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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天使在屋顶上飞翔” ——写在《中国新诗年鉴2002、2003卷》编完后 沈浩波 “我信有天使在我的屋顶上飞翔”，这句诗不是我的，是我引自诗人徐江的一首诗，是徐江在《柯索》一诗中夫子自况一句诗。从柯索，到徐江，到我。始终相信有天使在屋顶飞翔的人就是诗人。而在这广袤时代的荒凉屋顶上，诗人们正身披双翼，展翅飞翔，他们是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天使。在这个时候，在刚刚编完这本厚厚的双年度诗歌年鉴的时候，请容许我怀着刚刚与众多天使共舞的骄傲之情说一句——在文学的领域之中，在诗歌的面前，我鄙视小说。 虽然在人心荒芜之今日，一切物化之今日，连身体发肤都可以被全球化之今日，诗歌早已不再是显学，但在网络上，在一本本民间诗歌刊物上，仍然有千千万万人在写作诗歌，在这李白和杜甫的伟大国度，人们仍然相信，诗歌可以使他们从微末的生活中起飞，获得存在的意义。2002，2003，两年时间，看似不长，但是真要去遴选，编成一本年鉴时，我才发现，我所面临的，乃是如恒河之沙般众多的诗歌，它们躺在汉语的月光之下，那么安静，每一粒都有自身着或清或浊的呼吸，它们全是活的，触摸着它们，你能感受到诗人们的体温。而那些汉语中的钻石和珍珠，正在沙砾和卵石之中散发着光芒，等待我去捡起。作为一个编选者，作为一个与汉语诗歌的2002和2003有着最大范围接触的见证者，我体味到的，绝不仅仅是沙里淘金的辛苦，更多的是一种幸福和自豪。每当我捡拾起一枚珍珠，便如同吃了蜜糖般喜悦。这样的喜悦，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每一天都有令我兴奋的发现。仅仅两年时间，我们时代的诗人就在汉语之中留下了这么多杰作，仅仅两年，我就可以编出这么一本年鉴来，那么，再给我50年，我敢说，我能编出三本《唐诗300首》那样永垂不朽的汉语经典来！真正经由我手（本书中有5首诗歌的入选与我无关）选入的每一首汉诗杰作，都可以给那些哀叹当代诗歌与十几年前相比没有进步，当代汉语诗歌与国际诗歌相比仍然处在低谷等等悲观论调的持有者们以当头一棒！ 优秀的诗歌和伟大的诗篇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之中，杰出的诗人们散布在全国各地，过着单纯而艰难的生活。如果你没有看到，那是你福浅缘薄，如果你视而不见，那是你有眼无珠。天使就在屋顶，但他们从不期望和等待你去抬头观望。我们一直在怀念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但也许我们自己就身在汉语诗歌新的盛世。 两年多以前，评论家谢有顺写过一篇文章，名叫《诗歌在前进》。这篇文章后来受到很多资深诗人的诟病，认为谢有顺这篇文章写得过于外行，尤其是对文章的标题，更是指责颇多。他们认为——诗歌怎会有什么前进呢？每个时代都有好的诗歌，而其之所以为好，理由总是相同的，诗歌不是进化，不该用进化论来衡量。但是我要说，中国诗歌在进入新的一个世纪以来的实际情况，恰恰证明了——汉语诗歌的确在前进，而且短短几年便跨过了江窄水急猿啸哀的峡区，进入到波澜壮阔大江席卷之中。我们可以往回看，在80年代，以第三代为主体的先锋诗人们成功地背叛了朦胧诗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特征，并第一次在中国新诗的语境中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语言问题”，甚至部分地涉及到了“反文化“意识，但我们更必须看到，第三代诗人们其实更多地是停留在意识突破和青春期天才式写作阶段，而这种所谓的“意识突破”，正是一个“娜拉出走”式的问题，娜拉不顾一切的出走，这是革命性的，但是，出走之后呢？意识突破之后呢？很遗憾，在以“他们”、“非非”和“莽汉”三大诗歌流派为代表的第三代大多数诗人，都没有把解决“意识”问题当成一个起点，一个开始，而是把某种诗歌意识当成了写作的全部。他们中有很多天才，比如王寅、柏桦、马松、胡冬、孟浪、丁当、于小韦，甚至包括“莽汉”的旗手李亚伟，都把自身的才华一次性地燃烧在自己的青春年代。这就被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者找到了攻讦的把柄，欧阳江河关于“青春期写作”的指认不无道理，虽然他提出的“中年写作”更为愚蠢。不管怎么说，将诗歌仅仅理解为“天才的青春挥霍”，是那个时代诗人整体肤浅的重要表现。进入90年代，各种文化逆潮汇聚并且合谋，中国的先锋诗歌一时坠入低谷，“知识分子”化的“学院写作”大行其道，虽然仍有新起的诗人如伊沙、徐江、朱文、侯马、余怒、岩鹰、阿坚、贾薇等人在创作上和先锋精神上的努力，但终究只能在民间局限地流传，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在90年代还很年轻，创作上也并未成熟。1999年盘峰论争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一个转折意义的标志，紧接着的网络诗歌的摧枯拉朽，“下半身”的血气方刚，都给中国诗歌注入了巨大的活力，2000，2001，混乱，浮躁而又生机勃勃，这是一段加速度的整合期，新的诗歌气象在其中孕育。而到了2002和2003年，当一切开始变得重新安静的时候，诗歌的前进已经通过无数的作品昭然于世。 诗歌的前进不再表现为某种“意识”的先进或者先锋上。而是表现在这个时代的诗人对待诗歌的整体态度上。更多的诗人不再拘泥于不同的诗歌流派在“意识”问题上的种种“道理”，事实上，写作是一项纯粹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没有具体的道理。2002，2003，更多的诗人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和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所到达的更广袤的人性领域。对于世道人心，对于身边剧烈而动荡的现实，对于整个世界，对于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性，中国的诗人在此前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样抵达得如此深远。尤其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sars的蔓延，生命的不断消亡，使更多的诗人开始从纯粹乌托邦的语言幻境中走出，“睁开眼睛写诗”成为越来越多诗人的共识。伊拉克战争催生了翟永明的《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宋晓贤的《上午大战爆发》和我的《致马雅可夫斯基》； sars催生了徐江的《彼城》；孙志刚事件催生了艾先的《良民》；喀麦隆球星维维安.福的球场猝死催生了伊沙的《又逢半夜看球时》——“有的人跑着跑着就死了，有的人死了死了还在跑”……真正人性的现实主义终于在中国的先锋诗歌中成为可能，它与最先进的诗歌意识完全可以毫不相悖，当宋晓贤像白居易那样写着晓畅明白的诗歌，却总能在最轻松和幽默的时刻露出戳透世道人心的匕首时，我看到的是高妙的汉语与一个诗人良心的完美结合；当马非在《人民臭烘烘》一诗中淋漓尽致展现着自己反讽的才华和敏锐的触角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诗人内心最沉痛的瞬间，什么是最高级的悲悯，这就是；当谢湘南、冷眼、鲁布革、江非们以杜甫痛陈“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现实主义姿态写作着当代先锋诗歌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诗人在时代之火中遭到的淬炼；当徐江在《河》中一句三叹地吟咏着青春、时代与人生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诗人的生命中可以承担起一切之重；当一贯以“意识”和“才华”注称的女诗人尹丽川在《因果》一诗中写道：“为了饿死孩子/老死姑娘/这一年/河北大旱/为了毁尸灭迹/滋养梅毒/京城十年/一直下雨。”时，我看到时间和时代给一个诗人的灵魂又增添了一块重重的砝码。 诗歌在前进还表现为几代诗人的成熟和稳定，严力、王小妮、于坚、韩东、杨黎、翟永明，这些中国诗坛的常青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这不是说他们始终在“写”，而是说他们一直在“创造”，一直在爆发着新的能量，一直在提升当代先锋诗歌的美学标杆。而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批被称为“中间代”的诗人，他们中有的已经抵达了自己写作的高峰，为汉语诗歌提供了完整的美学气质，比如伊沙（这一年，他创作了长诗《唐》）、徐江（这一年，他的《杂事诗》系列将他的个人气质展现到了极致）、岩鹰（他将生而为人的孤独写得力透纸背，如同铁钩银划）、阿坚（《在新藏无人区当伙夫》组诗第一次使他摆脱了近乎固定的平民诗人气质，诗中的宇宙时空意识令人吃惊）、殷龙龙（他的才华使得生命的疼痛变得更加痛彻心扉），俞心樵（谵妄的抒情天才仍然在试图充当一只发情的夜莺）；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让人难以置信地改变着自己的诗歌风格，并因为这种改变而焕发出新的生命能量，我说的是安琪和哑石，这两位诗人以前都是坚决的“词语”主义者，安琪与“新死亡”诗社，哑石与《诗境》杂志，他们的诗歌一直以来都是最诘屈聱牙或者最神叨叨的，但多年写作积累的实力使他们随时可能散发出热力，安琪突然在晓畅的口语中变得犀利、敏锐而恣肆，哑石的诗歌则在清晰、明净、坚实中与万物同悲；同样是多年在黑暗中写作所积累的实力，把另外一些出生在6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打磨成了中国诗坛坚硬的实力派，他们是金辉、冷眼、马铃薯兄弟、艾泥、伤水等，他们或许名声并不显著，但创作的实绩却远远超过了很多所谓的知名诗人，尤其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坚韧的创作个性，更是他们得以厚积薄发的坚实保证（和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些“老70后”，即出道较早的出生于70年代早期的诗人如安翔、谢湘南、杨邪、宋烈毅等）。前几代诗人旺盛的写作生命力给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们既提供了传统和榜样，又并未能够遮挡他们中佼佼者发出的光芒，2000年以来“大闹天宫”的“下半身”诸诗人，这两年各自走上了“个人内心”的孤绝之路，有的人蛰伏了，更多的还在继续，朵渔正在让自己诗歌的刻刀每一划都迸发出生命与“手艺人”美学的双重光泽，马非则越发得心应手，这两年他把诗歌操练得大开大阖，巫昂几乎成为中国女性诗歌新的尖端，灵与肉不断紧缩的矛盾，使得她的诗歌有着强大的爆发力，她和更年轻的女诗人如李佚男、溜溜、水晶珠链、巫女琴丝一起，把“女性诗歌”和“身体写作”推向了更深远处，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旅居海外的女诗人的创作，尤其是马兰和绿茶，同样是面临着“女性的深渊”，她们的表达如此不同，但又未必不是殊途同归。每年的年鉴第一卷都是当年涌现的诗歌新人们展现才华的地方，从年龄上来讲，墓草、口猪、魔头贝贝、君儿、鲁布革和曹五木都已并不年轻，甚至可以说是老诗人了，多年的写作积累使他们在这两年出现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墓草的《葵花宝典》和伊沙的《唐》，我的《致马雅可夫斯基》是这两年出现的最重要的三首长诗，《唐》是一个诗人在寻求着历史的默契，是一个时空与另一个时空，一个灵魂与久远以前的另外一些灵魂的搏斗与融合，《致马雅》则是世界与个人内心的搏杀与撕裂，而《葵花宝典》则是一个肉体撕成了两半，在搏杀，在挣扎，在喘息，在呼嚎，作为一个同性恋诗人，墓草在这首诗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永远无法看到的图景，一切都是倒置的，混淆的，残酷的，因而是美的，《葵花宝典》，令人触目惊心；2001年，我在北京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看到女诗人君儿，她送我一本诗集——她已写作多年，那时她还不叫君儿，叫“无花果”，那本诗集让我觉得，眼前这位女诗人根本没有写作的天赋，她的诗歌陈旧而匠气十足，但是，谁能想到，仅仅两年的时间，她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才华横溢，激情四射，八匹马都挡不住她在诗歌中的拔足狂奔，是什么成就了君儿，是什么使两年前的“无花果”写出今日之《九月》？勤奋吗？当然，但不仅仅，应当是网络诗歌上的美学暴力轰开了她以往紧闭的心灵之门，她的面前一下子洪水滔滔，波浪翻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样的洪水可以诱惑她去冒一万次的美学之险，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女性，封闭的生活与开始激越的内心不断地撕杀，其诞生的结晶便是含泪带血的诗歌；口猪的语言才华和诗歌意识令人吃惊，他似乎一下子就拥有了这些，《冬青树》、《大盗》、《某年某月某日》，他这几首诗的写作近乎无可挑剔；魔头贝贝是这两年网络上的明星人物，古典主义者们热爱他的意象和进入诗歌的方式，酷爱悲悯的人们热爱他那感时伤物浓重的悲凉，强调先锋性的诗人们同样也能欣赏他的语言方式和点石成金的才华，他像陶渊明和王维那样从田园树木开始“比”和“起”，但一转眼，在宁静中包含着激越，如同黑夜里黝黑平稳的松涛中突然射出一把“伤心小箭”，在你猝然时击中你心头最柔弱的一处，这才是他的“兴”。魔头贝贝有着早年的牢狱生涯，有着漫长的贫穷生活，有着自卑而又骄傲的内心，这一切，既成全了他的一部分，又给他的另一部分带来了隐患，他的好诗总在某种套路中，一旦试图挣脱，就容易无法把握内心，或走形，或滥情。这一点，墓草同样如此。 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诗人每年都另开一卷，澳门诗人姚风（网上叫“黑中明”）和台湾资深诗人陈克华的诗歌尤其令人激赏，前者的短诗，炉火纯青，语感极好，是高级的口语，更重要的是，他有智慧，他有在几行之内显示智慧的能力；而后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好着，神来之笔不断，气象恢廓，挥洒自如，而又直指人心，可惜当年“三三”诗人林耀德早逝，要不然，此二人一时瑜亮，如台湾诗坛夺目双星，旁观者如我，当会为之心胸激荡。为了向大陆的诗人和读者展现台湾最年轻一代（在台湾被称为“六年级”），我特地找到了林婉瑜、林巧乡、木焱、邱稚亘、丁威仁等人的诗歌，希望借此可以多了解彼岸最当下的诗歌状况。 我信有天使在屋顶飞翔，我信汉语的诗歌会一直前进，我信汉语的开元盛世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信诗歌，我信汉语，我信诗歌和汉语中自有天道人心。 附：谨在此向为我编辑本次年鉴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致谢，他们是：马兰、阿翔、伊沙、魔头贝贝、外外、朵渔、巫昂、杨邪、刘川、谭克修、叶蜉（台湾《壹诗刊》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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