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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作者：张燕军，咸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吕模，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新月地带既是中东地区的地理中心,也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该区域的任何地缘政治变动都会对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近些年来,什叶派在新月地带的崛起牵动着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周边地缘政治板块的神经,在教派斗争之下掩盖着的是历史形成的争夺新月地带的惯性。叙利亚是新月地带的枢纽和中东风暴之眼,从中可以看出中东地缘政治斗争的特点、趋势以及地缘政治对中东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地缘政治; 新月地带; 中东; 叙利亚; 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认识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真正价值是对构成国际关系基础和影响政治互动的地理因素的学术分析，这种分析并不决定国策制定必须的方向，但是它确实提供了合理的方向，提醒决策者务必注意他们的决定对以上关系与互动的可能影响。[1]中东因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大中东地区，正如我们就要讨论的一样，地缘政治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素，[2]而新月地带又是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板块，战略价值毋庸赘言。 “新月地带”（The Fertile Crescent）这个名词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1900年前后创造的。[3]新月地带位于亚洲西南部，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延伸到伊朗西部，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这里升起。[4]新月地带是东西方交往的要冲，有史以来，它一直是大国争霸的舞台，可谓是“四战之地”。时至今日，“新月地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一如既往，它既是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板块，也是二战后各个大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争夺的中心。这一区域地缘政治的些许变动都牵动着域外大国和本地区相关国家的神经，并可能导致中东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 一、什叶派“新月地带”崛起与伊朗的地缘政治扩张 新月地带现在主要指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和约旦河流域，它西起地中海，东抵波斯湾，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土耳其东南部、约旦西部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科威特和亚美尼亚等国。将新月地带视为中东地区的中心，其中包含了两层意味，首先，它是中东地区的地理中心，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东地区冲突的重心，在这条形如弯月的狭长地带上，汇聚了中东的民族、宗教、教派、领土、资源等斗争焦点，它是解决本地区矛盾，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冷战后，新月地带地缘政治的一大变化是长期受压制的什叶派逐渐崛起，形成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率先提出，涵盖了从伊朗到黎巴嫩的广大地区），这种趋势是影响未来中东地缘政治走向的重大不确定因素。给新月地带什叶派的崛起创造历史机遇的是伊朗的死敌美国，1991年海湾战争后，为削弱萨达姆政权，美国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聚居区设立了“禁飞区”（No-Fly Zone），这大大削弱了伊拉克政府在什叶派地区的行动能力，使得长期受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得以积蓄力量、伺机崛起。2003年，萨达姆政权终结，占据伊拉克人口多数但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的什叶派，利用以逊尼派为主体的伊拉克复兴党垮台之际，通过积极参与地方和全国选举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在后萨达姆时代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实现了历史性的全面崛起。伊拉克什叶派的掌权迅速改变了新月地带的政治面貌，这种变化也很快影响到伊朗的地缘政治战略。因为随着伊拉克陷入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伊拉克什叶派越来越多地基于宗教感情表达他们的认同。[5] 中东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其主要原则、教法和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主要王朝（倭马亚、阿巴斯、奥斯曼、萨非）都产生于此，它还是伊斯兰学术和传统的中心，吸引着来自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学者。[6]自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中东地区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痕迹。人们在分析中东问题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根源追溯到伊斯兰教，但这种大而化之的做法使人很容易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导致我们不能客观认识问题的根本原因。中东地缘政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一千多年以来，教派斗争构成了中东历史的主旋律，但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中东历史的表象，而在实际上，自中古以降，地缘政治博弈才是中东历史重大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手段在使用，以掩盖相关国家真实的地缘政治诉求。 伊朗一方面是这种中东地缘政治传统创造者，例如，萨珊波斯帝国灭亡后，波斯民族的伊斯兰化进程开始，但波斯人之所以没有选择居正统地位的逊尼派，而是皈依了处在受迫害境遇中的什叶派，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彰显波斯民族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身处中东地缘政治板块边缘的位置。再如，历史上伊朗萨非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所以长期不睦，其中固然包含着深刻的教派斗争因素，但究其实质，还是因为地缘政治，即争夺富饶的两河流域。另一方面，伊朗又是这种地缘政治传统的继承者，因为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并不会因为时代变迁、政权更迭而消失。 众所周知，伊朗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另类，一方面是因其不同于主流的什叶派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其波斯民族属性。因此，它从不被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所接纳，阿拉伯国家尤其对伊朗的行为保持着高度警惕。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要求海湾国家给予其国内什叶派以更大的自由和政治参与权，有时这种支持甚至演变成游行抗议和暴力冲突，伊朗对海湾什叶派穆斯林和代理人团体的支持（例如沙特真主党和巴林武装组织）削弱了它与沙特在1997年重建两国关系的努力。[7]正因为如此，20世纪以来，其他中东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扩张倾向始终抱有重重戒心，导致作为中东主要国家的伊朗无法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曾经辉煌无比的波斯民族注定不甘于平凡落寞，这些困难并没能消磨伊朗民族复兴的梦想和大国抱负，反而促使伊朗另辟蹊径，以更隐蔽、更易于让其他国家接受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这种地缘战略的核心在于用宗教认同来掩盖民族差异，使其高于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因为在历史上什叶派长期遭受居正统地位的逊尼派压制和迫害，心中怨愤积郁已久，伊朗的这种做法唤起了什叶派民众心底的历史记忆，无形中增强了他们对伊朗的亲近感，在这种背景下，伊朗的地缘政治扩张意图被淡化甚至被忽视。 目前，伊朗地缘政治关注的重点在“新月地带”是不争事实，因为什叶派在新月地带的崛起对伊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但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什叶派“新月地带”之说虽有合理成分，但也不无夸大伊朗影响力之嫌；二是伊朗在新月地带的地缘扩张还面临着很多阻碍因素，逊尼派国家绝不会坐视伊朗和什叶派势力坐大，当前的叙利亚问题博弈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新月地带与中东四大地缘政治板块 新月地带作为中东地区的地理中心和矛盾焦点，在其周边分布着四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板块或地区大国，即西端的阿拉伯世界领袖埃及、北面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强国土耳其、东面波斯高原上的伊朗、南面则是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祖国沙特。历史的规律性在今天的新月地带仍旧在继续，自上古以来，新月地带就是成就帝国霸业的基石，自然也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在漫漫黄沙之下，这块土地掩埋着无数白骨。今天，新月地带依然是周边四国追逐地区大国地位的角力场，这一地区即使是轻微的地缘政治变动都牵动着伊朗、土耳其等国的神经。 海湾地区是中东地缘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积怨很深。伊朗与阿拉伯人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它至少可以追溯到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an Dynasty）时期，他们的关系在伊斯兰征服波斯时期达到了顶点。[8]现今两者间的矛盾涵盖了民族、教派、领土等诸多领域，称为本地区局势长期紧张和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主要根源。在大国干预下，双方在海湾地区维持着微妙的力量平衡，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获取相对优势，伊朗和沙特竞相在海湾之外扩大自己的势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月地带成为伊朗和沙特斗争的新战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伊拉克问题，还是当前的叙利亚危机，在实质上都是海湾地缘政治斗争的延伸。毋庸置疑，伊朗和沙特的矛盾既是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千年恩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也夹杂着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长久以来的利益冲突，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拨开浅层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双方地缘政治战略的冲撞。 进入21世纪，冷战后伊朗曾经一度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再度恶化，陷入美国战略包围之中，在伊朗南面的海湾地区、东面的阿富汗和北面的中亚都有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这种险恶的战略环境迫使伊朗寻求地缘政治突破以改善自身处境，什叶派大量聚集的新月地带因此成为伊朗唯一现实的战略突破口，如果能在这一地区扩大自身影响，伊朗不仅能赢得更大的战略缓冲区，更重要的是，它将扩大伊朗在海湾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影响，从而使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因为海湾地区也是什叶派的聚集区，什叶派穆斯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巴林和伊拉克，有助于伊朗扩展影响，因为在所有逊尼派统治的海湾国家，什叶派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9] 因而，伊朗在新月地带地缘影响的扩展将会鼓舞海合会国家的什叶派穆斯林争取权益的斗争，可能给海合会国家带来政治动荡，从而扩大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权力。西方认为，伊朗一直在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来扩展在本地区的影响，这进一步鼓励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10]对此，沙特采取了两方面的反制措施，一是扩大同伊拉克什叶派政府的联系，避免其过度接近伊朗；另一方面，则是联合阿联酋等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力图推翻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同时，沙特还坚决反对伊朗参与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任何方案，力图打破伊朗—叙利亚什叶派联盟，断伊朗一臂，从而大幅挤压伊朗的地缘政治活动空间。 土耳其是中东国家中的又一个异类，其 97%的领土位于亚洲，但却自认是欧洲国家，自国父凯末尔以来，土耳其的国策就是“向西看”，融入欧洲。然而，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一反此前不介入中东事务的立场，开始积极“向东看”（Looking East），希望借此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充当中东国家领袖角色，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而土耳其“回归”中东的首选之地就是新月地带，促成土耳其如此选择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土耳其东南部与新月地带的两个重要国家叙利亚、伊拉克接壤，土耳其与上述两国既存在复杂的领土、民族、资源矛盾，也在本地区有着重大利益。所以，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屡次越境伊拉克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以此敲打伊拉克什叶派政府，彰显土耳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政府抛弃了此前与之保持着稳定关系的巴沙尔政权，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自由军，土耳其政府此举意在向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示好，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阿拉伯国家的戒心，为重返中东，以便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发挥更大作用做铺垫。 土耳其之所以如此，一是它看到了当前中东局势给土耳其重塑大国地位提供了大好机遇；二是土耳其也有独特优势，与伊朗借助宗教感情推动地缘扩张不同，土耳其的优势在于其现代性，因为土耳其是中东唯一采用西方政经体制的伊斯兰国家，且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快速，被西方国家视为中东地区世俗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榜样，对中东民众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三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自2002年底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简称AKP）赢得政权后，其外交政策一直基于埃尔多安总理（Recep Tayyip Erdoan）的首席顾问、现任外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ad Davutoǧlu）的理论，即“战略纵深”和与邻国“零问题”思想，正如达武特奥卢看到的那样，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土耳其长期忽视它同中东、北非、巴尔干和中亚等地的历史、外交、经济和政治联系。[11]因此，土耳其政府视叙利亚危机为推销“土耳其模式”，打击伊朗神权政治体制，在中东扩展地缘政治影响的机遇，为此土耳其不惜抛弃长期战略盟友以色列和邻邦叙利亚，其背后隐藏的大国雄心由此可见一斑。 土耳其的这种地缘政治野心与伊朗的地缘战略可谓是迎头相撞，矛盾难以调和，因为叙利亚是伊朗长期的战略盟友，伊拉克则是伊朗扩展自己地缘政治空间的主要舞台，两国是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主体，一旦被逊尼派控制，对伊朗而言，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这将导致伊朗陷入四面受敌的艰难境地。所以，与土耳其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向其提供军事支持不同的是，伊朗坚决反对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积极倡导通过谈判和对话和平结束叙利亚危机。 土耳其和伊朗在新月地带的地缘政治之争，事关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伊拉克什叶派政府和库尔德人的生存，其中既有教派斗争因素，也是自16世纪以来突厥人和波斯人争夺新月地带历史惯性的继续。因为从16世纪初开始，为了争夺新月地带和宗教正统地位，突厥人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人的萨菲王朝进行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在1533—1536年间，战争胜利使奥斯曼帝国占据了巴格达、伊拉克大部分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后来发生在1548—1555年间的战役，双方势均力敌，奥斯曼帝国所获不多。[12]两大帝国围绕新月地带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方显颓势，1639年，根据双方签订的《佐哈布条约》（Treaty of Zuhab，也被称为《席林堡条约》），伊拉克全部归属土耳其，这一条约使两国在以后保持了大体上的和平，直到1722年萨菲王朝灭亡。[13]两大民族历史上都曾有过耀眼的辉煌，而新月地带则是铸就它们帝国霸业的基础，新月地带的这种历史意义在现代并没有消失，所以一旦时机降临，土耳其和伊朗在新月地带的地缘政治交锋就不可避免。 与伊朗、土耳其和沙特在新月地带的积极干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陷入暂时性沉默，这主要归咎于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上的不稳定，牵涉了埃及在地区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另外，也因为埃及在新月地带的利益主要集中在新月地带西端即巴勒斯坦地区，但由于巴以谈判进程的停滞，导致埃及难以在此问题上有大的作为。因此，现阶段的新月地带主要撬动的是伊朗、土耳其和沙特三大地缘政治板块。 三、风暴之眼——从叙利亚危机看中东地缘政治博弈 2011年以来，随着叙利亚危机的爆发，新月地带成为中东地缘政治关注的中心，叙利亚则成为“风暴之眼”。叙利亚之所以成为各方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在于其“中东十字路口”的重要战略位置，它位于约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的交汇处，是新月地带的枢纽。从政治上看，叙利亚则是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虽然按照人口和面积来说，叙利亚是地地道道的小国，但在中东它却是“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系阿以矛盾、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库尔德人等问题于一身，是中东问题的真正核心，其地缘政治的些许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中东局势。虽然目前叙利亚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无论是巴沙尔（Bashar Assad）政权还是叙利亚反对派都暂时无力改变现状，但如果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垮台，将会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一次巨大冲击。 首先，伊朗的地缘政治扩展空间将被大大压缩，逊尼派将会在新月地带的地缘博弈中占据优势。这是因为，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权的丧失将使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被拦腰切断，伊朗苦心孤诣打造的“从伊朗到黎巴嫩”的地缘政治空间将被拦腰斩断，其战略环境会再次陷入十分险恶的境地。沙特、阿联酋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不仅能通过叙利亚政权的更迭扩张逊尼派的影响，还将稳固在海湾地区同伊朗的地缘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因为对以上国家而言，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以色列，而是属于同一宗教、但并非同一民族的伊朗，伊朗在海湾地区势力的上升才是最令它们恐惧的事态。 其次，以色列将会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地缘政治未来。面对叙利亚政治动荡以色列心境复杂，这是因为如果阿萨德家族的统治被颠覆，阿拉伯世界唯一能对以色列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国家将不复存在，这将大大释放以色列多年来的战略压力。因为“叙利亚依旧是地区安全领域中的一个最强大、最积极的参与者，今天的大马士革是以色列的主要反对者之一”。[14] 让以色列忧心的是，由于在巴沙尔政权失势后，上台执政的很可能是意识形态极端化的逊尼派宗教激进主义者，这可能会打破目前叙以间的相对和平状态，增加局势的不确定性，恶化以色列未来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已经证明叙利亚的不稳定可能给以色列带来威胁，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父亲阿萨德之前执政的萨拉哈·贾迪德（Salah Jadud）就积极煽动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最终引发了 1967 年战争——一场叙利亚并未做好准备的战争，结果导致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1971年，老阿萨德在巩固了权力以后，汲取了先前教训，控制和约束民众情绪，虽然有时阿萨德并不总是如此，但在1973年通过攻击以色列获取荣誉后，他一直极力避免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他的儿子巴沙尔尽管更冒险，但他也认识到，同以色列发生公开冲突对叙利亚和他的政权本身都是一场灾难。[15]所以，阿萨德父子都大体恪守着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叙以边界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局面，以色列方面也承认阿萨德是个可以相信的对手。 由于在叙利亚周围不仅存在着诸如土耳其、伊朗、沙特这样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势力，还密集分布着一些敏感而又极端脆弱的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等。正是考虑到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担心它可能带给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利比亚不同，各方在叙利亚危机面前还是在尽最大可能保持克制。 结 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围绕叙利亚和新月地带进行的博弈透露出中东地缘政治的一些特点、趋势及地缘政治之于中东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中东地缘政治的特点 其一，地缘政治博弈被笼罩上了浓郁的教派纷争色彩。一千多年来，新月地带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斗争的主要舞台，在这种大的氛围下，本地区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教派斗争的烙印，这次围绕叙利亚和新月地带进行的地缘政治博弈也不例外。包括沙特、卡塔尔等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均属“君主制+逊尼派掌权”，它们对叙利亚“共和制+什叶派掌权”的政治制度心怀不满已久，所以趁叙利亚动乱的良机颠覆阿拉维派政权，不仅可以在地缘政治上挤迫伊朗，还可以拔掉叙利亚这个什叶派政权的据点，可谓一箭双雕。因此，当前在叙利亚进行的地缘政治博弈浸染上了厚重的教派冲突色彩。 其二，土耳其一反常态积极参与叙利亚危机和新月地带政治博弈。之前，由于顾忌阿拉伯国家对己的戒心，再加上外交重心在西方，所以土耳其对中东事务长期奉行不介入、不干预政策，但随着中东局势演变，土耳其外交出现重大调整。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土耳其发现如果自己愿意，就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这和它苦苦寻求融入欧洲而不得形成鲜明对比；二是美国的支持，由于最近十年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不能自拔，因此对直接介入叙利亚事务相对谨慎，而且美国通过利比亚战争发现，自己不出面，而由盟友走上前台，不仅省钱省力，还能避免招致中东穆斯林的反感，因而对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积极参与持一定程度的默许态度。 其三，地缘政治对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影响。由于二战时期地缘政治学曾被纳粹所利用，导致人们在借助地缘政治学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多有顾忌，其实这完全不必要，因为地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有着重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忽视这一点将导致结论的不全面。 其四，中东国家对新月地带地缘政治变动极其敏感。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联盟政治方面，在1955—1979年间，中东地区共出现了36个联盟，涉及的成员国达到86个，[16]在这36个联盟中，直接涉及新月地带的至少有25个，数字比语言更能确切地说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心所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内部之间联盟的转变是地缘政治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内容，意识形态、经济、个性、成功的政变以及大国利益与支持都对中东国家在友好与敌意之间的态度转换起着作用。[17] 首先，新月地带将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长期焦点。因为在其周围环绕着巴以问题、库尔德人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等，众所周知，以上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相互冲突，几无调和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上述问题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从而使新月地带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极端不稳定性，“伊斯兰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其余波至今尚未平息。 其次，在可预见的将来，叙利亚将继续成为新月地带地缘政治的枢纽和平衡器。这是由于叙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所致，叙利亚对伊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作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战略支点，叙利亚对俄罗斯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决定了巴沙尔政权还将延续，但当前叙利亚的现状极为脆弱，因为无论美国、沙特、叙利亚反对派等相关各方始终没有放弃推翻现政权的目标。 地缘政治深刻影响着中东国家的战略布局。进入 21 世纪后，受地区局势变动影响，沙特、阿联酋、伊朗、土耳其等国都推出了自己的大战略，试图借此在某种程度上扮演地区领袖角色，它主要表现在：超过周边和邻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力量投射，它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渗透，也包括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如土耳其在叙利亚、利比亚和卡塔尔，阿联酋在叙利亚、利比亚和索马里，伊朗在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在地缘政治作用下，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都将他国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舞台，以新月地带为例，一方面伊朗苦心孤诣将其打造为什叶派之弧，使其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回应，沙特等国在海湾地区格局难以破解的情况下，力图开辟新的地缘政治战场，意图在新月地带取得突破，借此围堵伊朗。 总之，由于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这一地区，地缘政治问题十分敏感，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就更为关键，新月地带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神经中枢，牵动着所有相关国家的神经。所以，把握好新月地带地缘政治的变动对我们理解中东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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