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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摩崖石刻“雾灵山清凉界”碑 燕山主峰雾灵山高2118米，比五岳之首的泰山还要高573米。因为海拔太高，每年春天，山下鲜花烂漫之时，山顶还冰天雪地。雾灵山四时之美景，皆为佳境，早已成为游人的景仰之地。
在雾灵山北侧海拔1050米处，有一巨石，高28.4米，宽30.8米，厚29米，巨石正中竖刻“雾灵山清凉界”六个大字，每个字4平方米，笔锋苍劲，硕大雄浑，传说为刘伯温手书，所以又被称作“大字石”。大字两侧有中号字，每个字45厘米见方，是明代官员两次来到雾灵山的记载。兵部尚书谭纶、分守游击任良相阅视侍郎汪道昆、分守游击李如梗、总督侍郎刘应节、巡抚都御史杨兆蓟镇总兵戚继光、兵部郎中左兴户部郎中侯国治、兵部副使王一鹗、协守都督张民，万历乙亥五月初五日曹家路李逢石刻石。 崇祯乙亥岁季春吉旦，镇守蓟州总兵杨嘉谟、整饬密云兵备高斗光、密云户部郎中王徵俊、监视西协军务张升、巡抚顺天都院张鹏云、监视西协军门邓西诏、总督蓟辽军门丁魁楚、吉家庄守备黑谷关都司曹家路、游击状元协守。 万历三年（1575年），谭纶、刘应节、戚继光等人在附近检查验收长城修筑工程时，来雾灵山参观留念，此时大明王朝有戚家军这样的虎狼之师，志得意满，不光是戚继光、谭纶，还是掌握朝政的张居正，都会认为大明王朝会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仅仅六十年后的崇祯八年（1635年），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已经是强弩之末，再有九年，崇祯皇帝就吊死在了煤山的歪脖树上。大明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大明朝的“劳动模范”崇祯皇帝在财力捉襟见肘之时，还在费工耗时修筑长城，如果他知道这些努力全是在做无用功，他的内心该有多凄凉。
一块石碑，两段文字，迥然不同的两个境界，“雾灵山清凉界”碑，此时，应该是三分清凉、七分凄凉。
崇祯八年（1635年），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绝对是伤筋动骨的一年。这一年的正月，明政府令总督洪承畴出潼关，与山东巡抚朱大典一起镇压河南起义军。起义军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上，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作战方针，为大家所接受。不久，起义军克霍邱，取颍州，李自成、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克凤阳，火烧皇陵，留守署正朱相国战死。崇祯皇帝闻听后，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
这一年，整个国家打成了一锅粥，多路起义军纵横驰骋，大开大合，攻城略地。崇祯皇帝也调动了所有的军事力量，全力围剿。
可偏偏就有人在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负重前行的时候，他来这里享受岁月静好。崇祯二年，崇祯皇帝裁撤驿站冗卒，失业的邮递员李自成加入义军。这一年，徐霞客第一次来到了雾灵山。崇祯六年，李自成脱离高迎祥而自成一军，徐霞客第二次来到雾灵山，而此时，兴隆县境内的大沟段长城正在修建，两年后的崇祯八年，前来验收的工程的杨嘉谟、高斗光等人的名字被刻在了清凉界大石头上。他不可能不知道戚继光在此筑长城，南兵北调，抵御外地入侵。也不可能不知道，就在徐霞客游山玩水的同时，士兵和工匠们还在这里流血流汗，修筑长城。国家在流血，在他的眼里，却成了“边民亦为乐安闲”。
明朝灭亡，有人说崇祯皇帝是背黑锅的，即所谓“明朝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兴替，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按照老羊铲史的感悟，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大自然的作用下，朝廷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从一开始建国，到中兴之治，再开始物极必反，最后多是以战争的形势完成了改朝换代。
黄仁宇把明朝的转折点选在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戚继光在被罢官两年后去世，而在他罢官之前，他最大的靠山张居正、谭纶都已经去世。
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此时，万历皇帝正在因为立太子的事和文官们较劲，较劲的结果是皇帝怠工，而且一怠就是二十年。
之后，大臣们也已经看透了中枢不再有领导全局的能力，消极敷衍像疫情一样，很快在全国蔓延了开来。而国内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人去重视，从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后世人分析李自成成功的原因，是他提出的两个口号：贵贱均田，蠲免钱粮，这正是针对社会最激烈的两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所以，义旗一举，从者如云。
土地兼并问题，从明朝建国之初就出现了，后来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藩王例不赐庄田，但可以借“退滩废壤”之名奏讨土地，建置庄园。王府除了奏讨土地外，还巧取豪夺，到明朝末年，王府庄田多达数十万顷。 风气一开，有权势者都千方百计兼并土地，连司礼太监张诚都拥有庄田数百所，市店遍于都市。大学士徐阶的子弟横行乡里，霸占民田，占地二十四万亩，佃户不下万人。
而普通农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杨嗣昌对全国情况做了概括：“近来田地多归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 ...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 土地兼并之后，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赋役繁重和负担不均。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或者照理优免，或者是飞洒、诡寄，最后，赋役重担都落到农民身上。 ——以上关于土地问题出自郑天挺编辑的《明清史资料》
徐霞客的高祖徐经是江阴巨富，富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人说得清。后来，徐经和唐寅一起因为“会试舞弊案”而下狱，后抑郁而死。家境败落，到徐霞客父亲这辈儿弟兄六个，绝对还是大家族，徐霞客弟兄三个，分家时分得200亩土地。 万历四十五年，徐霞客原配病故，续弦罗氏凶悍，徐霞客于是离家出走，开始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所以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应该有一个凶悍的女人。
很多人都在问，徐霞客一生旅游，是靠什么支撑他的花费呢？知道当时的土地兼并情况，大家就该有所了解，刘姥姥说王熙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这个意思了。
徐霞客每次出游，总有童仆跟随，负责饮食起居。另有长随挑夫，负责粗重活计。《徐霞客游记》的《游天都》就提到，在他登黄山天都峰时“夫仆俱阻险行后”，“奴辈适至”。你看，他独自一人在前面登山赏景，而奴仆们背着东西落在“阻险”之后，真有点悠哉游哉也。 明朝在每个县都设有多处驿站，为出行的官员提供运送和食宿的服务。徐霞客不是官，但凭借家族的声望和财力，经常能得到驿站或乡里提供的种种方便。 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三十》中写道，他坐在众夫役抬的轿子里，“从坞东南行二里，越一南来小水，又北越一西北来小水，得一村倚东山下”。谁知夫役们因为忍受不了长途劳苦而“罢工”了……徐霞客进村后，一位接待的老人让下人“上架餐饭”，再安排住宿。第二天下午，老人又为徐霞客征到了役夫和轿夫，“复上行岭畔者三里，又稍下……”。《粤西游日记三》：“丁丑十月二十六日晨餐后，得两肩舆，十夫”；“十一月初二日饭后夫至，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初三月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二十一日……众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见余絷其夫，一老人乃出而言曰……余当代为催夫；失二鸡……仍絷前夫不释。久之，二村人召鸡，释夫去”。缺两个轿夫就用女人抬，让小孩儿抬，因为两只鸡与人大闹一场。
没有职务的徐霞客尚且如此，那些有官衔的过往差役会是怎么样的变本加厉呢？李自成每天在驿站里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人，能不造反吗？
该结束了。
比李自成来得更早的是天灾。 《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 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 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崇祯的心，得稀碎稀碎的。 
雾灵山日出
崇祯八年，就在杨嘉谟、高斗光等人在雾灵山清凉界的大石头刻字的时候，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族，统一了各部。同年，多尔衮在进攻蒙古察哈尔部时，得传国玉玺，“天赐之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多尔衮语）于是，第二年四月二十一，皇太极称帝，建国号“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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