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梯田里的多声部

颐源书屋 202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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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高亮的声音不会被控制升到多少度、抵达哪个音，就是不停地穿透、穿透。

文、图、音乐采集 | 焦小芳

编辑整理 | 他者others

2019年3月，我作为“乡村之眼”（致力于帮助西部乡村农牧民通过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视角，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家乡自然生态和文化传统的公益机构）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切龙中寨拍摄哈尼族的多声部。那也是我第一次来到真正的传统寨子，这里有学人类学的我期待已久的老砖房，和不太方便的交通。村里包括隔壁会唱多声部的哈尼人都聚集在了切龙，在车志雄家新盖的房子拨玉米粒，还都穿着民族服装。他们都知道一会儿要拍摄多声部，已经做好了准备，平日里当然不会有这么多人。

车大哥穿着“乡村之眼”四个大字显眼的衣服，很亲切，看起来像认识好久了一样，热情地给我端来他自己研发烤的棕苞茶，喝起来有股烘烤的香气，后来每次去我都喜欢喝棕苞茶，但不知从哪天起，车大哥又发明了新品种，像是红米茶之类，我也已经很久没喝到棕苞茶了。

切龙中寨

和车大哥从第一次拍摄时就熟了，尽管那次时间很短，总共加起来也只有一下午。午后最热时，车大哥先带我去梯田踩点，太阳晒得梯田有些干黄，放荒的有1/3，正是三月份撒秧苗的季节，梯田里有一些水，倒映着天空的影子。我在只有20公分左右的田埂左摇右晃地走，实在走不到头，车大哥只好扶着我走完了下半截，笑着说“这里的老人都比你走得快”。

红河的天气真是名不虚传的灼热，回寨子的路也显得漫长，但正是在这长路上和车大哥细聊，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的父亲是多声部的传承人，以前就经常有人来找他，母亲也会唱，车志雄还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困惑——为什么他父亲唱歌居然可以拿工资？为什么那么多人跑这么远的路来，就为了拍一张照片？后来有人给他看成片效果，才发现自己从小生活的地方这么美。

车志雄的父亲

车志雄自己不怎么会唱，但那时他也试图给我们解释哈尼族多声部“叫吾处阿次”，就是一个人有一个声音，八个人就是八声部（此处保留车志雄的说法，对声音和声部的概念没有做乐理上的区分），最少都要有八个人，从撒秧苗时开始唱，唱到打磨秋，小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还说唱多声部时会用到的叶子有两种，一种竖着吹，一种含在嘴里；以及乐器：三弦和笛子必须有，三弦有两种，一种拉，一种拨弹。尽管我不是音乐专业的，这也是我对多声部的初步印象，但总觉得车大哥言语间有些概念很是模糊。

后来我意识到，在我们去拍摄前他根本就不了解多声部，一开始跟我们说的是“八声部”，之后每次进村，他的说法都不一样。但他记录多声部的意图是真心诚意的。年轻时他外出打工被骗，老板欠了好久的工资没发，身上的钱也舍不得花，就自己徒步走回老家，从天亮到天黑走了一天，之后再也没出去过。他想起父亲曾靠唱歌挣到了钱，激发了他对非遗传承这件事的好奇，尽管在外打工能挣的钱更多，但他不想再离开，转而回到村里着手记录。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发自内心的想法，而且他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在一些外界人士的帮助和“乡村之眼”的培训下，兢兢业业地记录下了切龙中寨两个四季的各项生活生产过程，而多声部音乐就是他们一年四季劳作中的重要一环。

插秧时

我萌生了让车大哥深入了解他在记录的多声部到底是什么的想法，于是就让他带着我、也和我一起，把他认识的人都采访了。他是我的向导，也是翻译，如果没有他，很多人都不会给我这样的面子，我是采访不到的。

事实上，哈尼族多声部在1990年代曾经非常有名，民族音乐专家、哈尼人吴志明还曾带着普村村民到昆明、上海、台湾等地演出。车志雄的父亲和远亲车格都是那时候被发现、走出去的。车格嫁了两次，第一次的那家人不让她唱，后来她就嫁到罗么大寨，那里的家人很支持，丈夫也帮忙在她出去之后照管家事。这第一批人刚刚接受表演邀请时，村子里的人议论纷纷，说日常田间唱的歌怎么可以随便给外人去表演。当然也有一直鼓励他们的。

我也从早年一起参与调查和翻译的白学光那里了解到，“吾处阿次”有“叫秧魂”的意思，而且每个人理解的“吾处阿次”都不一样，不仅仅是田里的歌那么简单。

车志雄（左）和焦小芳

车格是一个有突破性、独立的女人，她告诉我自己是走出去了的人，但车志雄的母亲车伟松则没走出去。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理由，家里有孩子和老人；车志雄的父亲也会唱，两人只能出去一个。

后来我问车妈妈这件事，她表示尽管不后悔，但心里也有遗憾——自己也能唱，是为家庭做了牺牲。而且她也说了，当时女性地位没有男性高，男人的衣服女人都是不可以用脚踩的。我当下就跟妈姆（我对车妈妈的亲昵称呼）说，“如果有机会我肯定把你带出去。”

1990年代，哈尼多声部甚至出国演出过，但这件事如今已被绝大多数人遗忘了。不过这不代表人们忘记了多声部，村子里现在旅游业兴起，许多“老法师”拿着长枪短炮来切龙中寨想拍梯田里的多声部，哈尼人就配合，毕竟这也是谋生的工具。

吾处阿次在阿姆斯特丹演出时

长期致力把多声部推向世界非遗的史军超把村民带出国表演时，他说有国外听众向他形容多声部“听起来像一组巨大的音墙，推过来不可阻挡”，但他觉得像是梯田一层叠一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高。音乐教授黄凌飞是第二批帮助哈尼多声部申请非遗项目的参与者之一，她告诉我，“吾处阿次”关乎身体的感知，在田间你一句我一句，形成了对声音的认知。我自己是在2019年5月第二次到切龙中寨时赶上了他们最隆重的节日“开秧门”，才第一次见到从土地和梯田中自然生长出的多声部合唱——至少去之前我这样以为。

层层叠叠的声部，对应层层叠叠的梯田，“到了那个场景里就会唱起来，”黄凌飞说，“场景就是梯田、是自然，它们总是在变，这也就是歌声总是在变的原因。”

切龙中寨寨门

哈尼人头一个起音出来了，然后一起插秧的人就会层层叠叠地加进声来，每个人都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部，都在唱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一对一的对话——他/她和自己的神明的对话。当然也是对其他声部的回应。

“到底是在哪一拍加入呢？”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前辈研究者，都问过这个问题。“全看歌唱者自己对'进入’的感觉。”得到的答案大体如此。

我总觉得“吾处阿次”的文化性比音乐性更多些，也一直想知道“吾处阿次”究竟是如何唱的，每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想去捕捉每个人的歌词，希望听到他们口中唱出的、对作物生长的期待。后来我知道，他们并不怎么这样唱了，每当要唱多声部，他们就能立马把自己调整到演出状态似的，即便是在“开秧门”时都有表演的影子。我甚至拍到了像广告大片般的航拍镜头。

景色如画的梯田

只有一次，我跟着车妈妈去田里，发现她休息时拿着手机在微信群里唱，突然间我感受到了旅游的人群散开后，自然而然唱出来的声音，这种随意自发的才能真正体现哈尼多声部的音乐性吧。梯田里的演出多少有些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我拍的哈尼人多声部纪录片就取名《吾处阿次》，2020年入围第二届华语音乐影像志，闭幕式上请了切龙中寨的哈尼人来演出。（2021年12月8日-12日，上海音乐学院在厦门鼓浪屿·厦门市音乐学校举办“第二届华语音乐影像志暨国际音乐影像志展映”，通过初选和复选，共有20多部影像志和特邀影片入围展映。《吾处阿次》获铜奖。）借着这个机会，我真的把车妈妈带出来了。妈姆非常开心，对我说：“当年没有出来，这次终于圆梦了，大概就是很圆满的一个结局。”

车志雄的母亲

哈尼人多声部的形成是因为他们在田里，有时彼此不熟悉、但想助兴；有时大家要一块儿举行祭祀仪式，嗓门得大一点，声音才能越过高高的梯田让对方听到，就这样形成了这种很特别的声音现象。我想象不出在鼓浪屿的音乐厅，他们的声音会想穿透什么，又能等待怎样的回音。

事实上，这里的植被不同，叶子吹不响——在梯田里常用的梅帕和叶笛是田间的野姜叶和能发出饱满声音的叶子，但鼓浪屿没有，能用的还蔫得很快。喇叭也吹不响，一切都是哑的。梯田，多声部存在的本地环境，早在十万八千里以外了，他们乘坐汽车、飞机、轮船，从西南哀牢山，来到一个让声音哑掉的大海边。

但我的所有担心和失落都是多余的。他们见到大海，海浪声就成了伴奏，手拉手，就不自觉地拿着手机拍起了抖音，哼唱起来：“在汉人朋友的邀请下，我坐在大海上空却不会湿鞋的飞机上，来到了祖先没有来过的地方，见到了祖先没有见过的东西，吃到了祖先没有吃过的食物。此时我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摸着从未见过的海螺……”我这才猛地真正感受到了他们为什么歌唱——那是他们无法抑制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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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哈尼人不懂乐理，完全用身体和耳朵来感知，除了祖辈传下的调子，其他都是纯身体引发感受而来的东西，也正是这，才是最神秘的。关于“吾处阿次”的一切可能正是由此而来，也将重新从这里开始。

在鼓浪屿音乐厅时，当这些真正的村民和一些有舞台经验的表演者对比，我也感受到了什么是原生的力量——由歌声的穿透力带来的震撼。他们高亮的声音不会被控制要升到多少度、抵达哪个音，就是不停地穿透、穿透，这些村民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哪要停、过渡、休止……但这才是原生的、民间音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