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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中医“证”及其相关的学术基本西医化了，而且容不下相反的学术意见，除了真正为了弘扬中医的个别报刊，批评西化的学术观点很难被中医自己所接受，就连网络搜索，也会把反对西化的声音排斥在外。“证”的学术被完全统一了，只有求西医化的同，没有求中医内涵之真。振兴中医迫切需要的是，分别中西医的文化区别，让“证”回归到生命文化中去，不要当成实验文化中的解剖刀下的羔羊。形态医学以科技文化为本，随着仪器技术的发展，细胞分子日益深入，中医的“证”及其辨证论治，不可能得到科技文化的认同，中医人千万不要为了迎合科技文化，就把“证”细胞化、分子化，就一定认为中医的治疗目标已经转移。只要理论存在、逻辑模式不变，治疗目标能够转移吗？ 中医学是生命医学，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西医以科技文化为本，科技文化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文化，没有实验仪器的确定性，“病”就没有临床的客观性。中医学把人当成活生生的、晒着太阳、淋着风雨、吃着五谷、感受情志的生命，把以活生生的人的临床症状群作为实际对象，结合天文、地理、人事等客观，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症求机”思维的逻辑加工，形成具体的证候病机判断，才能明确“随证治之”的目标。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辨证论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说法。病、证问题，在今天的中医学术界，始终纠缠不清。大家习惯地用“病”来统帅“证”，就像搞果树嫁接，试图把中医的“证”的枝条，剪接到形态医学之树。果树嫁接是植物生命的交叉，因应变化能够相容，嫁接就能够成功，如梨苹果，不能相容就无法成功。 果树嫁接和文化融合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自然客观的内容，后者是文化客观的内容。文化客观不能等同于真理客观，真理客观需要自然客观的证实。文化客观无论怎么可靠，都只有在自己的逻辑框架内，才是真实的。自然客观是多种多样的客观，对生命文化的客观真理性的评判，只有经过“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的检验才是可靠的。 理解“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先要理解病证的文化关系。病证文化关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跨文化的“病”“证”关系，即西医的“病”和中医的“证”的关系；一种是中医文化内的关系，即中医的病和中医的“证”的病证关系。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原本是中医文化内的病“证”的关系，后来人们尊崇西医“病”中医“证”的诊断模式，跨文化的“病”和“证”关系，逐渐取代了中医本身的病和“证”关系，甚至认为中医理论中没有病，只有“证”。这种学术观点形成了“辨症求机”思维的逻辑误区，产生了病种之辨的理论盲区。 在中医的理论中，“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有两种说法： 一是就疾病现象而言的，同样的疾病现象，可以有不同的治疗叫“同病异治”；不同的疾病现象，可以有相同的治疗叫“异病同治”。周学海《读医随笔》：“伤寒有证异而治同，如自利不渴属太阴，自利而渴属少阴，皆用四逆温之；有证同而治异，如阳明自利、腹痛者，此内实也，宜下之；太阴为病，下之则胸下结硬也。”这里证字的语义，是症状，如自利不渴、腹痛、胸下结硬，不是证候。但因疾病现象之症与疾病本质之“证”含混不清，我过去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所提出的“辨症求机”的名词术语，都无一例外地被改成了“辨证求机”，把辨症等同于辨证，一字之改，混淆了辨的对象和辨的结论，扰乱了辨证论治的逻辑关系。 二是就病机逻辑关系而言的，有两种情况。属于中医的同一种病，可能运用不同的治法方药，如太阳病中风，可以用桂枝汤，也可以用桂枝加葛根汤，叫“同病异治”；不同的病，可能运用相同的治法方药，如太阳病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病用桂枝汤，太阴病用桂枝汤，叫“异病同治”。其次，因为病机要素关系有同有异，治疗相互交错，彼此区别。《医学南针》：“同一感风，有风寒、风热之不同；有同一湿病，有湿热、寒湿之各异。痰证有寒痰、热痰之分，伤食有肉食、谷食之别，一症偶异，用药迥殊。”有风当疏风，但有寒热之异；有食当消食，但有谷肉之别，如此的“同”和“异”，又在在病机要素之多少和关系的异同。 辨证论治的所谓“同”和“异”，都取决于证候病机。用病机的逻辑关系分析，“同病异治”的“同”，指的是病种之辨的结论相同，“异”指的是证候病机结论的差异，因此治疗不同；“异病同治”的“异”，指的是病种之辨的结论不同，“同”指的是证候病机结论相同，因此治疗相同。一句话，无论病种之辨的结论是否相同，只要证候病机不同，论治决策就不同；证候病机相同，论治决策就相同。 中医病历书写规范，要有西医的“病”和中医的“证”，其“病”和“证”的关系，是人为地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逻辑，表达同一就诊病人的疾病本质。如何处理好这种主观意愿的“病”和“证”关系，对临床中医是个极大的挑战。本来是中医，却非要按照西医的逻辑去思考“病”，对中医极其不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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