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26日，与孔飞力、魏斐德并称美国“汉学三杰”的汉学家史景迁去世，享年85岁。史景迁先生虽然在西方书写中国的历史，但在中美两国甚至整个世界的中国研究学界都享有盛誉，被称作“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作为教授，他在耶鲁大学主讲的中国历史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之一；作为研究者，他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能使专业史学著作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之一，同时对中国历史知识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影响深远。 这样一位特殊的学者，他在研究写作中的核心问题意识是什么？他的文笔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在越来越重视理论分析的研究趋势下，讲故事会成为一种过时的写作方式吗？ 这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博，请他聊一聊他与史景迁先生的几次交往学习经历，以及史景迁先生的中国学研究所带给他的启发。 本文为播客的精华版内容节选。  01. 回忆与史景迁先生的交往 何必：您跟史先生是有过几次交往？ 雷博：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差不多算是我第一次进历史系听讲座，就是听史景迁先生的讲座。时间我都记得很清楚，2003年的12月份。 那时候罗志田老师还在北大历史系，当时北大历史系邀请史景迁先生做一次讲座，讲座的主题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讲的是Opening Words，也就是一本书或者是一篇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起笔。 当时历史系还在静园的二院，静园二院会议室本身就很小，我去的又比较早，我就被来的人流不断地往里挤，最后挤到了最里边。结果最后史先生来了之后，他就在我的旁边，所以那场讲座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看着他的侧下方的下巴，看他的白胡子听完这场讲座的。 那场讲座对我来讲，具体的内容印象不是很深刻，但是他用一个很深情的方式来讲了一个好的文本的写作、一个好的故事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先声夺人，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抓住读者的眼球？更重要的，他在里边讲自己去写一个故事之前，他特别看重什么？他看重的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真的带入到那个故事当中。 后来有几次我跟史先生一起到一些地方去游历，就发现史先生非常喜欢去感受周围的空间。哪怕时移世易，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依然对那个空间有特别强烈的感觉。 那次我其实就只是听史先生讲座，还并不认识他。但很巧的是，隔了两天，我从北大的西南门要进去，北大西南门当时还是有保安的，有两位女士就被卡在门口了，正好我认出来了，其中一位是那天史先生讲座的时候的翻译，我对她印象很深，认出来了，然后我就给保安介绍了一下，就把她们带进去了。 那么另外一位女士就是史景迁先生的太太：金安平老师。进去之后，我们一路聊，一聊起来我就说，那天我去听了史先生讲座。金安平老师她做的主要是中国先秦思想研究，那个时候我正在哲学系读书，我也是正在学习先秦，所以跟金安平老师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聊就聊得非常投缘。马上金老师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在北大里边找了一个咖啡厅，专门来仔细地聊了一下，后来就和金安平老师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图 | 史景迁夫人金安平老师 02. 史先生不是在做China study 而是带着共情讲故事 雷博：史景迁先生他自己就说景仰司马迁嘛。余英时先生也说他本人的写作是可以归入到司马迁的传统当中，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因为司马迁的传统，我们通常比较容易把他理解成是一个正史的传统，就是为国朝书写正史。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班固以后的传统是这样的正史传统，但是司马迁不一样。司马迁他为人物做传记，除了要有所谓的罔罗六经之遗闻，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历史，把从黄帝以来的历史传承下来。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一点是，它其实是以一个高度共情的方式，让我们回到历史场景当中，把历史人物不是以在历史当中的刻板符号的这种方式，史料学地呈现给我们，而是让我们真正意义上感受到它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在他的环境当中、在他的格局当中、在他的命运羁绊当中，他既有他自己的不得已、有他自己受到的各种阻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又有他自己的血性、有他自己的义气，所以哪怕是个小人物，哪怕是一个在历史当中不起眼的人物都有他的闪光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马迁说他是：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的通古今之变的关键是在这个“通”字上。所谓的“通”，它不仅仅是做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机械的加和，那不叫做“通”。 真正意义上的“通”，实际上是通今古人之心。通过一个好的历史写作，让大家意识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让大家意识到古人跟今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底层的心灵连接。我觉得这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那么为什么史景迁先生他是接续的？或者他自己的写作方式，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当中，就是因为史先生他的一个最有意思、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不是在做 China study，不是在做一般的历史研究，而是带着高度的共情感在写中国历史故事。他把他的研究隐藏在了故事里边，他的很多书是有研究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性。 03. 史景迁在西方汉学传统中处于什么位置？ 雷博：有一些特别严谨的学者觉得，史景迁写的这些东西，不论是从史料的角度，还是从史学研究角度来，没写什么，就写了一些给大众看的一些故事而已。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要讲这个问题，应该要对整个欧美的汉学有一个整体认知，才能够理解史景迁在这样整个谱系当中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欧美汉学界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欧洲的传统汉学界，比如说像伯希和，他们那个意义上的汉学家，他其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学家，他比较接近于欧洲古典学的一个气质，他其实是站在欧洲古典学的基础上反过来来看中国古典学，所以他更看重的是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比如说它的文献、古代材料，然后基于古典文献去对整个中国古典去做一种理解。 何必：这个传统其实反倒比较能和咱们中国历史上晚近的学术传统，比如乾嘉学派可以有很好的（共鸣）。 雷博：对！共鸣是非常大的。乾嘉学派本身在现代转型过程当中，也确实跟欧洲的汉学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美国的汉学更准确的讲，它其实是一个China study，它是中国研究。大家公认的美国做中国研究的那几代人：第一代哈佛学派费正清他们这一代人，包括后面的（何必：西海岸的斯坦福学派）；包括加州他们讲的“大分流”，然后也包括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他们这些研究近代中国转型的这些学者。 图 | 孔飞力与他的著作 另外所谓的汉学三杰：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史景迁、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他们这几位学者，基本上关切的核心问题都是在明清近代。美国汉学界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比如说研究唐宋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但是真正的主流的中国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明清到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换言之他们更关切的是现代中国，就是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型？如何建立起来的？特别是这几代学者，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战后，包括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也都是在战后成型的。 对于他们来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问题意识：如何理解现代中国？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学者的一种敏锐。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责任：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phenomenon，我一定要去把它去做一个全方位的理解和梳理。 在这样一个理解梳理过程当中形成了几代中国研究学者。我们也知道那个阶段还有很多中国出生的学者，比如像萧公权先生，何炳棣先生，他们也在美国，就相当于他们也把民国的很多学统带到了美国去，形成这样一个整合发酵。 但是在美国战后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很多学者的学术贡献非常大，但是他的作品当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从政治上的角度不正确的地方，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被中文转译。 史景迁先生在这样的一个谱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的理解是，他不是一个把中国当成要去观察或者要去科学研究的对象来考察的一个人。正好相反，他是非常特殊的、真正意义上的，哪怕他是从一个好奇心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共情，但他实际上是带着真正意义上的共情进到近代或者近世以来的中国历史当中，所以他特别看重小人物，特别看重具体的、细腻的、故事性的场景、情感，通过这个故事性的场景去映现一些更大的历史。 04. 历史写作为什么能够打动人？ 何必：说到写作，中国学界接受到的美国中国研究的很多文本，是偏向分析的。在这种影响下，我们会看到近年来的历史写作，特别是咱们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历史论文，也越来越科学。故事化的写作是我们此前中国史学的很擅长的一个传统，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历史学的学生，甚至研究者来说，反倒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您怎么看目前我们学界发展的状态越来越分析化？ 雷博：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不一定准确。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它本来就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有些模式更看重的是带着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尤其是美国学者，他们的研究本身还带着最后一个问题意识，就是刚才说到的：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如何理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流和变化？所以它对中国近代的包括社会、经济，尤其是民间社会，你会发现美国学者的研究特别关注向下看，向民间、向社会、向传统的中国史研究当中不太注重的一个部分去做挖掘。因为尤其是在明清以来的史料当中，有大量的这种类型的史料和数据是（可以）直接去探索的，这个东西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现在的中国史学界。 那么这个里边我认为隐含着一种，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里边隐含着一个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对于中国、对于东方的一个理解，甚至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判教或者安排。就是我怎么样把中国的历史、把东方文明安放在一个整体秩序当中？这样的一个研究本身，尤其是比如类似像大分流这样的研究，他就非常看重的就是，我怎么样用数据、用具体的经济的走向来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而西方成了那个样子，这中间的差距是什么？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背后，还有社会结构的，还有它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其实里边或多或少隐藏着某种东方学的视角。 那么另一个层面的研究又比较接近于这个故事写作者，甚至有的时候是带着好奇心的考古学家这样一种模式。史景迁先生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好奇心，他固然从一个层面上也是在尝试去接续一个写故事、用故事的方式把研究、把历史写作和大众阅读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方式。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能够感觉到，我当时其实有考虑过，包括史景迁先生，包括金安平老师，他们也问过我有没有意向到耶鲁去读书，我仔细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跟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我那时候自己更关怀的还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脉络，是中华文明的本脉在一个更大的历史传统当中的精神上的这样一个展开，而不是这个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些有趣的故事。 我当时是没有那么自觉，我当时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相比明清来讲，宋代更重要，我们在精神上面跟宋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连接，我那个时候想不清楚那个连接是什么，但是我是觉得跟宋代有一个更深刻的连接。所以当时我的感觉是，我要去唐宋、到中古时期。对那个时期的问题的研究，更有助于去理解中国文明的核心脉络。 而这个方面，恰恰是欧美学者不擅长的。美国有非常优秀的宋史研究学者，但他们其实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他们不但不关心中国文明的本脉是什么，反过来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们在一个民族主义叙事下面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是要去解构的。 而对于我来讲，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跟他之间的更深刻的连接，所以我读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反而是，比如说在北大历史系，比如邓小南老师、刘浦江老师，他们做的研究，虽然他们做的也是非常细密的、非常具体的研究，但这个研究本身在我看来是一个更底层的，更触达中国文明、中国历史最核心的精神脉络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尝试，把中国历史的故事讲好。除了故事性之外，我们能感受到，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古今之变？如何理解3000年的、4000年的、5000年的中国？这中间到底有条什么样的脉络？这件事情本身也越来越成为大众关切的对象。 施展老师的《枢纽》为什么这么成功？其实《枢纽》未必有那么多人真的读懂了，但是这个书里面所呈现出的3000年一贯的精神气象，这个东西是非常打动人的，也是非常触动我们很多读者心中的最敏感也是最柔软的部分。我们本能地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何必：这种亲切感就特别像我在中学时期第一次读《国史大纲》的那种感觉，也许我不一定能读得懂，但他开篇就给人那种浩然之气，给的那种民族的温情和自觉，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了。 雷博：对，您讲的这个例子也特别好。钱穆的《国史大纲》在市场上受欢迎的时间段，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说的，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国史大纲》那个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好读的书，它里边有很多东西，包括他的这种写作方式，包括他使用史料的方式，甚至他最后的结论，很多地方的结论，在我看来也不是严谨的结论，但是不重要。 那个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刚才您说的，它里边藏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有着现代学术视野的这样一个学者，他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象。在中国历史、在中华民族处于一个花果飘零，最黑暗的时代、抗战的时代，感觉大家都没希望的时代，他心中就有那么强烈的，这样一种关于历史的、关于文明的这样一种自觉和自信，我觉得是跟我们整个时代精神、跟时代精神的脉动之间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应和。END 校对丨李倩 编辑丨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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