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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系列文章中的最后一篇，秦国篇。本系列主要讨论公元前369年如果韩、赵成功把魏国一分为二，分成了“梁”、“晋”两国，天下的走势究竟如何。 在前文中，我们已对赵、宋、齐、楚、韩进行过讨论，最终以秦国收尾。 · 秦国，宗周的借尸还魂：再度重申，当时为公元前369年，即秦献公16年，此时尚处于战国前期。  上图为当时的局势，可直观看到秦国在体量上是绝对的大国。 有关战国初期的秦国，我们必须澄清2个常见误区： 其一，很多人误认为当时的秦国十分弱小，随时有可能被魏国灭掉——这一点无疑是错误的，具体可以核对《秦本纪》相关秦魏两国的战争记录。  上图，为秦灵公、秦简公时期攻魏的大致情况。注意，这里使用的是公元前369年、秦献公16年的地图，以便于我们进行直挂对比。 红圈所示为秦献公以前的秦都雍城； 红箭头所示，为秦灵公时期秦攻少梁的大致情况，这场拉锯战打了整整5年，当时魏国尚未占领河西； 白箭头所示为秦简公时期秦攻魏阳狐较可行的路线之一，此时阴晋及河西郡已为魏国占领，因此秦军攻入魏国内陆应是绕道而行。 从上图中可以直观看到，虽然秦国在对魏战争中处于下风，但并非没有反击的能力，更不存在灭国之忧。 其二，有很多人认为秦国在当时处于被诸侯“孤立”的态势，诸侯们不愿意与秦国交往，把秦国蔑视为蛮夷——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完全是扭曲了《秦本纪》中的句意。 《秦本纪》在秦孝公继位时有这样一段内容：
注意，这里说的是【会盟】，这句并不是说东方列国在进行会盟时不允许秦国参加——事实上，战国初期并没有任何【会盟】有关的记录，也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君主拥有“伯长”或“霸主”的名号。  图为现代还原的“会盟”场景。在东周的大部分时期，会盟由伯长（霸主）主持，会上各国君主或重臣共同盟誓。 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呢？ 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里的“会盟”只是指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太成立，因为秦献公时期魏、周均与秦有正常外交； 二是这里另有所指，在秦献公末期，秦军于是石门大败魏军，周天子向秦献公授予“伯”的称号，即伯长，但秦献公却没能以伯长的身份组织诸侯会盟，因此让秦人有了“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不甘。  图为秦献公末期秦攻魏的大致情况。 如图所示，左红圈为秦都栎阳，秦军的路线应该还是先绕开阴晋，然后迂回到右红圈所示的石门一带，在这里大败魏军，斩首60,000级，注意白圈所示即魏都安邑，而后携战胜之威攻取了上红圈所示的少梁（也可能由偏师夺取）。是役，周室向秦国表示庆贺，为秦献公授予“伯”号。 毫无疑问，战国前期的秦国并不弱小，但——它很强吗？ 不见得。 我们要看到，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的这段时期，魏国的主要扩张方向是沿着黄河流域进行，因此在占领上郡、河西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方，客观上也减少了秦国所面临的压力。 所以，对于战国初期的秦国，我们既不能认为它特别弱，也不能认为它特别强，必须辩证看待它的实力。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 在战国前期，秦国还没有进行商鞅变法，为什么就有如此的实力呢？ 有关秦国在战国前期的变革活动记录并不多，但我们依旧能够找到2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秦厉共公时期。 当时晋国的韩、魏、赵三卿瓜分了智氏的领土，智氏一族逃亡了秦国。关于这批晋国士人给当时的秦国带来了什么，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想来秦伯对这批人还不错，所以之后又有智氏族人来投奔。而到了秦简公时期，秦国开始进行了出租禾这一源自鲁国的改革，“百姓（官）初带剑”也极有可能是官僚架构开始成型的标志。 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秦献公继位的时期。 在秦国发生动荡之际，身在魏国的秦献公得到了魏武侯的支持，回到了秦国继位，并于3年后把国都从雍迁到了秦魏边境旁的栎阳。 这一阶段，我们需要尤其注意以下3个信息： 1、秦献公在迁都栎阳的第3年后，与某位夫人生下了秦孝公，这一年秦献公43周岁； 2、秦献公在迁都后，进行了包括有大范围置县、士卒相伍等严重损害本土世卿的变革； 3、秦献公的另一大举措在于“行为市”，也就是建立公室的全国性集散市场，考虑到秦国的铜和盐主要从魏国进口，这一举动当有公室垄断命脉商品交易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政治本身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秦献公想要完成上述变革当然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团队，至于这支团队究竟来自于秦国本土还是来自于他在魏国30年来结交的魏籍士人并不好说。 有关这一问题并非完全没有线索，秦孝公出生时秦献公已经43岁了，从年龄上看秦孝公可能与自己的长兄之间有15-20岁左右的差距，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成为储君并且顺利继位，又是为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秦献公在继位期间续娶了一位地位十分高贵的夫人，这位夫人诞下的男丁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秦国的第一继承人。 那么，这位夫人究竟来自于哪个家族？是秦人还是晋人或是楚人？这些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不过，从秦献公的政治背景及变法内容来看，这位夫人系魏武侯之女的可能性不能说小。 秦献公死后，秦孝公继位，秦廷发布《求贤令》，魏臣公孙鞅（卫人）、齐臣秦越人（即扁鹊）正是在这段时期至秦。在之后的若干年间，秦孝公与妻妾中的一位韩夫人生下了公子疾，也就是在秦惠文王一朝时在秦廷“挟韩而议”的樗里疾。 从秦孝公一朝的形势来看，外籍士人已经全面进入秦廷。  有关商鞅变法，我们必须要高度肯定其先进的一面，但也不应忽视当时新兴士人阶层对权力的贪婪。 到秦惠文王一朝时，魏籍士人已充斥在秦廷文武官职的方方面面，以樗里疾为首的亲韩集团也正在快速崛起，齐籍士人陈轸则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 又到了秦昭襄王前期，秦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季君、樗里疾、甘茂、田文、楼缓等人在韩、魏、齐、赵的支持下对秦廷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赵廷放弃了楼缓，改支持楚系外戚魏冉，秦廷内部的党争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之后魏冉还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起起伏伏，直到被范雎彻底赶下了台。  据《荀子》一书中记载，荀子曾在范雎时期访问过秦国，认为秦廷的官员“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而史书上却记载范雎、王稽等人一直在秦廷搞裙带关系。在这里，我们并不能盲目认定《荀子》记载有误或史书记载有误。公平的角度上讲，范雎、王稽一党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怎么干净，但这一派系一家独大也切实压制住了秦廷内部的党争，荀子在对比赵、楚等国的情况给予以上评论并不奇怪。 从秦献公到秦昭襄王前期的走势看，相信很多朋友都能看出，当时东部列国之所以能够容忍秦国的崛起，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因在于秦廷的高层是由外籍士人基本垄断的，客观上给列国控制或影响秦廷提供了便利。而秦国能够在战国中期逐渐超越齐、楚两国的国势，自然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说到这里，估计又会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 在秦廷任职的这些外籍重臣，他们公开去勾结其他诸侯国，难道不会因为叛国而被处罚吗？ 这时候就要谈一下春秋以来的社会风气。 在春秋时期，列国的公室及卿大夫经常会勾结其他诸侯国，有时干脆会去投奔他国。而一旦母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动荡，这些公室或卿大夫就会借助他国的力量夺取母国的执政权，执政后也免不了发布一些政令来报答他国。 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中央重臣身上吗？ 当然不可能。所谓“上行下效”，地方官是中央重臣任命的，当中央重臣都有如此强烈的投机倾向时，地方官对他国的态度只会更加暧昧。在春秋后期，齐庄公能够长驱直入攻取曲沃，吴王阖闾能直捣黄龙攻破郢都，其中免不了有晋、楚地方官的不作为和对敌国的暧昧态度。  图为齐庄公攻曲沃、吴王阖闾攻郢的大致路线，其攻击距离不可谓不惊人。 至战国初期，由于这段时期的史料内容极少，当时重臣和地方官僚是什么态度不可能有具体记录。但考虑到战国中期以来重臣们几乎半公开的里通外国行为，甚至到了战国中后期干脆出现了一个大臣同时效忠多位君主的情况，战国初期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气可想而知。 前面铺垫的比较多，但又确有必要。 现在回到公元前369年，回到我们提到的假设：  图中： 左红圈为秦献公时期的秦都栎阳，右红圈为魏都安邑。 左上紫圈是魏国的上郡之重镇雕阴，中部紫圈是河西重镇少梁。 下方一排黄圈依次是三门峡西部的阴晋，三门峡东部的函谷关，周都雒阳，虎牢关。 如果当时魏国真的要被一分为二的话，西边的“晋国”很难有威胁秦国的实力，赵、韩、楚等国又必然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东方的齐国和“泗上十三诸侯”，那么此时秦国如果想要夺取少梁、雕阴，想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在正确的历史轨道上，它面对一个完整的魏国时都得手了。 那么，除了扩张变得更容易一些以外，秦国在外交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在上图中我们用黄圈专门标注了一条连线，也就是阴晋、函谷、雒阳、虎牢一线。 这条线对秦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国力上看，秦国想从“晋国”（注）手里夺下这条线倒是不难，但到底能不能得手很大程度还要取决于韩国的态度。 （注：有关此时秦国是否占据三门峡有一定争议，不过三门峡以东的焦和曲沃，三门峡以西的阴晋，确为魏国城邑。）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韩国的局面：  前面的韩国篇中我们讲到过，魏国一旦被分为两半，韩国很容易和齐国产生联盟倾向，但这种联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可能会转向赵国和楚国。但无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盟关系，围绕“梁”、宋、卫三块大肥肉都必然会消耗韩国的大量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后方的秦国是个什么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现在我来看： 秦国是否愿意给韩国营造一个稳定的后方呢？ 如果秦、韩两国产生合作意向，那么秦国在三门峡、河东乃至巴、蜀、义渠、上郡方面的扩张都会便利很多。虽然我们不能说韩国一定会由着秦国大肆扩张，但无可否认的是——秦、韩之间确实有着天生的联盟倾向。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局势：  图中可见，无论东部的外交如何变化，西中国的秦、韩联盟倾向整体还是稳定的。具体看一下红框所示，如果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占领了三门峡地区，秦韩联盟其实就是西周时期成周与宗周的翻版。 这意味着什么呢？ 站在韩廷的角度上讲，它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向秦廷持续输送韩籍士人，以此挤压魏籍士人，使秦国产生进一步的亲韩倾向； 站在秦廷的角度上讲，原本在秦国任职的魏籍士人不可能嗅不到事态的变化，而晋人又向来擅长投机，这批人有充分的理由转向亲韩。 在这种局面下，秦国之后的变法是否还会沿着商鞅变法的轨迹进行并不好说——毕竟商鞅变法是在魏国式变法的基础之上进行改良的产物——还存在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秦国后续的变法也开始搞“术”的那一套。 那么，如果这种风格的变法在秦国所接受，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我个人看，可能引发的结果主要有四： 第一，秦、韩之间的关系应当比秦惠文王后期至秦武王时期的秦、魏两国关系更为紧密，秦廷和韩廷重臣之间的水乳交融更为严重； 第二，韩籍士人不断涌入秦廷，大致取代了正常历史轨迹下魏籍士人在秦廷的比重； 第三，由于东部列国对“放大版泗上”的惨烈争夺，韩、秦两国的联合趋势应当会不断加深，二周被加在中间早晚会失去自主性； 第四，由于秦廷的党争原本就跟激烈，此时又接受了“术”的那一套运作方式，有可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进一步向着世故和心机的方向发展。 如果以上4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示两点： 第一，“晋国”、巴、蜀、义渠等国并不会撑太久，但“晋国”最后哪些位置会被韩国占领不太好说； 第二，战国中期以来在外交领域的算进心机可能转移到了同盟阵营内部，也许会出现有长久稳定的军事同盟，但盟国朝堂间重臣间的相互渗透和勾心斗角会变得更为严重。 最终，秦、韩联盟比较有可能最终演化为占据四川盆地、黄土高原、汾河谷地、洛阳盆地及中原平原的联盟体。  上图为秦、韩联盟可能的扩张地区。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不排除会出现西北对东南的长久对峙，也不排除有可能存在秦国或楚国乃至齐国更早统一中国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历史都会狠狠地拐了个弯，就像暴虐的黄河肆意在中原大地上肆意变道，任由无数苍生在滔天洪水中悲鸣。 可是无论黄河九曲，终将通向大海。 接下来，战国的走势固然不可琢磨，但以中原为中心的零和博弈不可改变，以集权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不可改变，以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的趋势也不可改变。 洪水退去之后，还将会有一个雄壮的王朝在肥沃的土壤上茁壮成长，至于她的名字叫“汉”抑或其他，君王是楚人、秦人、郑人还是齐人，都并不重要。 （全文完） 赵国咋那么大？ 晋阳、代郡都是地广人稀的地区，晋国本身有和翟的政治传统。 不但地广人稀，还掺杂大量少数民族需两三代人去同化。代地和中山原本都是少数民族。 西周时期，没有任何诸侯国能称霸（此时周王室还比较强大，及时到了西周末期，周王室衰落，诸侯国还没有出现千里之国），东周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逐渐形成了五位霸主（春秋五霸：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齐桓公，越王勾践），其中楚庄王是第一个称王的诸侯国君，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在前465年去世（此时已进入战国时期）！因此，战国初期没有霸主，战国中期魏国曾经做过短暂霸主，很快被秦国替代！ 魏国被打残了，也轮不到秦国！楚国是战国第二个霸主，楚国之后，后来齐国在齐宣王，齐闵王前期做过短暂霸主！在后来，齐秦并立。赵国第三！五国伐齐后，秦国第一，赵国第二，楚国第三！秦国真正的霸主，是在五国伐齐后形成的！ 秦惠文王后期也已经是战国最强了。 不是！是齐国，齐国才是魏国之后，霸主。 强只是综合国力略强，秦强不代表它一定能打赢东方六国中任意一国。战国中期七雄鼎立格局时，最强国尚无法消灭最弱国。 秦国当时还没有变法，和魏武卒交手，也并没有被打跨，本来就是不弱了。秦国割让河西以换取和平，是不是就是说秦国君主发现打着打着没钱了，手下的人也不太听话了，用河西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用变法来集中权利，更好得控制国家机器？但是春秋战国这种人才互相流动，有点不理解，特别乱，感觉大家都没什么节操。而最后商鞅的结局更像是秦君的一种阳谋，要不然人家为啥无奈回自己封地去拼命。电视剧都太美化了，禅位个屁呀，现实是用完商鞅，保存变法，鸟尽弓藏，秦献公和秦惠文王父子俩玩得挺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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