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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TA，就送真爱电动车。 小刀电动车，没电也能跑。 八景店：吉岭南路小刀电动车，高安可提货。 致电就优惠：13979579459（龚） 喜欢本文请分享到朋友圈~ 文/鄢文龙 1888年，在法国的阿尔勒小镇的“黄房子”里，两个男人共同居住了62天。 这是一幢公寓。破败，便宜，空间局促，极度窒闷。 夏天，闷热难忍；冬天，寒冷难耐。 可是，他却宣布找到了天堂。 在他看来，从屋子里可以俯瞰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这里尘土飞扬，公园中影影绰绰的人大都来自对面的妓院。 他喜欢这里的咖啡馆，尤其喜欢这房子下面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在这里他看到了左拉小说中地道的场面，这里有的是伤心人，有的是落魄者，有的是流浪汉。 在房子里，他萌生出一个美妙的幻想：热情而浪漫。 他要把这里变成一个艺术家的乌托邦，一个“老马”的乌托邦，一个老马拉着客人们去享受春天，自己却什么也没有的乌托邦。 他年轻时曾画过一匹老马，一匹在煤气厂累死累活的白色老马，一匹在凸起的骨头和垂下的头中仿佛就是自己的白色老马。 他理想的同居者，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爱上了艺术，离开熟悉的生活去追寻艺术的真实。 同居者流落街头，成为马头工人，把自己流放到太平洋的小岛，疾病缠身。 当人们在捡拾散落满地的六便士时，同居者却抬头看见了月亮，为了眼前的月亮，同居者承受着孤独、贫穷、失败，赤脚走过生活的刀锋。 他们都在印象派的边缘游走。他对同居者的情感夹杂着崇拜与嫉妒。 他想象有了这个同居者，他深刻的孤独会得到缓解。 春天，他给同居者发出了第一封邀请函，那条件极为诱人： 阿尔勒阳光明媚，女人漂亮； 每个月可以得到250法郎生活费； 两个人每月可以去一趟妓院浪漫地逍遥。 他像是等待新郎的新娘一样兴奋，可是他对于同居者深入骨髓的冷酷并没有预感。 他花了很多钱添置家居，装修了画室，甚至把最好的大房间留给了同居者，却把厨房无私地留给了自己。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焦虑的催促，不断地寄去旅费，他终于敲响了黄房子的门。 门打开之后，他一直想象同居者是憔悴虚弱的，可是竟如此健壮，如此张狂；同居者则被自己客房挂的那幅画作为礼物的《向日葵》震惊了，震撼了，震慑了。 那是一幅完全由黄色构成的画：黄色的背景中，黄色的桌面上放着黄色的花瓶，里面是黄色的花。 当其他画家谨慎温柔地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时，他却用颜色“强奸”画布。别人批评他的画色彩过于明亮，他反而画得更亮；弟弟抱怨他画得太快，他反而画得更快。 他最喜欢黄色，同居者却最喜欢红色。 他只是观看和感受，坚持自己，什么也不想象。 同居者却不相信肉眼看到的世界，更相信灵魂，画出的是一个被内化的世界。不用任何模特，画婴儿、青年、老人，在蛮荒狂野的背景中展示出形色各异的肉体，在塔希提岛上画出了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处去？》 即便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亦迥乎不同。 同是画阿尔勒的葡萄丰收季。 他的画充满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力四射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 而同居者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即便是手被葡萄染红了，青黄色的脸上还是布满阴郁，似是对眼前与未来有着强烈的不满。 他们很亲密，但正是亲密的关系演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 他们朝夕相处，他们分享情感，他们慢慢凸显出了精神上的强弱。当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清晰时，强者无论做什么，都成了对弱者无声的鞭挞与欺凌。 同居者无疑是两个人关系中的强者。画很快就被卖出了好价钱。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求弟弟放弃出售自己的画作，意在宣布自己的画是被藏了起来，而不是无人问津。 同居者的才华让他既嫉妒又惊讶。 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纪律严明的苦行僧式的画家，除了每两周去一次妓院，他认为艺术家应把所有的元气都投到创作上。 可是，当同居者在女人群里游刃有余时，他却感到惊讶：“他在创造孩子的时候，竟然还创造作品。” 同居者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很快找到了模特——咖啡馆的老板娘。 同居者笔下的老板娘风情万种，托腮媚笑，那笑简直是几十年的职业病落下的收不回的讨好，她微微斜着眼睛，身后是醉倒的客人。 看画的人和醉倒的客人一样，都觉得在这个老板娘身上可以发展出种种微妙的可能性。 而他笔下的老板娘则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中产妇女，面前甚至放着两本书——像是他为她凭空想象出的尊严。 同居者否定他的作画方法，要他像自己一样凭记忆与想象作画，甚至不屑用他研磨的颜料。 他却表现得谦逊而谄媚，亦步亦趋，甚至暂时放弃他看到的旋涡般炫目的星空与烂漫得让人心惊的麦田，努力地求助于妄想与幻觉。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为同居者画的一幅画。 那是他为同居者添置的漂亮椅子，在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映衬下显得格外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这幅画缠绵得如情书，他想画的不仅仅是椅子，他想画的是同居者，可他并没有勇气以同居者为模特，他曾自言自语： “我想画的是那个空空的位置，那个缺席的人。” 因为同居者已经逃离。 其实，任何关系都有强弱之分，但更受折磨的、更痛苦的不一定是弱者。他不断示弱，不断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点，他的姿态已低无可低，而同居者却被逼得退无可退。 我们可以想象他和同居者的生活： 坐下，打开一瓶苦艾酒，然后大声地一封封念他的信——你没办法放低音量，没办法要求他中断，没办法，没办法，只能倾听他不够连贯的哀求与呓语。 同居者在圣诞前夕离开了。几乎是同时，他得知弟弟订婚了。他过去总能从一次次崩溃中恢复，但这次他没有，更不可能。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想把耳朵交给同居者最喜欢的妓女，但是妓院的守卫，制止了，拦住了。 他在从医院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为想象中的同居者的赞美而画，并努力回忆着这个前室友曾经留下的含混的赞美。他简直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他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一个靠德行而非情感维系的世界，一个积极总被消极中和的世界，一个赞美总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 或许对他和同居者来说，有才华的人应跌跌撞撞地独行，可以相望，但不必同行。有时，遥遥相望，反倒生出许多带着温暖的回忆。 同居者后来在塔西提岛上画的画里，出现了一匹白马垂头丧气，隐身于蓝色的阴影中，就像他所自比的“老马”。 这无情的同居，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局。 这是两个男人的同居，因崇拜而同居，因同居而嫉妒，因嫉妒而行动，因行动而伟大。 人们不禁要问：他是谁？同居者又是谁？ 他就是梵高，因《向日葵》而闻名的梵高，因《黄房子》《高更的椅子》声名卓著的梵高。 同居者就是高更，因《梵高的椅子》而让人们刻骨铭心的高更，因在塔希提岛上画出了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处去？》的高更。 世界，因嫉妒而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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