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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国抗战的种种迹象已经明朗，日本彻底失败已为时不远，血雨腥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很多，但付出总是伴随着收获，我们赢得了国际上应有的尊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更可贵的是长了民族志气！ 此时报刊、电台、多为肯定蒋介石的溢美之词，蒋介石却仍不满足，他“心愿未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壮大、似乎越来越成“气候”，朱德也在他的抗日报告里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有九十几万军队，另外还有二百几十万民兵——这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个“要命”的数字。 而这个数字，几乎涵盖我军所有精兵强将，也成为了我后期四大野战军的雏形，其司令员皆由我军统帅级战将担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被授元帅军衔，但是四大野战军统帅离不开他们的亲密助手——参谋长，他们为革命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都授予什么军衔呢？  时光飞逝，时隔不到四年。1949年初，让蒋介石瞠目结舌的是：解放军“要命”的人员数字还在急速飙升，原来的大小、强弱，迅速幻化，眼看着大势被慢慢蚕食，国民党军“优势已不在我”。 为了适应我军形势迅猛发展的变化，1948年11月，我党颁布了部队番号的条例，要求各野战军：逐步实现正规化，全军部队番号按照部署统一进行规定。随即各野战军以四个区划分整编，梳理隶属关系，由此大名鼎鼎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正式亮明了“身份”；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的胜利宣告国民党精锐消耗殆尽，长江北面的反动政权已是负隅顽抗，存活不了多久了，扫平全中国，彻底建立新中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未来可期。 由此按地名命名的番号也就显得“落伍”了，由此：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挂帅。该军历史悠久、几经奋战，其骁勇善战程度从抗日战争的浴血杀敌、陕甘宁“不为瓦全”那一段历史中就已初露端倪了。 该军参谋长阎揆要，于1904年出生于陕西省佳县，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逐步确立了革命理念；1925年他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参加了东征，因颇有战果，成为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进步思潮影响下于1926年加入我党，并发动了陕北清涧起义，成为陕北地区最早开启武装斗争之路的先驱。  1930年，杨虎城的部队进驻陕西后，阎揆要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了杨虎城的部队工作，为协调部队作战、往来合作事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周恩来当年在给阎揆要的信中曾经嘱托于他：“你担负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小心谨慎”。西安事变发生后，阎揆要根据周恩来“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的亲笔指示，带领一个团布置在前沿一线，与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激战，成功守住了通往西安的大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秋，阎揆要根据党的部署，离开国民党军重返八路军指挥机构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阎揆要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务，先后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组织指挥了西北战场的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兰州等著名战役。 在1947年5月3日的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部队抵近解放军掩护阵地，但我军却停止了进攻，胡宗南滕然感到更加的恐惧，因为与我军交手这么多年来，他深知我军打仗的习惯，通常是昼伏夜出，一轮攻击停止后，接着而来的是又一轮更加猛烈的进攻。 果不其然，到5月3日傍晚，彭德怀就指挥西北野战部队对蟠龙发起了第二轮进攻，原来5月3日的一整天，阎揆要都在开“战时诸葛亮会”，作为率领深入敌后破袭延安以南的公路的奇兵，他们在讨论夜间进攻的问题，会后大家都认为对壕作业势在必行了。  所谓对壕作业，就是把壕沟一直开到敌人阵地的碉堡下，靠壕沟的掩护冲到敌人的阵地上去。5月3日晚间战斗一打响，我军的每个连、每个排都安排了大量的对壕作业部队拼命地挖啊掏啊，到5月4日清晨，一条条壕沟弯弯曲曲伸向了胡宗南167旅的每一个阵地。野战部队从壕沟里不断冲向敌阵，嘶杀声、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当即拿下了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重要领导职务；戎马生涯60余年，其长期在军事战线上担任高级指挥员，叱咤风云，充满传奇，可是晚年的他从来不谈自己。很多人曾经多次请他谈谈他的传奇经历，想为他写点什么，但他总特别低调朴实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也没有什么可写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 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挂帅。其前身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由其正是抗日期间威震四方的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 该军参谋长李达在我军军史上也堪称传奇，从我军创建红色根据地开始，直到朝鲜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军任参谋长时间更是长达40年，可以说，他见证了了我军从幼年到成年每一步成长。 1931年加入红军后的李达，就担任了独立师的参谋长，而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参谋长生涯也就此开始。其不俗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各大战场中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要说他伴随哪位元帅的工作时间最长，那非“军神”刘伯承莫属了。从1937年西路军被国民党多番围剿开始，李达就接替左权出军参谋长，就此与刘伯承一路同行、生死与共，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相伴，“军神”军功章上光芒，必定也有他的劳苦功高。 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军区以不屈不挠的战斗获得了一系列胜利，狠狠粉碎了敌军“借国共和谈、行武力之事”的阴谋诡计。特别是在参与指挥上党、邯郸战役时，他积极协助刘伯承指挥大军，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师，在邯郸地区一举吃掉国民党军两个军，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狠狠打消，捍卫了抗战根据地的胜利果实；此外，李达利还用智慧，成功使得国民党军长高树勋倒向我军，兵不血刃，即让战役的胜利的天平归属于我军： 当时的国民党战区副司令高树勋，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饱受欺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逼迫他朝我军进发，视其为炮灰部队，高树勋对此大为不耻。刘伯承了解高树勋有进步倾向后，决定将策反的艰巨任务交给李达，动员高树勋“战场起义”。此举如获成功，将壮大我方阵营，动摇蒋介石的军心。 当即，参谋长李达冒着流弹穿越火线，前往危机重重、敌军首将态度尚不明朗的十一战区长官官邸。李达对高树勋晓明大义：“希望你以民族为重，战场起义善莫大焉！”高树勋也忐忑：“就地起义？”随即，李达与高树勋彻夜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接下来的具体计划和部署。高树勋跟随蒋介石这个“火坑”的思想逐渐被动摇，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他还仍未下定最后的决心。  “你这样寄人篱下，有没有想过明天？蒋介石是如何对待部属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李达看出高树勋有瞻前顾后的想法，随之加强了心理攻势，“退出内战，才不愧对于对苦难的同胞；停止内战，这才能告慰抗日阵亡的将士；高先生作为蒋介石圈外的杂牌是没有明天的……” 高树勋最后的心理防线松动了：“我的妻子现在在徐州。如果我们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恐怕要置她们死地。”高树勋的担心合乎情理，李达如不处理好这个问题，起义将会卡在最后一步；郑重思考后李达回应：“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以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能力，相信是有机会接贵夫人安全转移的！我马上去请示上级设法解决。”“好！好！”高树勋对家人安全的顾忌打消不少，情绪明显好转起来，接下来的起义计划也就慢慢清晰了。 洽谈的初步成果有了，李达返回驻地向刘、邓汇报。刘伯承马上致电中央，请求解决此事。最后，由新四军的陈毅及时联动，派我徐州的地下党设法营救，有惊无险地转移高树勋的夫人和家人，成功摆脱了敌方眼线。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情，就在我党的周密部署下果断而干脆地解决了。 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由陈毅挂帅。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粟裕作为副司令员代理了主要的军务，张震为参谋长，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5个军，看其人员队伍编制的庞大，就可见威猛程度和战果数量。  张震，年轻时就已经看到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人世百态；1934年，他从经历长征开始，到驻晋办事处参谋；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到诸多战役的一线指挥，为新中国踏平了无数坎坷与险阻；全国内战爆发后，他奉命率领华野九纵首歼国民党军大胜；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他参加了泗县、豫东、济南等重大战役，为建国大业的建立争取到了大量时间。 大家可能知道，我军的许世友将军是个“武林高手”；而张震单名一个“震”字，不但人如其名，也是位威“震”武林的高手。在那个年代，“投笔从戎”大有人在，而很多习武防身，在动乱年代以求自保的民众更是不缺。张震的“功夫”是什么？他不像别的战士在枪支弹药匮乏的年代手拿红缨枪、棍棒等寻常武器，他居然常常手持“梭镖”，又狠又准，堪称先发制人的“狙击手”，此外，近身“刀法”也独步一绝。 何解？请看这一战：1932年6月底，张震随红军部队南下广东追击粤军，突然接到师部要求，要他们迅速抵达南雄梅岭守卫梅关的命令。作为连指导员的他，立即率队急行军奔赴梅关，山路十八弯的环境下两个小时奔赴70里路，简直是“神行太保”。 一上梅关，张震立即进行周密的布防工作，将主要兵力把守梅关关口，其余人深入山林草地，进行侦察巡逻，随时准备歼灭南下的援敌。那时的梅岭，山高林密、毒蛇出没，加之山区的夜冷气袭人、缺吃少穿，饥寒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张震身先士卒，日夜到守关处不离岗半步，伴随着紧张、寒冷、饥饿坚持了数天。这时，水口之战已经爆发，听着山那边传来的鸣枪声，张震焦急万分，恨不能快马加鞭，扑到阵前立即拼杀。 命令，张震等的就是追击水口之战中溃败的敌军的命令终于来了，他随即如乘风破浪般直扑水口地界；但粤军优势兵力击溃后，发电求援，敌军甚至派出战斗机飞往水口一带侦察、轰炸。 粤军来援后，狂妄至极，立马组织优势兵力向红军反扑，战斗激烈。短兵相接的情况下，这时张震“武林高手”的身份又发挥作用了，他亲自指挥数十名大刀手，分多路冲向粤军阵地，展开白刃战，手起刀落之间，敌人一时居然不敢上前。 发现和张震的“敢死队”对阵，不是一般的厮杀，简直是“碾压”，张震远战使得一手好““梭镖”，近战一手好“刀法”，这样的高手，敌人纷纷避其锋芒；“恐惧”是会传染的，敌人士气受挫，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溃逃奔散，我军顺利打开突破口…… 战局稳定后，敌军经过这次血战，退出赣南地区，很长时间内不再骄狂，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宁静了一段时间。而这一战，张震在红军将士面前暴露出“武林高手”的实力更是路人皆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震还在沿海岛屿的争夺中大放异彩；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改革开放后，张震又先后出任国防大学校长、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人岗位，是我军最后逝世的开国上将。 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由林挂帅。该军在幅员辽阔的东北战场难逢敌手，打造了兵力极其骁勇、武器最为精良、战将频出的铁血之军。 作为四野的第一参谋长萧克，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周恩来授予了萧克上将军衔的命令状。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萧克名列第一，授衔前毛泽东还对他的军衔一事说明：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算功勋卓著，但看到你在这个梯次上，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堪称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官，长期在朱德和陈毅等人的指挥机构工作，先后是数位元帅的直接下级，还两次出任四野参谋长。在数位开国元勋的熏陶下，萧克运筹帷幄的军事能力也得到了质的飞越。  长期在四野任职，两次出任林的参谋长渊源，还要从红军时期开始说起，从井冈山起，直到1931年两人因工作分开。这段时间里，萧克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可以说，林都是他的直接领导，萧克也是在林手下一步步由连长直至纵队司令员成长起来的。 红军时期两人年纪相仿，工作的接触频繁，林对于他的军事素养大为倚重，两人在作战上思路接近，临阵有决心且灵活、战前稳妥又细致，由此在军事能力提升上互相影响很深。1929年秋，萧克任教导队队长，林对他下了指示：我打仗时你要回来执行参谋长职责；战事休息时你重点抓教导队工作。这足见对他治军能力信任，也正是其能力出众，所以当年参加“七大”的四野将领，除林之外，就数萧克提拔的最快了。 此外，萧克颇有儒将风范，其“文学家”的身份，早在抗战时期就远近闻名了。甚至有战友风趣地对他说：“你呀，从军了，是中国文坛的损失。”但很少人知道，他在红军时期的文学素养就初露锋芒，甚至还是个“幽默讽刺文学”专家，挖苦敌军的能力令人拍案叫绝，那时，其打油诗就经常让我军士气大振、广为传颂。 1934年4月1日凌晨讲起，红十七师利用缴获敌人的电台，得知了敌军给部属15师师长王东原的电报，红六军团团长，当时年仅26岁的萧克，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地几乎跳了起来：“千载难逢，天意啊！”  原来近段时期来，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失利处于低潮，萧克早就憋足了闷气，虽说红十七师也疲惫不堪，兵力比敌人少，装备比敌人差，但萧克成竹在胸，一个伏击歼敌计划很快就浮现脑海。 4月3日，彭位仁率湘敌16师进军永新县城，萧克故意“睁只眼闭只眼”，让敌军以为顺风顺水，一路平安地抵达永新城，随后，萧克立即将四个团的兵力部署在永新通往茶陵的必经之道——沙市地段。 沙市，位于永新城西约40华里处，南有滔滔东去的禾河，北是绵延起伏的山岭，中间田垅长达15华里，两头狭窄、中间宽阔，形似当地农家常用的布袋，是一块天造地设的伏敌“宝地”。 4月4日夜，萧克冒着寒气，将所有兵力部署得当，两头由英勇善战的突击队扼守；4月5日拂晓，天空下着毛毛细雨，王东原尾随15师的四个旅离开永新城一路纵队蛇行西进，大摇大摆，完全放松了戒备。 九时许，敌人43旅全部兵马进入我伏击圈。萧克率部凭借有利地形，率部给敌人迎头痛击，拦腰而断，分而“食“之。敌人后续部队被红军抵挡，无法增援，不到两个小时，红军收紧“口袋”，将43旅全部拿下。生俘千余，击毙七百，旅长候鹏飞、旅参谋长赵楚卿耷拉着脑袋、双双被擒，缴获的各种轴重武器堆积如山。  当红军撤至禾山休整后，痛饮庆功酒，萧克也端起一大海碗酒，一口干完，借酒助兴，即席赋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国军欲断魂。四十三旅何处去?只缘阴曹正招兵。 ”众将士听罢“尽开颜”，特别是“只缘阴曹正招兵”这句，堪称幽默讽刺的神来之笔，欢笑之余令我军将士特别“提气”。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这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都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可无论身居何位，他们始终没有个人私利，始终服从、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们将个人的生死和“地位”置之度外，甚至在全军授衔的大事上，他们都做到了为人坦荡、淡泊名利。新中国大厦为什么坚不可摧？正是他们和无数革命先辈用血肉之躯和高风亮节铸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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