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习所里唯一的女兵 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第二个培养农民运动斗争骨干的场所。除少数农会干部外,招收的学员绝大分是青年学生,总共112人,其中有十几名女生。 我当时才15岁,是最小的一名学员。 讲习所设在已停课很久的教会学校惠民中学。 讲习所的构架完全按照军队建制,只不过叫总队、区队、小队,相当于连、排、班。所长彭平之是一名早期共产党员,曾在萍乡安源煤矿办平民夜校,和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一起发动领导过工人运动,大家都很敬重他。总队长赵伯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教务主任夏明震,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衡阳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总务主任兼讲习所党支部书记叫宾利用。下面的区队长则都是国民党部队派来的连排级干部, 小队长多是农民协会的区干部。彭平之还有其他工作,所以不常到学校来,具体管学校的是总队长赵伯诚和总务主任宾利用。教务主任夏明震也经常到校讲课。 当我踏进讲习所的第一天,就脱下学生装,换上灰军装,剪短头发,戴上大盖帽,扎上绑腿,束紧皮带,对着镜子仔细照。 我终于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女兵,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 讲习所所学课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主要讲共产主义ABC,讲帝国主义论、社会进化论,讲全国的农民运动形势,讲怎样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和领导农民运动。另外,还经常召开报告会,介绍北伐军进军形势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军事课刚开始时是学军操,后来还进行野外训练、实弹射击,等等。 记得第一次上军事课,教官是国民党军队派来的,学的是立正、稍 息、向左向右转和向后转等。那些洋学堂出来的女学生随便惯了,对上操 不以为然,做动作不认真,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教官大声训斥也不管用, 少数女生还是那样吊儿郎当,他气得用厚皮鞋对着站得歪歪扭扭的一些女学员又踢又骂。 这一踢非同小可,踢得女学员直抹眼泪。这些女学员有的是富家出身, 平时娇气和高傲惯了,哪里受得了如此粗暴的对待。于是,她们串联好,在一周后的一次政治测验时,每人都写上同样的意见:坚决反对军阀作风,赶走××区队长,否则我们就不上他的课。几乎所有的女学员都响应了这次抗议,唯有我没参与。因为我立志要当兵,喜欢上军事课,因此觉得没必要与 她们搅在一起。 所长彭平之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这还了得!刚开课就敢不服从教官,违反训练纪律。这种人不适应军事训练,也不适合搞农民运 动。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宣布,这次的提意见是违纪行为,并宣布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全体女学员一律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去。有些怕苦怕累的女学员求之不得,而一些有志于农民运动的女学员却后悔地哭了。  下操后,我找到总队长提意见:“我没有违反纪律,为什么把我也转过去?'他说: “你一个女生留下不方便。”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有困难我可以克服,厕所我可以晚上去,澡我可以在男生洗过之后再洗,反正我不走。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赵队长再次做出让步,把我单独留下。我自己住一间,不久所里派人专门为我挖了个小茅坑。 就这样,我成为讲习所里唯一的女兵,恐怕也是大革命年代最早投笔从戎的女青年之一。 原来在讲习所同窗的女同学中,有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还有夏明翰、夏明震的妹妹夏明衡,她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在一起时,她们好像很忙。不久她们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剩下我一个女生后,大家就把我看得很特别。每当学员队出操时,总会吸引很多人到街边来看热闹。人们指指点点,想从队列中找出哪一个是女的。当时我早把头发剪得跟男生一样短,于是人们总是把排在最后的那个小男生当成是我。我们经常到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大操场打野歇,也会引来许多女生,特意看看当初的校友、如今的女兵是怎么个当法的。 那个时代的女人大都是小脚女人,对女人的定义就是洗衣服、做饭、生孩子。看到我不仅穿军装、扛大枪,而且撒开大脚丫与男人一样出操、行军、摸爬滚打,觉得不可思议。在衡阳,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15岁加入共产党 讲习所里只剩下我一个女兵了,我深知自己的分量,决心为千千万万受压迫受歧视的妇女姐妹争志气! 我想,男女平等,男的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男的做得更好,就是再艰苦、再困难、再紧张,我也要坚持下去。我克服了生理上的种种不便和不利,咬紧牙关战胜困难。虽说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但我们的学习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军事训练相当多,也相当严格。野外训练,不管刮风下雨,无论道路上坑坑洼洼,是泥是水,让卧倒我就毫不犹豫地趴下,叫冲 锋端起长枪就上,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女性。 特别是紧急集合,一般都在夜间进行。开始要求五分钟,后来要求三分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集合,谁去晚了就要挨批评、受处分(罚站、关禁闭)。为此,我每天入睡时,把衣服、帽子、绑腿、皮带放在固定的位置, 并把它记熟了。不管什么时候,军号一响,我就一下爬起来,摸黑随手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然后跑步到指定地点站队集合,因此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当然晚上睡觉决不允许不解绑腿带或不脱衣服,否则查铺时被发现也是要受处分的。 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兵而要求特殊照顾,或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当时衡阳一带闹土匪,说是要来进攻衡阳,我们怕土匪晚上来袭击摸哨,精神上很警惕,远远地看见人就喊口令举枪盘查。男生站几班岗,我也一班不少。每次急行军,我都咬着牙关紧跟队伍,一次也没掉过队。半年的军训,所学的所有科目,我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一次批评没挨过,且成绩也属中 上。我从中得到很大的锻炼,也增长了不少军事常识。 不仅如此,我对政治学习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初步接触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懂得了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了解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这些丰富的理论知识,使我豁然开朗,耳目为 之一新。回想过去,我从来不用功读书,是那样的无知。我暗暗地自责,并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全新的知识和丰富的营养。我开始思考一些革命和人生的重大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婚约及未婚夫的家庭。在讲习所里,政治教官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其中就指出要打倒封建旧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我在那个吴家生活四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到的,不正是革命要推翻的那种腐朽没落、扼杀人性的封建旧礼教吗?它曾经吞噬过不知多少青年的幸 福和生命。如今,作为一个革命的新女性,难道我还要去充当它的牺牲品吗? 我决心反抗这桩包办婚姻! 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明自己已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那桩婚事当初是父母包办的,如今还是请母亲出面去解除。深受旧式婚姻之苦的母亲理解自己的女儿,只好备了几桌酒席,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中人,退回了聘礼。对方也是世交,知道已无可挽回,也就同意退婚了。 摆脱了精神上的枷锁,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幼稚、淘气、贪玩、成天蹦蹦跳跳、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女孩子了。我感到自己充实了、坚强了,有了质的转变。我越来越坚定地 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志向。 有一天,总队长赵伯诚单独找我谈话,他郑重其事地问我:“曾志,你愿意不愿意加人中国共产党?” “愿意!”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赵队长当即就拿出一张纸,让我填写了姓名、籍贯和个人的一些情况。几天后,他又发给我一张表格,像现在的人党志愿书,两张纸对开的,我填好交上去。一个星期后,他高兴地告诉我,党支部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 10月底的一天,我被通知到农民协会办公楼上。入党仪式是秘密举行的。支部书记宾利用主持仪式,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教务主任夏明震代表党委讲话,他十分严肃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了。肉体只是人的躯壳,政治生活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肉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你们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 不渝……”这些话70年来我仍然牢牢记在心间。 面对墙上悬挂的党旗,我和20多位男学员庄严地举起了右手,跟着宾利用书记向党宣读了誓言。 接下来,每个新党员表态发言。轮到我时,我太兴奋、太激动了,以至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态度。最后,我只讲了两句话:“从今以后,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1927年3月,不满16岁的我,以总分第八名的优异成绩从讲习所毕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懵懂的第一次婚姻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还没等毕业, 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 因为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妇女干 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做政治助理员,算是正式的军官,每月有50块大洋的薪水。警察大队共400多人,我每周到那里上一两节政治课,有时全体集中上大课,有时则下到中队去上小课;有时在礼堂上课,有时就在草坪上席地讲授。后来,我也到妇女运动讲习所为她们讲过几次课,那里的学员有几十个人,文化程度和年龄参差不齐。 记得那时去讲课,也不懂得什么讲课艺术,就凭着与生俱来的胆大,年纪轻记性好,我照着在讲习所里学到的东西,依葫芦画飘。总之,一个年轻的女教官,加上崭新的知识浅显的道理,大家都很愿意听我的课,如此而已。 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说来话长。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身份的只有三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 她是个达官显贵家的小姐,家在长沙朱家花园,有上 千亩土地,内有亭台阁。她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背叛了她的封建家庭。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 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那时我才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婚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我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时,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分田地,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地主老财们恨透了农民运动,恨透了共产党,他们网罗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放共产党人的血。因此,衡阳决定戒严宵禁。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像往常一样,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 我把他推醒,问他:“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见他是和衣而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主任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我不听,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他找了妇女主任龙淑来做我的思想工作。龙淑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思想准备,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 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不然你怎么办, 舆论对你不利。 她还告诉我,夏明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做官的,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读过不少书,懂诗文。夏家兄妹五人都投身革命(后来都为革命英勇捐躯,夏明震有个哥哥,便是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震曾由母亲做主 定过一门亲,女方大他好几岁,念过一些书,当时正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夏明震对她并不满意,正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个女生自由恋爱,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紧。 说实话,当时我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虽说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讲话老是慷慨激昂,像个演说家。我觉得这人太热情奔放,且锋芒毕露,欠缺点稳重,所以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对总队长赵伯诚印象更好些。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 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软了。 婚礼是那样的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宴,也没有鞭炮。当时正处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定好一个日子,我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些糖果、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它是那样的偶然,又是如此的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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