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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晋 《历史与传扬》 按：杨贵曾带领林县人民不惧艰险、自力更生开凿了“人间天河”——红旗渠。他的后半生与公安部发生交际，这是一件突发事件引起的，而这一突发事件又与我的父亲于桑有关，于是，于桑与杨贵又走到一起。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请看下文。  图为毛主席接见杨贵 近日跃居收视率第一的电视连续剧《红旗渠》爆棚银屏。该剧所讲的故事已是妇孺皆知。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林县一场大旱引发的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这场大旱使已经饱受缺水煎熬的林县人民陷于绝境。一个实情再现使观众无不动容：一位农户家的主妇，在儿子结婚的前夜不慎打翻一罐金贵如油的水罐，这位主妇羞愧难当，当夜上吊自杀，第二天女方家又提出退婚。……年轻时红旗渠的故事也听说过，但林县老百姓受缺水的煎熬到如此地步真是实在没有想到。 红旗渠开凿时，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是杨贵同志（1928年5月28日—2018年4月10日，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罗圈村人，曾用名杨绍青、杨苏甡。红旗渠总设计师、原安阳地委书记.河南林县县委书记。） 他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5月调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当时就下了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非得把林县贫穷落后的面貌给它改变了不可,他当年在林县整整工作了21年。 林县位于河南正北靠近山西、河北两省交界的地方，是个山高坡陡、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十年九旱的贫瘠山区。面积2046平方公里，其中一半是荒山。杨贵率领林县人民，历经数载，修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图为红旗渠 他带着工作组去平顺县考察时惊奇地发现，漳河的水源非常充足，即使在最干旱的时候，也有13、14个流量（水流量的计算方式），于是杨贵想到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在那个年代想“引漳入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国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不可能给我们任何的补助，一切的费用和人工都必须自己解决。  图为当年杨贵带队上山开挖红旗渠 1960年2月11日，红旗渠工程正式开工，其中总干渠71千米。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0．5公斤原粮，1．5公斤蔬菜，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没有款项、物料自己筹，不会技术干中学，知难而进，坚持苦干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硬是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共挖砌土石垒筑成宽2米、高3米的墙，可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  图为当年红旗渠竣工仪式上 1969年7月6日，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林县全县彻底摆脱缺水困境。当时老百姓那个高兴啊，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很多人直接用手捧着渠水喝，更多的人却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不容易啊。红旗渠的建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水利建设上的一面旗帜。开凿过程中，有人曾状告杨贵挪用资金修建红旗渠时，李先念微笑着摆摆手说，“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并协调把红旗渠列入国家计划，在关键时期为红旗渠撑了腰。杨贵同志每每讲到此事总是说：“如果不是先念同志为我们撑腰，红旗渠能不能修成、何时修成，还很难说呢！” 这之后，在1973年2月杨贵同志任河南省省委常委协助省委书记刘建勋工作，同年8月在党的10大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以上经历与公安部没有交集，但发生的一个突然事件改变了杨贵同志的人生轨迹。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长李震突然死亡，引起当时政坛震动。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为争夺公安部的领导权，提出派他们一伙的祝家耀（党的10大中央委员）、刘传新等到公安部参加李震死亡的侦破工作。周总理考虑为使案件顺利侦破，提出要杨贵也参加李震死亡的侦破工作并担任公安部的副部长。  图为曾任公安部长的开国少将李震 笔者（于桑的大儿子于晋）曾经采访过杨贵同志，采访时他回忆道：“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后，按照毛主席指示，中央举办读书班，中央委员要分期来读书班学习马列著作，一期三个月，学员是1973年10月5日报到， 10月6日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接见了读书班学员。10月21日公安部长李震突然身亡，周总理提名让我到公安部工作，同时，指示成立由十人组成的李震破案组，由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任组长，我具体抓破案工作。”  图为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 在李震死亡案件侦破过程中，杨贵同志坚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不搞“人云亦云”、“一刀切 ”，从事实得出结论，凸显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杨贵继续说道：“李震死后，公安部内引起两种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是他杀，一部分人认为是自杀，中央领导感到，李震没有自杀的可能。为了破案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于桑（时任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同被审查的还有副部长刘复之同志）等采取保护性的隔离审查。我是在于桑接受审查二十多天后，于 11月18日到公安部工作的。 我对公安工作特别对破案工作根本不懂，在破案过程中，我坚持实事求是，依靠从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四个省市公安厅局抽调来的十多位破案技术人员，和部里机关调查组开展李震案件的侦破工作的。 开始，我再三对同志们讲，办案一定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决不能有一点马虎。之后，经过调查鉴定把提出的疑点全部搞清楚后，破案组才研究认定是自杀的结论。 ” 他继续说道：“我和吴忠同志于1974年2月14日向华国锋同志汇报：现在基本情况搞清，大家认定是自杀，对受审查的人员，应该解除了，因为已经搞清楚，早解除比晚解除主动。华国锋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汇报，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咱们再具体研究。 华国锋同志向总理汇报后，周总理说：中央开始也感到李震没有自杀的可能，都是说他杀的情况，当时我也有点怀疑，这么复杂的案子在这么短时间内搞清楚，工作做的是不错的。总理同意解除受审查的同志。 我们按照周总理和华国锋的意见，召开部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传达 了周总理和华国锋的意见，当时有同志提出，就说是自杀，也是他们翻 “文革”的案把李震逼死的，不同意放人。我们给大家解释，因为原来对他们隔离审查，是因为案子没有查清，采取了保护性隔离审查，并不是因为他们翻“文革”的案隔离审查的，现在案子清楚了，就应该放人，但是， 也还有些同志思想不通。然后，我们又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总理说：人要放，他们有错误出来可以批判，不能因为有错误就不放人，这样，才全部解除受审查的同志。 尽管于桑曾被关押审查，但出来后，毫无怨言、不计前嫌，积极投 入到工作中。”  图为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 我的父亲于桑在解除审查后，中央安排回公安部继续担任副部长主抓公安业务。不再担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职位。与此时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成为工作同志。他们之间交往遂多起来。在工作中，他们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杨贵同志谈到我的父亲于桑时，说道：“于桑在工作中能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当时，我准备召开全国铁路治安会议，带一些同志下去搞调查。于桑和祝家耀准备召开'反特’会议，他和祝家耀从部里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广东调查研究。 他们到了广东，在调查当中了解到，公安干部经过'文革’，对待公安工作有很多顾虑，怕再犯错误，他们总结出'五怕’，不敢做工作，讲得也很具体，于桑提议：过去'文革’中批判错了的应该纠正过来，批判错了还不纠正，大家思想有顾虑，就不敢做工作了。公安工作就很难开展起来，我们必须把干部的这些思想很好地解决一下，大家才敢大胆工作，不过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文革’中对公安工作有没有好处，也要讲一点，不讲一点也有人会说我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本来这都是实事求是的话，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却说于桑这是在搞'翻案’。 12月1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传达了中央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意见后，说：杨贵同志主持召开的铁路治安会议， 6月份已开过了， 其它所有会议一律停止，暂时不开了，大家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对公安 部过去做过的工作也要做个检查，错了的主动检讨…… 从此以后，大家都集中学习中央文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有些人借此机会讲：这次下去调查中，于桑就说了很多翻'文革’案的话，比如，他在讨论时说，'文革’中公安部有五怕，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等等。 一次华国锋通知我到国务院汇报公安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李先念也在场，我谈到有人批判于桑搞翻案的这些情况时，李先念说. '于桑是个直筒子，他有啥说啥，他不会搞阴谋，他是个不会说假话的人’。事实证明李先念对于桑的评价是正确的。”  “文革”结束后，杨贵同志曾主持过一时期公安部的工作，后有人想利用这一点整他，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曾经找到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写信将他在“四人帮”时期的情况做了实事求是地说明。 杨贵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道：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文革”之后，我主持公安部的全面工作， 因遭到造谣诬陷，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周总理就提议我来公安部担任副部长。我在公安部保护了干部，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被强加在我身上的不实之词，我当然不能同意，专案组说我态度坏，还说：我们给杨贵作的结论，都经过中央专案组研究过的，于桑部长是专案组负责人，他都知道。我只好给于部长写信，请他澄清我的问题。于部长也给我写了回信： “杨贵同志：你的来信收到，详情尽知。现在有些情况向你说明一下： 一、我在中央专案组主要清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所清查的人和事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根本没有研究过你的问题。 二、自从你调到公安部工作这段时间，并未整过任何人。 三、公安部的清查工作，由其他人负责……” 这一回信，实事求是地对我的问题作了澄清。 后来， «杨贵与红旗渠》一书的作者访问于桑副部长时，他还谈到：杨贵敢说话，在“文革”时敢替我们老同志说话。他和派进公安部的某些人不一样，杨贵多次和他们争吵，有人就诬陷杨贵。杨贵是个老实人， 办事坚决。他是“掺沙子”进公安部的，公安部有个人对杨贵有意见?，就整人家。杨贵不是坏人。他帮助受冤枉的人敢说实话，但不乱说，说话有根据，人比较好。杨贵不让那个人看档案，有这回事，那个人在“文革”中写了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在公安部保存。后来，这份档案材料送中央汪东兴那里了。 杨贵同志的回忆充分反应出两位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之后杨贵同志的问题得以解决，2005年他的问题有关部门作出结论。待遇也确定为副部长并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此次观看电视连续剧《红旗渠》，引起我的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胜感慨。杨贵的优秀品质从他在带领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中就反应出来。周总理在向国际友人赞扬红旗渠时自豪的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杨贵人生的后半段在公安部工作中，尤其是在领导李震死亡案件的侦破过程，反映出的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更是令人敬佩的。我的父亲于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杨贵“自从你调到公安部工作这段时间，并未整过任何人。”是对他的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杨贵来公安部领导侦破李震死亡案件，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人云亦云，很快查清案件事实，使我的父亲解除审查给与事实的佐助；而我的父亲又实事求是地对杨贵在公安部的表现提出中肯的说明，使杨贵的问题的解决得以实现。他们之间的命运又是这样的相互辉映。…… 2008年4月，我为给我的父亲撰写纪念文集，采访了杨贵同志。采访结束时，曾合影留念，记录下这历史瞬间。照片背景图即是《红旗渠》的坟头岭（见下图）。  2008年4月2日杨贵（中）与于晋（右）赵忠（左 公安部老干部）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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