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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转眼到了1948年五六月，我爸爸妈妈一起调往平山县的军委总政治部工作，因此也影响到我们几个孩子。影响最大的要数对妹妹米囤了、她已在奶娘家快3年了，同奶娘一家人的关系比对妈妈还亲。她奶娘家因生活贫困，大人要下地干活，米囤常一个人被留在家里，由此变得不爱说话、性格内向。以往妈妈去看她，经常见她一个人坐在门边，妈妈同她说话，她一声不吭也不理妈妈，妈为此还流过眼泪。这次她奶娘听说要把妹妹接走，一下急得精神有些失常了。妈妈不得不接回妹妹住几天再送回去住几天，经过一段适应后，才让他们分开。最后的分别米囤好像感到了与以往不同，她奶娘和奶爹一起送她来，还留下住了一夜，她晚上睡在奶娘和奶爹中间，一只手压着奶娘一只手压着奶爹，生怕他们走了。这次分别对米囤感情上的刺激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对我和黑胖来说，不上托儿所能同爸妈在一起，当然是很高兴的了。而黄河只有9个来月，只能先留在他奶娘家，妈妈托付给当时任太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大任的爱人师德清阿姨代管，等以后条件许可时再团聚。 妈妈非常感激喂养我们的三家奶娘和照看黑胖的老乡，在那异常艰苦的几年里，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妈妈永远记着他们的恩情，以后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尽自己所能给他们寄一些东西表达感谢之情。在我们长大懂事后，经常告诉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并让我们自己同奶娘家保持联系；在我们工作后，要求每个人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奶娘，表达永远不忘根据地人民的养育之恩。我们都没有辜负父母的嘱托，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了。 从妈妈生黄河起一直到在总政安排好工作止，大约十来个月的时间，由于驻地常变动，我和黑胖无处可托，只能经常在妈妈身边。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赵连坤叔叔除了负责爸爸的生活和警卫工作外还要照看我俩，他当时才20来岁，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却很有耐性。白天领着我们玩，常到河边给我们抓蝌蚪、小鱼什么的，黑胖特别调皮，经常把蝌蚪的尾巴掐掉，看着它们在水中挣扎的样子，觉得好玩；他晚上带着我们睡觉，一边一个，把尿、盖被子（蹬被子），使他也睡不好觉。有一天晚上，他伸手一摸黑胖没了，迷糊中从地上抓起来塞进被子就又睡着了。早上一看黑胖的脸上、头上怎么有不少血痂子？低头一看，尿盆粉碎，尿流了一地，这才明白孩子晚上掉到了地上。妈妈看着弟弟的“尊容”真是哭笑不得，觉得太难为这个大“小伙子”了。黑胖由于没有找到奶娘，所以同赵叔叔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弟弟不会走路时，他经常抱着或让弟弟骑在脖子上，天冷时还把弟弟的两条小腿和屁股揣进他自己的棉裤里，于是他的裤裆被尿湿，脖子上被拉上屎是常有的事。我爸妈非常感谢赵连坤叔叔对我们家的帮助，到总政工作后，送他到新组建的华北军区画报社学照相技术，他舍不得离开，但爸爸非常坚决，让他一定要学一些本领。 我爸爸在军委总政任第一研究室主任，即相当于组织部部长。妈妈在第一室担任团级研究员，做组织、干部工作。我们住在平山县夹峪村，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不远。我们3个孩子被送到了托儿所，这个托儿所就是我在延安时入的“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于1946年11月底撤离延安，东渡黄河经过山西历时一年多时间于1948年春辗转到了河北平山县。因为我家离托儿所不很远，我们有时能回家。可能由于前一段在家里住得时间长了，自由惯了，所以每次送我们去托儿所时，我们都很不乐意。有一次，妈妈和警卫员叔叔用马车送我们去托儿所，走了没多远，黑胖突然跳下车使劲往回跑，叔叔赶紧去追，把他抓回来交给妈妈后继续赶路。妈妈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托儿所？他说：托儿所不自由。妈妈真是无可奈何，以后送我们走时再也不敢大意了。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开始节节败退。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妄图采取偷袭我党中央所在地的办法，派飞机炸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消灭中央首脑机关，使我军群龙无首，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秋季的一天，我们正好在家里，突然飞机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响起，人们开始奔跑。一个叔叔迅速把我抱起，飞快地向村外跑，我被挟在他的掖下，跳过一条“大河”，躲到庄稼地里，透过玉米叶子可以看见从头顶飞过去的飞机。这次飞机轰炸的惊险情景，我一直忘不了！ 这期间在托儿所的生活还是非常愉快的，阿姨经常带小朋友们到河滩边玩耍、一起做“老鹰抓小鸡”、“找朋友”等游戏，至今我还能哼唱“找朋友”的歌词。找朋友的游戏是这样的，两队小朋友手拉着手相对三四米而立，唱歌的一队向前走，不唱的一队往后退。 甲队：我们要求一个人啊， 乙队：你们要求什么人啊， 甲队：我们要求XXX啊， 乙队：什么人来同他去啊， 甲队：XXX来同他去啊。 然后这两个小朋友单手拔河，双方都给他们加油，输者加入到赢者的队伍中去，如此反复，最后以人数多少决定胜负。 托儿所就是以很多这样的游戏，使我们在寓教于乐中身心得以健康成长。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我们在托儿所的这一段生活还是比较安定、幸福的。生活有了规律，也不太爱生病了。只是妹妹米囤得过一次百日咳，当时没有什么特效药，托儿所常采用的一种“土办法”是给孩子注射大人的血，以增强抵抗力。这次是用我爸爸的血（A型）给妹妹注射的，用这种办法还真治好了米囤的病。 到1948年底，我军先后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全国的解放取得了军事上决定性的胜利。而随后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又为解放全中国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工作。 1947年朱霖同四个孩子 为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爸爸日以继夜的工作，很少能顾及到孩子们，而妈妈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尽量安排和照顾好孩子们以减轻爸爸的负担。这期间还发生了她大难不死的事情。她在1948年11月底住进了朱豪村从延安迁来的中央医院，生下了第五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弟弟黄胜利后，没想到她感染了产褥热，发高烧41度，半个多月不退。当妈妈看着同她来作最后告别的亲人和同志们时，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她心里很明白，她不甘心在胜利即将到来之时离开大家，心里想着一定能战胜疾病。在退烧药不起作用又无药可使的情况下，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爱人拿出了为他们孩子（夫妻长期分居，年纪很大才有一对儿女）急救所备的奇缺的两瓶盘尼西林，同时在延安来的医生的全力救治下，妈妈终于得救了，同大家一起迎来了胜利进北平（北京）的日子。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1949年3月23日由西柏坡出发，25日到达北平西郊的香山。我爸爸是同军委总政的领导跟着毛主席一起到香山的，妈妈是同机关的其他同志和孩子们于4月初离开平山县的。 这次搬家对妈妈来说最困难的不是财物，供给制下个人没有多少东西，主要还是孩子问题。5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刚4个来月由奶娘喂养的孩子，这真是不小的负担。奶娘一听说要把黄胜利带走，说什么也不干，非要把孩子留下。妈妈虽然生孩子多，但也舍不得把孩子送给人家，最后只能以带着奶娘一起进北平，然后再把她送回家为条件，才把弟弟带走的。这时二弟黄河已由他奶娘、奶爹从涉县送来，我、黑胖和米囤也都从托儿所接回，以减轻托儿所的负担。 我们进北平乘坐的是缴获的美国造高四轮大卡车，路经石家庄到保定，住一夜。我记得当时住在一个小楼里，看到电灯通明，孩子们兴奋极了，楼上楼下地跑个不停。第二天早上出发，我发烧病了，只好由一个阿姨搂着我坐在汽车的驾驶室里，一路昏睡啥也记不得了。听妈妈说，我们是由西单南边的宣武门进城，又出复兴门到称为“新北京”的翠微路，在一个日本人的旧兵营里住下来的。 “洛杉矶托儿所”也从平山县迁到了北平西郊万寿寺，我们家个孩子连弟弟黄河一起又都入了“北京洛杉矶托儿所”（后来1950年6月又因爆发了美侵朝战争，我志愿军10月入朝参战托儿所更名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1949年夏天赵连坤叔叔陪爸妈去看我们。我们在托儿所门前站在吉普车上同爸妈和丑子冈院长及她的女儿亮亮一起留下了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 由于父母工作忙，不能顾及我们，尤其是建国后1950年1月他们调入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后被派往同我国建交的国家，长年在国外。托儿所包管了我们的一切，从吃穿用到办理升小学，为我们解决了所有家长要操心的事。就是在我上小学以后，放寒暑假其他同学都回家时，托儿所还接我们这些没有家的孩子回去过好几次。 我们都称呼院长丑子岗为丑妈妈，她对我们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特别关心、照顾，想尽办法为我们改善假期生活，组织到公园玩，看文艺演出等多项活动。我记得有两个假期，她特别地交待炊事员给我们做过黄油点心吃，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记忆中可能都留下了那最好吃的点心的滋味！ 我们上了小学的孩子比托儿所的孩子不好管，有一些孩子很调皮，真给托儿所增加了不少麻烦。按常理讲，我们已经升入了小学，托儿所完全没有义务再管我们了，正是由于丑妈妈和托儿所员工对我们的深厚感情，才这样对待我们。尤其在我们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从切身感受更加深刻体会到他们的情谊，也更加怀念他们。 假期我回到托儿所，丑妈妈特地把我弟妹接来同我团聚，让我带着他们一起玩。我还记得，丑妈妈拿着糖果给弟弟妹妹吃时，嘴里不停地说：这是爸爸妈妈给你们的糖果。实际上父母远在几万里之外，她为了使长期离开父母的孩子们不忘记父母，想尽办法使我们产生对父母的感性认识，她的良苦用心让我终生难忘。 我是1949年秋由托儿所送到万寿路“中直机关育英小学”的。这是直属于中央机关的学校，招收的都是机关干部和有关人员的子女。学校实行的是供给制，吃、穿、住、用，国家全管，一直到1954年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为止。我们的生活待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属于中上等的。虽然我父母长期不在国内，孩子们陆续上小学后都是长年住校，但毕竟是全国解放了，开始了和平、安定的生活。除了在抗美援朝期间，学校的玻璃都用白纸条糊成米字型，我们也参加一些支前活动，能够感受到一些紧张的气氛外，可以说我们开始了金色童年的生活。 黄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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