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给经济学起名叫Political Economy。什么叫政治经济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分为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也就是说，管好自己，管好自家，管好国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概是斯多葛派）。亚当斯密不是研究怎么管好家，理好财，也不是研究大家在一起怎么妥协，让多少人参与，让多少人听话，亚当斯密研究的是公共的管理。国富不是达官贵人说了算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不是研究怎么发财的，不是研究企业成长的，不是把政府当企业把国家当市场研究的（官房学），也不是把国家当企业研究的（国民经济学）。不管日本还是中国，经济学都曾经译作理财学，后来才叫经济学（经世济民），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到亚当斯密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 要经世济民，面对不同国家自然需要不同办法。亚当斯密曾经支持美国从英国分裂出去，果然一衣带水（The Pond）的表弟后来超过了表兄。但是，同在一个美洲，分裂出去的美国发展了，没分裂出去的加拿大发展了，为什么拉美发展不起来？难道英国殖民有功吗？  马歇尔 不管殖民不殖民，到了19世纪末，英国本土已经很明显衰退了。国内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资本家有的是便宜的劳动力用，谁也不愿意投资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不就没人消费，内需不足了吗？没关系，资本家赚了钱去国外投资，反正国内也没人买东西。马歇尔管这叫低工资经济。现如今，日本收入前10%的家庭，到了旧金山就算贫困户，大概也就是低工资经济了。  文在寅 所以，文在寅主张，经济增长要靠国内消费，国内消费靠提高工资。2017年，文在寅说，到2020年，最低小时工资要从6470韩元提高到10000韩元。结果小业主们拿不出来钱，2018年7月14日刚提到7530韩元，7月16日就放弃了10000韩元的目标。高工资当然好说，反正不是文在寅掏钱。如果国富这么就能创造，那大概也用不着什么国富论，皇上开恩经济就发展了。文在寅是不是warm heart 不知道，大概不是什么cool head。  普雷维什 阿根廷曾经有个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01-1986），被庇隆赶出去管拉美经委会，主张通胀有传统型，有社会型。传统型通胀主要是投资过热造成的，社会型通胀主要是消费过旺造成的。所以，面对传统型通胀，提高利率，投资减少，通胀率下降；面对社会型通胀，提高利率，企业成本上涨，物价上涨。为什么？投资是要钱生钱，不划算就不投资；消费是要活下去，不划算也要活下去。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把劳动力当成大宗商品（commodity ），或者说，不去考虑肖战或者李子柒的劳动力，那么只要消费习惯不变，工资增长率就取决于通胀率。挣得多也许花得多，花得多就一定挣得多吗？寅吃卯粮的大概不只是拉美，美国加拿大都一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The Pond 这资本家也太麻烦了，工资不涨没压力，不在国内投资；工资飞涨没动力，不在国内投资。资本家投不投资，关系就那么大吗？没有投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提高，经济没有可分的蛋糕；没有投资，劳动力就永远富余，工资就提不上去。 单靠天然的巧合，让通胀率正好促进资本家投资，就像单靠矿工的努力，让金本位正好适应经济发展一样。更何况资本家是人，有压力有动力也不一定投资。资本家也不是仙家，只能把投资当投机，不能保证商品大卖，粉丝大涨，也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能上涨。  欧文 实际上，从马歇尔的时代开始，甚至从欧文的时代开始，英国就有了劳资协调的理想，劳方与资方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集体协商提高工资，分配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成果。后来的德国、美国、日本都走了这样的道路，让工资的上升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挂钩。  卢森堡 这样的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吗？如果像卢森堡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自然是可以任意伸缩的。但是，劳动力商品在政治学上叫做选民，经济学不能要求美国取消入境限制，让美国人和阿塞俄比亚人生活水平相当。在商品不再稀缺的现代，再去谈弹性和自由显然是开历史的倒车。  梅兹洛克、斯大林等 苏联专家曾经说，“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增长的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指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以这三个原则为指导。在自然工资，或者说生存工资上涨的现代，我们要做的不是像文在寅那样让政治，甚至让生活世界去“入侵”经济，也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做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梦，我们要像亚当斯密那样，认识经济，敬畏经济，也许，这才是古圣先贤“经世济民”的初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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