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壶济世的祖父和书呆子父亲 我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我的祖父叫曾秦章,听说清朝时在永新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部长。虽是赳赳武夫,却偏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不知何年何故,祖父解甲归田,举家回到宜章老家王家冲。 祖父自此悬壶济世不再舞刀弄棒。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行侠仗义、古道热肠,祖父很快成为当地驰名的中医。他不仅在家号脉诊病,还自己上山采摘草药,回来后搓药丸、制药膏。经常有人抬着轿子到我家请他去看病,祖父有求必应,遇到穷苦人家看病,就免费施诊送药,因此深得乡人的敬重。 祖父是一个酒仙,每日三餐少不了酒。为此,家中专门腾出场所酿酒, 母亲过门后就学会了酿酒,以使家中常年储备有六七坛陈酒供祖父享用。他还有一个怪癖,喜欢用打来的野味下酒,可新鲜那会儿却不吃,硬是把肉搁在柜子里、待发臭后再吃。真让全家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我6岁那年,祖父突然带着我们全家人离开王家冲,进城去了。在宜章县城,祖父只花二三百元,就从一位急着用钱的破落财主那里,买下了一座有好几进且有店面的砖瓦大院。在那里,祖父继续行医,但不到一年,自己却病死 了。不知祖父何时结下的一伙冤家,到家里大闹灵堂,祖母一气之下,一周后也愤然去世。 在往县城搬家时,祖父就把家给分了。我的父亲叫曾祯,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思想比较开明,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曾在长沙花钱买了个厘金局局长的位子。常人看来这是个赚钱的职位,可他不仅没赚到钱,还让人家给坑了,赔了积蓄和田产。 无奈,父亲只好回到宜章经商。成千上百种买卖,他偏选了个最没有销路的酱菜生意。小县城里家家户户都做腌菜、酱菜,他却到郴州运回酱萝卜、酱姜、豆腐乳之类的,其结果自然是空守柜台,门可罗雀。后来只好再回长沙做事,仍是不得要领,“赔了夫人又折兵”,将祖上遗下的田产差不多折腾个精光。 我的母亲对此很有意见,一天到晚骂他是“昏君”,迂腐无能,办事不力,考虑问题不切实际,老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不是。 父亲长年在外读书、做事,与母亲本无感情,加上受新思潮的影响, 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小姨太。这个小姨太是一个满族人的养女,算不上很漂亮,和父亲结婚时才15岁,但他们关系融洽,情投意合。然而好景不长, 在官场和商场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使父亲像他两个兄弟一样英年早逝,年仅36岁。尽管父亲终生一事无成,但他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小小心心做人的节操,而这些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家一共四个姐弟,我是长女,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大弟昭仁,抗日战争时中山大学撤退到坪石,他进校读了一段时间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武汉进人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军工厂所属的职工学校当数学教员。1953年他随工厂迁往大连,直到退休。 我的妹妹昭德,生下她后,母亲为了顾弟弟,便把她送给别人奶养。养母对她没感情,直到十五六岁才送她去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部队 的连长,部队开拔去四川,她就离开了家乡。 我的小弟昭礼,比我小十三四岁。他还算比较幸运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大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所就读的广州的一所大学被迫停课,他便回到家乡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队伍被编人地方部队,他进人了武汉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南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俱乐部当主任,是个中尉,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 后来在审查历史时,以他在广东的学校读书时是三青团骨干为由,将他下放到贵州,在贵阳市手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副厂长。后来他得了肺气肿和心脏病,50多岁就去世了。其实,昭礼这个三青团员是在广东上学时,按校 方的规定集体加人的,他也不是什么骨干,只是一个小组长罢了,但当时却没有弄清楚。小弟本来很有前途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我虽然出身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我的祖父和父母亲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开明正直而不守旧。加上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正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转换的风云激荡之际,而这些对于我童年 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后来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开明的母亲 我想特别写一下我的母亲,因为她生前多次嘱咐过,要我把她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供在神龛上以作纪念,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叫吴富田,出生在一个盐商之家。 母亲的娘家在本县离坪石镇不到五里的一个叫接官亭的村子。宜章靠近广东而远离长沙,当时湖南完全靠广东的海盐,从广东用船将盐运抵宜章后,就要改用骡马驮过一段光滑的石板山路,到郴州后再装船上路。年复一年,骡马的脚印深深地嵌在这段被人称之为骡马路的石板上。外祖父主要是做盐的生意,也兼做其他的杂货生意,终年来往于湖广之间。 外祖父育有三男一女,母亲排行最小。大舅、二舅死得早,唯有三舅活到60多岁。外祖父也死得早,我没见过他。此后,外祖母便没有再 嫁,支撑着这个半农半商的小康之家。亲人相继过早辞世的悲痛,使她哭瞎了眼睛。但是这个坚强的老人,硬是摸 索着洗衣做饭,直到70多岁去世。遗憾的是, 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是她的音容笑貌依稀可忆。 母亲17岁那年嫁到曾家,婚后父亲仍回长沙法政学院继续学业,只有放假才回家。四年后,母亲生下我,月子坐得十分隆重,外祖父家送了四抬礼盒,有孩子的衣服、用品和吃的东西,光是鸡蛋就送了四五百个。 我的母亲是一个缠着小脚的农村家庭妇女。她善良朴实,乐于助人,坚强开朗,贤惠能干,同一家人相处和睦,左邻右舍的人也都很喜欢她、尊重她。 但她唯独与父亲关系很低。父亲读了不少书,可是并不开窍,终生一事无成。他不会赚钱,就懂得花钱,还死要面子,只好靠变卖田产维系。母亲不肯交出田契,两人因此经常吵架。更让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居然在长沙花钱娶了 个小姨太,并把她带回家中。父母两人只好分居单独过,基本上不往来。母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这辈子吃尽了名义夫妻的苦。 饱受目不识丁之苦的母亲,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对我这个女儿也不例外。 这与当时的风气也不无关系。那时宜章有好几个大地主送子女到大城市读书,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到家乡传播革命,进行启蒙教育。如邓中夏,他的父亲是宜章县议员,叫邓典模。听母亲说,他们家讲新礼教,父子俩通信称兄道弟,平等相处。 正是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一些有钱人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往大城市读书。出去读书的人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像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是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五年后学成回到家乡办学,传播革命思想。我母亲与他们接触多年、所以思想很开明。我父亲是读书人,却没什么思想,但也不守旧,为人厚道、支持我上学读书。我8岁到长沙读书,12岁回家后再次出去读书,钱都是我母亲出的。 尽管母亲是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受到见多识广的外祖父以及那个家庭的影响,她思想开明,通情达理,易于接受新事物,喜欢与年轻人往来,同情、支持革命。 我12岁那年去长沙读书,路途遥远,要坐轿子还要乘船,母亲却很放心,只托轿夫路上多关照,让我孤身一人坐轿子到郴州再转长沙。 她对我的事很少干涉,甚至投身革命也从不反对,反而还很支持。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这是一个令任何母亲都不会放心的年龄,但是深明大义的母亲明明知道这是要杀头的事,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担忧和沉重,总是默默地支持着我。 大革命时,宜章县委就设在我们曾家大院。县委书记和他的妻子以及隔 壁小学的一批年轻教师也住在我们家。母亲待他们如同亲人,经常给他们做好吃的。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母亲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她用实际行动关心 和支持革命事业。 马日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中共宜章县委被迫转移。县委将一批文件和《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交给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曾家大嫂保管。母亲冒着杀头的危险,将这些东西藏在阁楼的夹层楼板中,等待着有朝一日党组织派人取走。数年后我回到家乡,母亲还对我提起此事。 我对母亲说:“这些文件书籍放在家中很危险,还是销毁了吧。” “不行，这是县委放在这里的,我不能乱动,将来我还要如数还给他们”。母亲毫不含糊地说。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宜章,两位衣衫褴褛、饿得走不动的掉队红军战士讨上家门。当母亲得知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后,悄悄地把他们带到厨房。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每人塞给两块现大洋,让他们追赶部队去。 是年,我为了避难回到宜章,不久突然接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说福建省委被破坏、叛徒带人到广州抓我,幸好我已离开广州。估计敌人会随后追踪而至,叫我尽快离开老家。母亲知悉后,迈着她那双小脚连夜跑到轿子铺请轿子,翌日一大早送我上了路。尽管她也知道,那是一条很可能不再回归之路。但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要我自己多加珍重;同时祈求佛祖保佑我,保佑革命早日成功。 父亲死后,我们家原有的300多亩田产已被变卖得所剩无几。母亲只有依靠余下的20多亩地的地租和一点房租收人,勤俭节约、苦心操劳,艰难地维持着这个败落残破的家直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宜章解放了。我在延安党校的同学宋维静,在宜章境内的南岭煤矿当军代表。南岭到宜章有40多里路,宋代表乘吉普车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感激不已的母亲竟然做了许多好吃的,挎着篮子,迈着小脚,走了40多里的路,回访了宋代表,并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参观了煤矿。 同年秋天,我在中南工业部担任副部长,母亲到武汉看我。那时是供给制,我吃小灶,母亲经过秘书长批准吃大灶。我经常把饭打回来同她一道吃,她没吃过馒头,说馒头好吃,就只吃馒头不吃菜。 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工矿考察团到北京出差,母亲要警卫员马国亮带她到机场看飞机、坐飞机。警卫员恰好认识武汉飞机场的师政委,他们真的把我母亲带到飞机上参观了一番。老人家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还在飞机座位上坐了一阵。虽然飞机没有带她飞上蓝天,但足以让她大开眼界,心满意足了。母亲就是这样,对什么都很好奇,很有兴趣,喜欢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 1952年,我调到广东电业局工作,母亲也和我们一道住在电厂后面的工人宿舍里。那里共住有七八家人,她和工人邻居们相处得很好,十分密切热乎。平时她经常将好吃的东西分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常给她送来一些好吃的。 春节时,母亲叫我把家不在广东的工人、工程技术员请回家来,亲自煮饭烧菜请他们吃。 记得一位工会主席的家里养了几只火鸡,送给母亲三个火鸡蛋,母亲用自己养的鸡把火鸡蛋孵成了小火鸡,老人高兴得笑逐颜开,像个天真的孩子。 我家门口的马路上种着一种有毒的叫石栗子的树,结的果实像核桃。她摘了许多果实用火煨熟吃了,结果中了毒又吐又泻,情况很危险。当时我不在家,回来后才听邻居说起这事。老人家就是这样,吃什么东西总是要吃个够。有一次我不在家,她和宋维静买了一个十多斤重的大西瓜,狼吞虎咽, 最后吃得她撑着了肚子,鼻子直往外流清水。 母亲平时自己省吃俭用,我给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她总是舍不得吃,要留给孙子。广东这地方很潮湿,她虽然把东西包得很严实,但时间一长就发霉变质,结果孙子吃了以后得了急性肠胃炎。 母亲身体不好,1959年突然得了脑血栓,三个月后拄着拐杖出院了。她不想死在广州,怕火葬,要求回湖南老家。我们只有顺从了她。 1963年秋,母亲因心肌梗死悄然去世,走完了她72年的人生旅途。我之所以单独开个章节写母亲,是为了了却她老人家的一桩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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