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万历三大征里最好打的一次：从宁夏之役，看明朝边防的病根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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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中，相较于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平定蒙古人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役，往往没那么受人关注。从时间上来说，这次叛乱，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爆发，到九月被平定。前后大约八个月的时间。从地理空间上来说，其范围基本上限于宁夏镇及其附近地区波及不广。因此历来关于明史的几部重要史书，如《明史》、《明通鉴》等都未将其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处理，记录都不是很细。但是如果我们广泛地阅读有关于这一事件的史籍，就可以看出这一事件不但反映了明朝后期军政体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且也对明朝后期的政治局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哱拜本是蒙古人，嘉靖年间“住牧山后，屡盗边民头畜得利，因投黄台吉部”。其人生性狡黠凶悍，黄台吉颇忌之。后来，哱拜因“得罪其部长，父兄皆见杀”，而他由于“伏水草中得免”，走投无路的哱拜最后只得投降明朝。时任宁夏巡抚的王崇古接纳了他，并采取以夷制夷之法，挑选土著士兵，建立卫队，由哱拜统领，号为其家丁，对抗蒙古。哱拜善骑射，勇艺绝伦，其卫队勇猛敢死，因而屡立战功，经常受到重赏。巡抚王崇古、总督石茂华先后奏请加哱拜副总兵。

哱拜自降明后可谓顺风顺水，并以宁夏副总兵致仕。那么他又为何要发动“叛乱”以致晚节不保呢？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隆庆和议”后，明和蒙古以和平互市为主流，西北地区亦开放马市。这样明与蒙古的冲突就减少了，而哱拜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哱拜致仕后，其子哱承恩袭其位，哱承恩生性乖张，史书记载：“……子承恩，拜梦妖物入妻，施胁而生，狼形枭啼，性狠戾。”

哱氏父子在宁夏可谓势高权重。万历十九年（1591），党馨出任宁夏巡抚，党馨“疑拜势重难制，每事裁抑之”。这年秋天，右翼蒙古部落进犯青海，经略郑洛调遣宁夏兵马西援。哱拜主动请缨出征，得到了郑洛的许可。

然而在分配兵马时，巡抚党馨却故意“于其（哱拜）马之羸者不与易”。这件事引起了哱拜的不满。其后，党馨让哱拜种西域树瓜，瓜熟，哱拜遣人送之与党馨。

党馨却以瓜薄为由将送瓜者打死。哱拜遂又派义子哱奕襄以金银好礼送与党馨。不料党馨大怒，将哱奕襄投之于狱。这之后党馨又以哱承恩强取民女为妾，将其鞭笞。党馨的百般刁难引起了哱氏父子的极大愤怒。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叛乱”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党馨对士兵极其苛刻。他命令士兵们缴纳拖欠的朋合银、朋头银和肉脏银，并规定交不齐者将从月粮中扣除。同时，他又长期不向士兵发放冬衣布花草价银。这些行为引起了兵丁们的严重不满，成为了“叛乱”的导火线。兵丁刘东旸对党馨的做法极度愤慨。他在军中颇具威望，且有一定的领导才能，遂与哱承恩等八十余人秘密集会，准备举事。这样一来，哱拜反抗活动（明廷称之为叛乱）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 

党馨与哱氏父子、官兵们的矛盾是造成“叛乱”的直接原因。然而在这背后，却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边将权力的不断增加。明朝自太祖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着北方蒙古部落的威胁，为了更好地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明朝采取了不断增加边将权力的措施。给予将领充分的领导权力，才能够对军队进行有效的调度，充分发挥将领的军事才能，提高防御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明代边防建设。可是另一方面，边将权力的不断增大却增加了内忧，像哱拜这样权倾一方的军事将领在明代中后期极为普遍。其次是家丁制度形成和发展。家丁在明代中期就已存在，嘉靖时期国家开始供养军官的私人家丁，军事家丁制度形成。私人家丁听命于所属将领，他们在北部边疆地区逐渐成为抗击“北虏”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家丁军队的出现却也埋下了隐患，如在哱拜“叛乱”中，家丁军队构成了“叛军”的骨干，给明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此外，明朝中后期政府财政拮据，面对边疆地区的大量军饷，力不从心，加之多有官员侵吞粮饷，致使军队缺饷状况严重，边疆地区士兵待遇较差，多有不满，因而兵变现象在这一时期出现较为频繁，而兵变也是哱拜“叛乱”得以发生的又一社会原因。 

在以上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哱拜等人于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叛乱”，对明朝政府来说“万历三大征”之首役由是揭开了序幕。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众兵丁聚集讨要所欠饷银，遭到了宁夏当局的拒绝，愤怒的士兵们蜂拥上街，他们“沿街号召，各要穿甲随众，不从者杀”。形势已经开始朝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而此时宁夏总兵张维忠则不知所为，仍然幻想着以游辞化解士兵的怨气，因而错失了消弭“叛乱”的时机。士兵们将张维忠控制起来，他们冲到巡抚党馨的住处，细数党馨的“罪状”，并枭其首，肢解其尸体，以肉喂犬。杀掉党馨后，闹事者“始收各衙门印信，分闭六门，纵狱囚，焚案牍，掠公私积帑，市遂货币，烧官民庐舍，火光彻天”。

宁夏城中一片混乱。其后，刘东旸被正式推举为首领，“叛乱”自此已经形成。除刘东旸外，许朝、土文秀和哱承恩成为了“叛乱”的另外几位领导者和关键人物。

至于哱拜，他起初对“叛乱”是有所顾忌的。史书记载：“哱拜为子所挟，尚惶惑”，然而见到了“叛军”的声势浩大之后，哱拜产生了顺势而为的心理，遂逐渐走上前台，成为了“叛军”之中最主要的运筹者。

宁夏发生如此大的变动，消息不久便传到时任三边总督的魏学曾那里。鉴于当时获知的情况有限，魏学曾先是派遣专员火速前往宁夏了解情况，并发布命令兵变士兵停止行动，听后处分，试图先稳定局势，同时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然而哱拜等人并未理会魏学曾的命令，他们一方面向魏学曾提出条件，要求朝廷免罪并授予官职，一方面积极组织所掌握的军队，准备向宁夏周边进发。“叛军”控制宁夏不久，即由哱承恩与土文秀各率一军，分别向玉泉和平虏方向进军。“叛军”进犯之初异常顺利，明军据点或是有营兵内乱响应“叛军”，或是望风披靡，不堪一击。不久后，“叛军”相继攻下自河西至玉泉四十七堡，河东重镇灵州、花马池告急，全陕震动。 

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宁夏“叛乱”的消息传至北京，明廷向魏学曾下达命令：“命学曾驰赴宁镇，擒元凶，赦余党，听便宜处置，务昭朝廷恩威，毋得延误军机。”

魏学曾当时身在固原，距离宁夏镇 700 多里，对“叛乱”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又逢边备久驰，缺少钱粮，问题甚是棘手。在这种情况下，魏学曾先是进行了一番细密的准备。他首先急调各边之兵勇来助，又借茶马官银补充军饷，保证军队战斗力。其次他移书于各边堡，稳定军心，加强防备。同时由于宁夏镇处于明蒙边界地段，魏学曾担心“叛军”与蒙古相勾结，即派遣军队加强对边境各个隘口的把守。布置得当之后，魏学曾又分兵三路，一路由副总兵李昫率领赶赴灵州，一路由游击赵武率领前往鸣沙州，同时沿河道布置重兵，以防“叛军”渡河。而他亲自率一路部队驻扎于军事要地花马池，以为策应。三地构成掎角之势。魏学曾的布防扼制了“叛军”继续向东南扩张的趋势，将“叛军”阻挡于河西地区。“叛军”曾试图冲破这道防线，结果以失败告终。 

稳定了局势之后，魏学曾开始反击，他命令河东一线明军从不同据点向西进军，明军的大面积反攻令“叛军”难以招架，明军接连取得大捷，先前被“叛军”夺取的河西四十七堡皆被收复，“叛军”的势力范围又回到了宁夏镇及周边一些地方。在魏学曾的调度下，明军的进攻非常顺利，“叛乱”的平定似乎指日可待了。

就在明军胜利在望之际，魏学曾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老谋深算的哱拜深知仅凭“叛军”的实力难以与明军相周旋，他遂遣使者向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求助。哱拜许以重金加城池，获得了蒙古著力兔部等的支持。著力兔直接派军队参与到了“叛乱”之中。蒙古的介入使得哱拜“叛乱”更为复杂化。魏学曾此后面对的不仅仅是“叛军”，还有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 

蒙古援军到来后，哱拜“大索金帛声伎其欲”，使虏大悦。哱拜试图趁着蒙古军队的到来，对明军予以反击。他派义子哱云等与著力兔率领的蒙军攻打平虏，自己率军与土文秀向玉泉方面进攻。平虏之战中，参将萧如薰力战，并设伏射杀哱云，力保城池不失；玉泉方面，游击赵武坚守城池，副总兵李昫随后率援军赶到，“叛军”只得退去。而这两次战役也粉碎了哱拜意图反攻的计划。“叛军”反攻失败后又退回宁夏镇。明军乘胜追击，双方力战，互有伤亡。

而明军此时粮饷不足，难以继续有所作为，战役进入相持阶段。根据这种情况，魏学曾又想出了暂缓攻城，采取离间计的办法，使“叛军”内乱。他派人见刘东旸，诡报朝廷将升他为参将，又秘密遣人见哱拜、土文秀，告知二人杀刘东旸和许朝则可戴罪立功。魏学曾的计策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行的。然而由于当时“叛军”较为团结，此计谋被哱拜识破，未能实现。 

此后，“叛军”一面坚守城池，一面继续与蒙古部落相勾结。而魏学曾则只有等待粮饷和援军的到来。四月中旬，甘肃巡抚叶梦熊派遣总兵麻贵、牛秉忠率一千余苗兵前来增援。不久后明军再次向宁夏发起进攻，“叛军”败退入城坚守，宁夏城坚难摧，史书记载：“宁夏城池系赫连勃勃所筑，名曰统万，最高且坚。赵元昊据此拒宋师，七十万众不能克之，故贼（“叛军”）倚恃不惧官军。”因而明军多次攻城未果。双方在宁夏交战之时，“叛军”“计延绥、榆林兵出内虚，勾黄台吉妻，令其子舍达大、从子火落赤、土昧铁雷掠旧安边、砖井堡以牵我兵”。而哱承恩则同时出击，设伏于汉延渠，袭击明军运粮部队，并截获粮饷二百车。粮饷被劫，对明军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进入五月，西北地区天气炎热干燥，明军士兵中很多是从外地调遣而来，无法适应，疾病开始在军营中蔓延，加之“叛军”与蒙古军队控制着明军运粮的通道，局势又朝着不利于明军的局势发展。 

自“叛乱”发生以来，已有近三个月，魏学曾久未平定，朝中议论纷纷，更有人进言魏学曾无谋略，误国事，要求将其罢免。而此时，又逢日本大举入侵朝鲜，危及辽东地区，局势更加紧张。万历皇帝遂下旨削魏学曾职，命其戴罪立功。同时，派遣朱正色、叶梦熊、李如松等领兵前往助剿，又命梅国桢为御史监军前往宁夏监军。而“叛军”方面，竭尽所能讨好蒙古，不仅将大量金银宝物相赠，还纵容蒙古军队劫掠所攻下的城池，奸淫妇女。哱拜更是长住著力兔的营账，而许朝则与蒙古酋长联姻。在蒙古军队的帮助下，“叛军”得以同明军僵持。 

在对待蒙古方面，战役之初魏学曾为了阻止其与“叛军”的联合，避免局势复杂化，改变了以往对蒙强硬态度，采取了怀柔之计，史书记载：“（魏学曾）复遣人谕虏，申朝廷和市旧约，令勿助逆……”。然而在“叛军”许以大量利益的诱惑下，蒙古部落仍然出兵援助。 

明廷加大对平定“叛乱”的投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叶梦熊领军到达后，明军随即发动进攻，此役几乎破城，差点生擒哱拜。逃过一劫的哱拜遂遣使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前往蒙古卜失兔处求援。卜失兔答应攻打灵州，劫明军粮草。不久，御史监军梅国桢协同都督李如松也率大军到达宁夏。明军随即又发动三次进攻，“叛军”以死相守，战斗过程十分惨烈。最终明军仍未能攻下宁夏城。尽管未能取得胜利，然而此时明军优势已十分明显。城内“叛军”士气低落，“叛军”首领之间亦出现裂痕，他们已无反击之力，只得坚守城池，再次等待蒙古军队的救援。

御史梅国桢的到来加大了明军的胜算，但是与此同时他与魏学曾之间也产生了较大的矛盾。梅国桢（1542——1605），字克生，号衡湘，湖北麻城人（今湖北省麻城市）。梅国桢虽文官出身，然确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他在还未到任之时便针对宁夏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六条建议：“一曰谕诸臣以急公义；二曰赏完守以鼓忠义；三曰分逆顺以散虏党；四曰专责成以制寇患；五曰豫处偫以济士马；六曰禁妄杀以安人心。”

梅国桢对宁夏战役的态度是较为激进的，主张力战。未赴任时其对魏学曾师久无功就有看法，他被任命为御史监军，也体现出万历皇帝的急于平定“叛乱”。可是未亲临战场，是无法准确了解“叛乱”的具体情况的。

梅国桢率大军到来后发动了三次攻城战役，均因遭到“叛军”顽强的抵抗而未能成功，事实证明强攻是行不通的。魏学曾已是年近七十的老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作为三边总督他对宁夏“叛乱”的情况更为了解，可是梅国桢以御史监军身份领兵而来，急于破城。二人意见不合，矛盾难免出现。 

梅国桢认为魏学曾治军不严，在处理“叛乱”过程中多有不妥之处，并上奏朝廷言魏学曾之过：“佥事从府躍下，贼令四人下取，我军咫尺不敢前。又北虏数万断我粮道，杀戮无算，（魏学曾）匿不以奏”，要求罢免魏学曾。而魏学曾则上疏朝廷要求梅国桢必须服从自己的安排。二人性格都很倔强，矛盾逐渐升级。万历皇帝对宁夏战役早已不耐烦，他派梅国桢前往监军，自然倾向于梅，此时朝中亦有人指责魏学曾领导宁夏战役不利，这些情况预示着魏学曾厄运的到来。

另一方面，叶梦熊、梅国桢、李如松等率军陆续到来后，对宁夏城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然而均未能克城，战役又陷入僵局。而宁夏城内的“叛军”日子也并不好过，接连应战损失惨重，城内粮饷严重短缺，“叛军”士气低落，“叛军”首领分歧越来越大，许朝已准备向明军投降。梅国桢也决定采取招抚之计策。正当局势出现转机之时，蒙古卜失兔率军两万，庄秃赖、明爱率军三万前来援助“叛军”，这给了负隅顽抗的哱拜、刘东旸等人一线希望。哱拜遂派家丁引领蒙古军队由河西向河东进军。蒙古铁骑来势汹汹，与明军在沿河地带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明军在李如松、麻贵等人的力战下将蒙古军队击退。 

明军与“叛军”又呈现胶着之势。压力之下，魏学曾想出了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的计策，那就是以水灌城。宁夏城东北地势低洼，在此修筑堤坝，决开黄河口，将水引来灌城，则可不战而平乱。这一方法是取得宁夏战役胜利的捷径。魏学曾此前早经命令明军在此修筑堤坝，引入黄河水，但却久久不肯放水淹城。究其原因，《泾献文存外编》中这样记载：“（宁夏）城坚不可猝拔，（魏学曾）计惟决水可灌，顾恐伤良民，则筑堤而实土塞城……”。魏学曾担心伤及城内无辜，没有下决心灌城。因此延长了平定“叛乱”的时间。 

随着魏学曾与梅国桢矛盾的激化，加之“叛乱”久未平定，朝中又有人诬蔑，万历皇帝实在等不下去了。七月，万历皇帝以师久无功，损耗兵饷为由，下令“逮学曾至京”。魏学曾就这样被罢官，押回京城。魏学曾被逮后，叶梦熊升侍郎，代为总督讨贼。宁夏战役后期主要是由叶梦熊和梅国桢领导的。而他们采用了魏学曾的计策，以水灌城。就在魏学曾被逮不久，明军便决开大坝放水，大水将宁夏城包围，并溢入城中。这时宁夏城内已一片狼藉，城中严重缺粮，“叛军”人心惶惶，城中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两朝平攘录》中记载：“城中乏谷，士尽食马，马余五百骑，民食树皮，败靴，死相属” ，“人民饿死吊死者踵相接也”。哱拜等人商议，城外积水日渐增加，死守则迟早被破城，只有再次向蒙古求援才会有一线生机。

而此时，明军也早已加强对各个边防要冲的守备，防止蒙古军队的救援。随后著力兔果然率军前来，却被早有防备的李如松、麻贵等人大败。是役，“虏大败，腾山逃去，自此解体，不敢复入矣”。失去了蒙古部落的援助，哱拜等人只有坐以待毙。宁夏城破只是时间问题。九月初，梅国桢和叶梦熊相继率军进入宁夏城南关，他们“犒赏兵众，抚安关民，不杀一人。大城居民闻之，人人思献城矣”。

明军随后攻至宁夏主城，“叛军”继续垂死挣扎，官军数日未攻下。而此时城中“叛军”首领离心越来越大，先是土文秀欲投降献城，被刘东旸和许朝杀死。随后梅国桢决定采取离间计，假允哱承恩如果投降，可既往不咎并授予官职，又买通“叛军”将领周国柱，促使“叛军”内讧。计策奏效，城内“叛军”首领开始厮杀。哱承恩杀掉许朝，周国柱杀掉刘东旸。明军随即进入宁夏主城内，哱拜闻讯知道大势已去，遂自焚，哱承恩被生擒，其后押送至京城处死。自此长达六个多月的哱拜“叛乱”终于被平定。

 

哱拜之乱的发生，梅国桢曾就此做过客观的分析。他认为：“洪武以至嘉靖，寇无岁不犯，我无岁不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克削之苦。嘉靖以至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克削之苦，而无操练之劳。今时则异是矣，外实修和而内欲兼战。修和则不免仍克削以为媚寇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而无首功之望。不加矜恤而克削之闻，使之治生不给，发身无阶。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即总兵张维忠疏内所列，据臣所知，有载在会计录者……皆以节省为重，以矜恤为轻。暂行于无事之时，尚难以得其心，相沿于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

从梅国桢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哱拜之变与明蒙和议后明朝对边镇将领的基本政策是相联系的。自明蒙议和之后，克削边军，贯以节省，是明朝的政策。由于把边镇的主要财力都用于蒙古的贡市，边镇官军的粮饷一减再减，导致边将生活困难，“治生不给”，又因备不战，将士没有立功的机会，难于升迁，这是导致兵变的根本，而巡抚党馨的施政，成为哱拜之乱的直接导火线，为明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参考资料：《明史》《宁夏府志》《两朝平攘录》《梅国桢集》《万历武功录》《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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