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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读者来稿，作者CC
导言：布迪厄逝世已近二十年，生前身后，他的社会学思想引发了其同时代人及后来人的大量讨论。无论是借鉴、继承还是批判，这些讨论都显示了布迪厄奠基于社会实践与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社会学思想的强大影响力。本文旨在对《反思社会学导引》这本华康德与布迪厄合著、以“邀请”读者进入布迪厄的思想世界为目标的评述类著作进行梳理解析，以探讨布迪厄有关知识、实践和社会的理论结构及其学术图景，对其著作的广博体系和内在理路进行分析，探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他的学术人生对于我们的参考性意义。 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之后，布迪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社会学领域深耕。对布迪厄的学术工作进行一番检视便可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安于学界现状的学术人。在其学术研究中，布迪厄一直致力于挑战社会科学现行学科分工体系，尝试打破种种已被接受的思维方式，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布迪厄摸索出一套能够消解上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手段，逐步抛弃了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并一直强调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力图对抗其所处学术场域对理论与经验问题的种种误解，以及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种种偏见，致力于建构一门实践取向的社会科学，以有效地将现象学的分析角度和结构性的分析角度结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参看P2）。本文旨在对布迪厄在理论构建、方法探索、经验研究与学术实践四个层面上所做的上述这些努力进行一番考察。一、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是一门将现象上不同的事物看作在其结构和发挥功能上具有相似之处的思考艺术（P60, 注释6）。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布迪厄指出，这种结构具有双重客观性，首先是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即各类资本）的手段；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的对象，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P6；亦可参看P159，布迪厄指出，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即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由此，社会科学产生了两种理论视角。一种是社会物理学，即客观主义、结构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无视居处于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而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P7）。布迪厄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立场的危险主要在于将客观规律模式化、将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并以此强行嵌套、解释现实，而忽视行动者的意识、能动性与实践逻辑，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化约论的解释；另一种立场是关注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由此衍发出来的社会生活现象学往往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行为的聚合，这无法说明社会结构的韧性，也无法说明这些策略所维系的或是加以挑战的那些自然而客观的构型，更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的缘由与机制（P9）。在这一方面，典型代表是一些互动论者和常人方法学家，他们的研究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在客观、深入解释现实方面却仍然有所欠缺。布迪厄所要做的，是弥合上述这种二元对立，发展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P9）。他拒绝那种将主体与客体、意图和原因、物质属性和符号表象割裂开的社会本体论，力图克服上述所说的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认知形式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企图（P4）。通过对社会世界双重现实本质的分析，他发展了一种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即融合了上述两种研究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本人称之为“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正如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参看P63, 注释21）。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布迪厄发展出一套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步骤：即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继而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建构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在这里，布迪厄认为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P10）。这也是布迪厄的理论被一些批评者指责其理论具有较强结构主义底色与决定论色彩的原因。不过，这种泛泛的批评并不中肯。布迪厄的这一结论是与他大量的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他指出，行动者的观点会随其在客观的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变化（P10；亦可参看P185，布迪厄提出的“双重拒绝”这一研究主张）。因而，对客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的研究的必要性与优先性就凸显了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布迪厄的社会学并不是在一种社会结构学上再叠加一种社会现象学这样简单。在他看来，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对社会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与行动者适用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及划分的原则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对应与辩证关系。他所要做的正是探究社会结构是如何成为行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运用的知觉图式和评估图式的，这些图式（各种情境定义、类型、阐释程序）是从哪儿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与社会的表层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研究中，布迪厄从四个方面入手探究上述这种对应关系何以可能：首先是学校教育体系的影响；其次是个体性情倾向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形成；第三是符号系统的整合作用；第四是对各种分类系统的争夺（P10-13）。对分类体系斗争的研究是布迪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一研究引出了他对于符号暴力问题的研究。由此，布迪厄的学说可以被理解成为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探讨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如何发挥特有的作用，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P14）。二、关系主义方法论与实践逻辑在种种二元对立理论背后，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与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突出表现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与这些方法论的一元论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这一主张与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不同。在他看来，方法论情境主义对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超越是虚假超越，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分析情境背后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参看P14-15）。并且未能揭示跨历史的恒定因素在情境中的作用（参看P103）。也未能对研究对象与整体的关系以及研究对象与整体中的其他“局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的把握（参看P330-331）。最近，在我国社会学界，一些学者提出“家作为方法”、“县域作为方法”等观点，在我看来，这是对布迪厄的这种关系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布迪厄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惯习和场域（他们都指一些关系束）很好的体现了他的方法论主张。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P15）。惯习与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这一点尤其意味着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作用（P18；亦可参看本书第二部分第三、四节）。行动者也正是在其所处的诸多场域构成的游戏空间中，在其历史性的惯习沉淀的背景中，展开其组织化了的“即性表演”实践活动（参看P19）。布迪厄对这种“即性表演式”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拒绝在外在与内外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身体和话语之间作出明确的截然区分。他的社会哲学努力捕捉没有意图的意向性，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社会世界所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布迪厄有所选择地借鉴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但却摈弃了笛卡尔式社会本体论中的一些二元对立（P19）。他重新引回“身体”，将社会化了的身体视为一种理解的生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宝库，视为被赋予了某种结构形塑潜力的一种“能动的知识”形式的载体，而不是某种客体对象。由此，社会行动者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主体（或意识）与一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惯习）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P20；亦可参看P182-193，布迪厄对语言作为一种“身体技术”的分析，语言实践兼具结构性与生成性）。在这种本体论契合下，行动者在设想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那种社会感受性就已经在引导我们的行动。通过自发地预见所在世界的内在倾向，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而加以构建（P20）。这就像运动员参加比赛。所谓“实践感”是先于认知的，它从现有状态中解读出场域所包孕的各种未来可能的状态。由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惯习里彼此交织、互相渗透，所以可以把惯习理解成一种虚拟的“积淀状况”，它寄居在身体内部，听候人们将它重新激发出来。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所以，在布迪厄看来，我们应当避免从惯习的生产过程中试图挖掘出比它们实际上包含的更多的逻辑：“实践逻辑的逻辑性只可以提炼到特定的程度，一旦超出这种程度，其逻辑便将失去实践意义”（P22-23）。这也就是布迪厄常说的，从“事物的逻辑”到“逻辑的事物”中间有着“惊险的一跃”，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参看P153-154，布迪厄对理性行动理论这种典型的“学究谬误”的批评，他认为理性行动理论就总是倾向于把事物的逻辑错当成逻辑的事物，用科学家们用以概括实践的思维概念取代行动者们在社会中建构的实践感）。由此而言，社会学的独特困难所在，正是要产生一种关于这种不甚明确、含混不清、夹缠一处的现实的精确科学。布迪厄认为，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的概念就最好是多型的、弹性的、可调整的，而不是限定的、精确的、严格使用的（P23；参看P120-121，布迪厄对“开放式概念”的倡导；亦可参看P61，注释10，华康德概括了布迪厄著作中一些概念经常发生的细微或看起来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变动，例如，从利益到幻象，从统治阶级到权力场域，从文化资本到信息资本，从关系到自然倾向的变动。这显示了布迪厄概念的开放性，这些概念随着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思考的推进而发生改进和变化）。此即所谓的“想词”的能力与“想事”的能力，最重要的不是精心“想词”与“造词”，构建出一些精致的概念，而是“想事”，对经验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深刻把握“事物的逻辑”。不过，在这里，亦有一些学者抱怨布迪厄概念——如惯习——的“模糊不清”，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参看P67, 注释41）。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概念的精确性与对社会现实解释的精确性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矛盾，这也是布迪厄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实践感的模糊逻辑的分析，布迪厄强调他的实践体系既不是意向论的，也不是功利主义的（P25）。他反对将所谓工具性行为与表现性行为或规范性行为人为对立起来，而对引导那些似乎“无所用心”的行动者的各种隐藏的非物质的利益形式却视而不见。同时，布迪厄想要表明，激发人们、驱使人们、纠缠人们去行动的，正是这种无所用心的状态。左右人们的刺激，也正源于某些特定的场域，除此无它，因为每个场域都赋予利益这个空洞的范畴以全新的内容（P26）。在布迪厄看来，那种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社会世界，也不存在完全的功利性、目的与利益导向的社会行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布迪厄与韦伯及韦伯的各类理论与方法继承人的研究思路的差异。三、实践取向的总体性社会科学从对社会学主题的这种关系性观念和反笛卡尔式的观念出发，自然而然地要求社会学必然是一门总体性科学。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必须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这种“总体性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人类实践兼跨各种支离破碎的学科断片、经验领域和观察分析技术。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布迪厄反对早熟的科学专业化和它所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P27；参看P182，布迪厄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与各种任意分割的学科疆界做斗争。……哪里突破了学科的藩篱，哪里就会取得科学的进展）。那种为了所谓的“科学”而局限于某种严格的研究方法、分析技术或程序的做法完全是对“科学”的误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参看P324-325）。这与贺雪峰教授一直主张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要走一条“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路径，而不能追求过度窄化的小循环路径，即“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研究路径——异曲同工。两者都主张社会学要综合地研究社会现实，而不能用理论或方法技术切割复杂、广阔的经验现实。在研究方法方面，布迪厄反对唯方法论取向。他认为这种唯方法论取向很可能转变成“为艺术而艺术”，转变成一种方法论帝国主义，也就是说，用现成的分析技术和手头现有的资料来强行对社会现象进行界定。在这里，布迪厄批评的并不是方法论工具技术的复杂性，而是方法论力图用不加思量的技术锤炼来填补理论见解匮乏所产生的真空的做法（P29-30）。就像米尔斯警告的那样：那些囿于方法论条条框框的人，总是拒绝讨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非它们已经被“统计仪式”一点点地做了精致的研磨打理（P68-69, 注释48）。这也就是所谓的“用方法切割经验”的做法，这导致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不关注总体性的经验现实，而是将复杂的经验现实进行简单粗暴的切割，使之契合一套既有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参看P87，布迪厄批评那种将科学等同于对材料和程序的炫耀性展示的“实证主义”；亦可参看P322，布迪厄对“证据”拜物教的批评，他批评一些研究者只将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一小部分经验材料赋予证据的地位）。像方法一样，在布迪厄看来，被恰当理解的理论不应该与哺育理论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为理论持续指导和塑造的经验研究工作相互割裂。布迪厄反对为理论本身的缘故而进行的理论工作，即“为理论而理论”的工作，或把理论的体制看作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和自我指涉的话语领域。布迪厄没有时间从事这种脱离了经验工作的实践约束和各种现实的炫耀性的理论工作，而且，也不怎么热衷于“概念持续不断的分裂繁殖和组织这些概念的无休止的文字游戏”，而这种倾向却是当代大多数理论工作的标志，尤其是“元理论”工作的标志。布迪厄自己与概念的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他把这些概念看作被设计用来帮他解决问题的“工具箱”（P31）。在这一点上，国内一些秉持“实践社会学”主张的学者——如孙立平、黄宗智等学者——与布迪厄的观点颇为相似。由此，布迪厄既反对一些“狂妄胆大却缺少严格精确性”的社会哲学理论家，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这样的社会哲学理论家受到学术界的追捧；又反对“严格精确却想象力贫乏”的极端经验主义式的实证主义。在学术界这两种趋向造成了“理论主义”的欧洲与“经验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对立，纯粹的思想家和那些经常被蔑称为“玩弄数据游戏的自得其乐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布迪厄看来，这些人总是习惯于祭用技术魔法，玩弄概念辞藻，这些做法掩盖了严格的对象构建工作的匮乏，也遮蔽了对常识性概念的采用，因此它们都无助于推进韦伯所说的“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事实上，方法论禁令和概念拜物教不光是对立，它们还可以相互“勾结”，有组织地阻止人们去努力解释现存社会和历史（参看P32-34）。需要注意的是，布迪厄在此并不是在呼吁要比默顿更多地强调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相互作用”（P34）。他所倡导的是理论构建与实践中的研究操作之间的融合，是使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彼此以最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将概念和知觉，反思与观察融汇在一起。他坚持认为，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同时即是经验性的，又是理论性的。当然，理论相对于实践仍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P35；P72, 注释61；亦可参看P196-197、P198，布迪厄化用康德的名言指出：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基于此观点，布迪厄非常反对某些学者的做法，即自己坐在书斋里，不深入到经验实践当中，而是遥控自己的研究生或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经验数据，然后进行分析，撰写论文（参看P69, 注释51）。布迪厄主张，作为一名研究指导者与教师的社会学家，更应该像体育教练一样，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传授科学惯习，而不是仅仅在书斋里就理论与方法论等问题高谈阔论，以之代替经验研究。这不仅有益于学生培养，也能够使研究者本人保持“方法论上的警醒”（参看P69，注释51及中译注；亦可参看P198，布迪厄认为，科学惯习是一种感知方案和行动方案，是一种形塑经验研究，同时又是为经验研究所塑造的临时性构造；亦可参看P320）。不过布迪厄也并不指望不通过变革科学实践的社会组织，而通过其他手段就能够让这些社会科学研究者诚实勇敢的面对、反思、解决上述问题（参看P33）。将布迪厄此一观点与韦伯军事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结论进行比较很有意思：韦伯认为，在战争艺术方面，最伟大的进步不是起源于技术发明，而是肇始于军事的社会组织的改变。从社会学学派发展实例来看，无论是国外的芝加哥学派还是国内一些正在崛起的社会科学学派，比起对新的测量研究技术方法的推敲，或认识论学者以及方法论学者那些喋喋不休的告诫和'预设’讨论，这些学派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出的成就，与组织和沟通方式的改变十分相关（参看P71，注释56）。四、认识上的反思性与反思社会学布迪厄的反思性风格，在三个决定性的方面与其他学者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压在孤身一人的学究身上的重负；而在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正是这一目标，使布迪厄主张的反思性与现象学、文本的和其他“后现代”形式的反思性分道扬镳（P36-37）。我们从布迪厄对社会学研究可能存在的三种类型的偏见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晰他所倡导的反思社会学的特点。在他看来，有三种类型的偏见会导致社会学观注点模糊不清。第一种偏见是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业已指出的偏见：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阶级、性别、种族等）。这是最明显的偏见，因此较容易通过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控制。第二种偏见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密切相关，这种位置不是指在较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在学术场域中这一“小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此外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第三种偏见是布迪厄对反思性的理解中最具有原创性的部分。唯智主义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这种唯智主义偏见使我们有可能错误地瓦解实践逻辑，而使之消解于理论逻辑之中。所以反思性所要求的就更多是坚持不懈的社会学分析和对社会学实践的控制，而不是思想上的内省（P39-40；P73, 注释67；P74, 注释70，P92）。因此，对布迪厄来说，反思性并非主体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方式或以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和古尔德纳所捍卫的“我本视角”对主体自身的反思。这种反思只停留在对第一种偏见的反思，偶尔会触及到第二种偏见。相反，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是社会科学必须运用的认识论方案，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而且还要引导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执行过程。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P38；P40；参看P95-96，布迪厄认为，古尔德纳所进行的反思便是一种“溜边儿”或“置身局外”的反思，并未深入分析其所处学术空间位置及这一学术空间结构特征等问题。布迪厄不赞同那种“自鸣得意地并以诉诸内心的方式分析社会学家私下隐秘的个人事务的反思方式”；P346）。因此，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关注，既非自我中心的，亦非逻各斯中心的，而是在本质上根植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科学实践，反思研究工作中的集体无意识（P46）。布迪厄的这种认识反思性与文本反思性不同，在他看来，真正的反思性并不通过事后对“实地研究的反思”而产生，也不要求使用第一人称来强调移情、“差异”，或对各种文本（这些文本确定了个体观察者在观察工作中的处境）进行精心的琢磨。真正要想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最重要的是警惕学科的认识无意识而非研究者的个人无意识，警惕这种学科的认识无意识带来的唯智主义偏见和对“逻辑的事物”的盲目追求，避免“学究谬误”，避免抽象逻辑误读实践逻辑（参看P41-43；P75, 注释74，将布迪厄的认识反思性与拉比诺、罗萨尔多的文本反思性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异）。这也就是说，在经验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每个研究者对自己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经验的共同解释活动、对材料整理与文本创作的逻辑性、严谨性等等问题进行反思（这当然也是重要的），而是要反思在研究过程中自己有没有忽视了真实的实践逻辑，而用自己想象的理论逻辑强行解释经验。这才是布迪厄重点强调的反思性。布迪厄推崇帕斯卡尔，主张“彻底的质疑”。但这种怀疑主义的认识反思性并未使布迪厄滑向后现代“解构”所体现的虚无相对主义，也没使其染上唯科学主义绝对论的色彩。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反思性使我们得以在不消解理性的前提下将理性历史化，亦即得以建立一种可以调和解构与普遍性、理性与相对性的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其方法就是严格限定在科学场域的客观的结构中考察它们的运作过程（P47；参看P77-78，卡尔霍恩评价布迪厄关于理性与科学问题的理论主张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间合理的第三道路”；亦可参看P190，布迪厄对非理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这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拒绝对常识的无反思性借用、拒绝对表象、现存分类体系不做反思就将之纳为研究对象，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与分析范畴。由此，这种反思社会学不仅对社会结构与现行社会秩序，还对各种知觉与理解的预设和认知图式、心智结构进行质疑与反思性研究（参看P192，布迪厄对法国哲学界的批判；亦可参看P334-346）。并且把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的工作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发展出一门“社会学的社会学”（参看P262-263，注释9，布迪厄关于“参与性对象化”的论述；亦可参看本书第三部分第五节）。在布迪厄看来，这种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向度（P91）。只有如此，社会学才能弃绝唯理论或唯智主义偏见，摆脱一种“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摆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全无幻觉的幻觉”，成为一门真正的反思社会学（P92-93；参看P233-238，布迪厄对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批判及对知识分子反思性的强调）。在坚持社会学的科学、理性与客观取向的同时，布迪厄没有忽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作用。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布迪厄反对社会科学种种二元对立观点那样，他也反对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与规范导向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在伦理道德层面，社会学虽然不能告诉我们道德行为所应遵循的具体步骤，但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条件下道德的能动作用得以发挥，以及这种道德能动作用如何在制度层面加以推行（P50）。更重要的是，社会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揭示那根植于制度之中、深埋于我们内心的社会无意识。社会学的任务是祛除社会世界的自然性和宿命性，也就是说，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社会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行为的必然性，亦即通过重新建构决定这些行为的各种约束力量的整体而使这些行为摆脱任意武断性的假象，但同时并不赋予这些行为以正当性”（P49-50）。在此过程中，社会学能够为社会趋向于自由、平等贡献学科力量，彰显学科的“政治性”功用。在其最后一部著作《自我分析纲要》中，布迪厄写道：我希望使我的一些读者，无论男女，能够通过我的叙述，成功地认识到自己的经历、困难、问题、悲伤，等等，并从他们的现实身份而非某种崇高的观点和视角出发，采取一些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我感到更快乐的事情了。这是布迪厄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给自己的历史的、理性的、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赋予的伦理和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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