日益加重。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得知后，给毛泽东介绍了一位本地的名中医 刘惠民 。 
刘惠民与女儿合影 这位刘大夫可以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老中医，敢于开别人不敢开的烈性药，他给毛泽东开的药方里就有一些毒性较强的药材。保健医生看了药方后，吓了一跳，跟毛泽东身边人员一道，都劝说主席不要喝那样的药，危险性太大了。 舒同则表示，刘惠民大夫的感冒药他自己喝过，非常有效。刘惠民也有些顾忌，但对于自己的医术还是非常自信。他提出来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同的夫人亲自跟他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对于刘惠民的提议，舒同表示很好，“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由于兹事体大，大家决定征求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尚在病中的毛主席仍不失幽默，他说道 ：“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就这样喝了三天药，毛泽东的感冒症状果然消失了，连带失眠都好了很多，这让他十分高兴，还饶有兴致的跟舒同夫人石澜探讨起了药方。毛泽东对于其中一味“酸枣仁”特别感兴趣，因为只有那一味药需要生熟混合，便问石澜知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石澜就一五一十地介绍其酸枣仁的作用，“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舒同与夫人石澜 聊着聊着，两人还聊到了延安的酸枣树，毛泽东当时住的地方就满山都是，大家经常去摘一些，放口袋里当零食吃。石澜还特别提到，要论酸枣仁入药，还得数陕北的最好。毛泽东听着也是哈哈大笑，他对陪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 这位刘惠民大夫，在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时，还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前往。后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看病。 
刘惠民在莫斯科留影 毛泽东对中医名家一向都十分尊重，经常要求西医师也应该学习一些中医知识，上海的 章次公 先生就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章次公到北京不久，就用三剂药治好了病重的林伯渠。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跟身边的人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 在后面一段时间，毛泽东身体不适时，经常会指名请章次公给他看病，两人还曾彻夜长谈中医学。每每此时，毛泽东都会说一句 “难得之高士也。” 毛泽东到了晚年，对中医越加的信任，最具代表性的事情就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已经双目失明约一年多，平时看书读报看文件，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读给他听。对于眼疾，一直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因为毛泽东有慢性肺心病，谁也不敢开刀。 
毛泽东与张玉凤 因为肺心病，毛泽东经常咳嗽得厉害，而西医做白内障手术通常要切开4到6毫米的切口，手术后需要缝上针。若是在缝合过程中或是手术后咳嗽，很可能会使针口撕裂，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尽管当时的西医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还是没人敢说有百分百的把握。 毛泽东本人也极不愿意开刀，甚至在周总理患癌症准备接受手术时，他还曾提议：“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最后，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 唐由之 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 “金针拨障法” ，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经过多番劝说后，毛泽东欣然同意做手术。 手术是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的，就在毛泽东的书房。唐由之一边做着一边跟毛泽东说话，仅仅过了4分钟，就在毛泽东听唐由之解释为什么要用盐水时，手术已经做好了。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还示意播放了古典乐曲《满江红》。 
1975年11月,毛泽东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为唐由之 回到现在，中医也在疫情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我们的骄傲。就像毛主席说的，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不仅要信，还要将其发扬光大。石澜同主席探讨生熟酸枣仁作用的那一段令人深思，中医就是能做到如此细致，如果要深究，学问也是极大。我们要像毛主席那样，在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面前，怀着谦卑的态度，在祖宗留下的宝贝面前，取其精华，使之永久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会见著名中医施今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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