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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

2022-01-17  殘荷聽雨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的已脱稿多年并早就仓卒送人,且屠隆不久即病死,故本畯未得睹其全本。

或许他从屠隆处得知一二,故竟能以肯定的语气并正确地说出这部他未见全貌的《金瓶梅》“书帙与《水浒传》相埒”云云,但在作者、成书问题上却改用“相传”云云的真假参半的含糊之词。

这或许是由于屠隆向他保密,也或许是他为屠隆保密。于是这种说法辗转相传,以后的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语,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大致因袭此说,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直到1933年10月,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才提出了成书于嘉靖间还是万历间的疑问。

他认为“《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年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紧接着,吴晗于1934年1月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词话》中的有关语词与明代史事相印证,进一步证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

于是,“万历说”占了上风,被广大研究者所承认。但近年来,也颇有一些学者对“万历说”提出异议。

例如,龙传仕先生的《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一文[2],即逐点批驳了吴晗的说法,力主成书于嘉靖。

1984年1月日本《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日下翠女士的《金瓶梅成立年代考》,其观点与论证方法与龙文大致相同。

另外,主张《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主要活动于嘉靖年间)的徐朔方先生,理所当然地也对“万历说”作出了全面否定[3]。

这样,《金瓶梅》成书“是嘉靖间还是万历间”的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现在看来,郑振铎、吴晗的论证确有疏漏之处,龙传仕等先生的看法不无是处。但从总体来看,郑、吴两位的论据,并未被完全驳倒。

《论金瓶梅》


这里,且就吴晗文章所提到的“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略作分析。《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有如下一段话:

妇人(孟玉楼)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

吴晗认为,太仆寺之贮马价银是从成化四年(1468)开始,但为数极微。

到隆庆二年(1568),藏银始多。但到万历初年,朝廷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只有到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才“朝政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宫监佞幸,为所欲为”。

“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龙传士、日下翠、徐朔方诸位的驳论,无非是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证明早在嘉靖年间借支马价银就已开始,或者已有相当数量。

其实,吴晗所论词话本中的“太仆寺马价银”,以及“皇庄”“皇木”“番子”等即使在嘉靖时期已经存在,也不能说作品就成立于嘉靖时期。

生于嘉靖二十一年而到嘉靖四十五年已25岁的屠隆等作家,在万历时期创作小说时,就完全有可能将嘉靖时期的情况描写出来。所以我认为龙传仕等的论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更何况如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的《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清作的消息来”。

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

为了证明《金瓶梅词话》确实成书于万历年间,本文愿进一步就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于“残红水上飘”。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书童装旦时唱的“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乃是李日华的作品。

这在姚灵犀《瓶外卮言》中已经提到。魏子云先生曾运用这一材料来证明“李开先死时,李日华才四岁”,故“李开先不可能写定《金瓶梅》”[4]。

徐朔方先生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对此作了如下辩解:

本文认为此曲是否李日华的作品未能成为定论。元明曲谱、曲选中署名搞错的例子不胜枚举。

李日华有《恬致堂集》四十卷传世,其中不载此曲,此其一;他的《味水轩日记》卷七提到《金瓶梅》而不提此事,此其二。

写作淫书是不名誉的事,但自己的作品被引入《金瓶梅》中,得以和前代名作《西厢记》(第六十一回)、《琵琶记》(第二十七回)并列,这是另一回事。

在李日华和他同时代的人看来决不是有失身份的事,何乐而不提它一笔呢?

事实上《南宫词纪》并未署错。此曲并非只见于此,在胡文焕《群音类选》、沈璟《南词韵选》中都有载录,且均署李日华的大名。

不过,此李日华非著《恬致堂集》、《味水轩日记》的浙江嘉兴李日华,而是改《北西厢》为南的江苏吴县李日华。这是因为《南词韵选》在此曲署名李日华下注有“直隶吴县人”。

此直隶为南直隶,相当于今之江苏、安徽地区。当然,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

但当知道,此曲不见于嘉靖时代编成的、《金瓶梅词话》作者最乐意的引用的《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而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

可见,此曲流行于万历年间,被万历时代的作家所引用 的可能性最大。

二、关于《别头巾文》。

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指出,《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抄引了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的屠隆的《别头巾文》(包含《哀头巾诗》、《祭头巾文》)。

《别头巾文》见于《开卷一笑》。《开卷一笑》是万历年间最初编成的[5]。这有力地证明了《金瓶梅》的作者即使不是屠隆,也至少是屠隆同时代或稍后的人物,决不可能是嘉靖间的名士。

《开卷一笑》书影


对于这个看法,至今尚有若干异议。

一、徐朔方先生认为,《祭头巾文》“和明代传奇《晬盘记》(一名《登科记》)中一出雷同”[6],从而否定《别头巾文》的作者是屠隆。

但是,徐先生所指出的“《群音类选》第24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初版”的《晬盘记》,只有“万俟傅祭头巾”一节,其题目可以说与《别头巾文》中的《祭头巾文》稍有雷同。

而其实际内容与《金瓶梅词话》,与屠隆的《祭头巾文》完全不同。因而可以说,《晬盘记》与《金瓶梅词话》毫不搭界。《金瓶梅词话》还是抄引了屠隆的《祭头巾文》。

二、徐先生还从另一个角度否定屠隆是《祭头巾文》的作者说:“屠隆曾以一衲道人为号,但以一衲道人为号的并不一定只有他。”[7]

但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图书馆所藏三本第三卷均明确地刻着“一衲道人屠隆参阅”,而中山大学藏本扉页又刻着“一衲道人屠隆参阅”,而中山大学藏本扉页又刻着“屠赤水先生参阅”,所以这个一衲道人毫无疑问是屠隆。

三、张远芬先生引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一段话后说,屠隆的《别头巾文》“正处在这五回'赝作’的范围之内”,因此,“屠隆充其量也只可能是这五回'赝作’的作伪者,而绝不是《金瓶梅》的原作者。”[8]

对此,我曾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中着重说明了目前所见《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话并不可靠,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初刻即是全本[9]。此不赘。

这里要补充的是:沈德符最初看到《金瓶梅》时是“小修上公车”的万历三十七年,到万历四十八年邱志充出守后似乎还认为原本少五回。

可是屠隆早于万历三十三年已经去世,他怎么能补这五回“赝作”呢?可见,目前所见含有《别头巾文》的五回都是《金瓶梅词话》的原作。

总之,《开卷一笑》中的《别头巾中》即是屠隆所作,《金瓶梅词话》引用了这篇作品,则可证小说当作于万历年间。

三、关于陈四箴。

《金瓶梅词话》中的人名一般可分两类:

一类是真名,即历史或现实中确有其人,如蔡京、蔡攸、安忱、曾孝序、张叔夜、韩邦奇、凌云翼等;

另一类则为创作时编造的假名,其中许多一望而知是谐音,有寓意的。

张竹坡在《金瓶梅寓意说》中早就指出:“如车(扯)淡、管世(事)宽、游守(手)、郝(好)贤(闲),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黄四,梅李尽黄,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带水战一回,前云聂(捏)两湖、尚(上)小塘、汪北彦(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忱(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生,二人共一喻义也。……应伯(白)爵(嚼)字光候(喉)、谢希(携)大(带)字子(紫)纯(唇)、祝(住)实(十)念(年)、孙天化(话)字伯(不)修(羞)、常峙(时)节(借)、卜(不)志(知)道、吴(无)典恩、云里守(手)字非(飞)去、白赖光字光汤、贲(背)第(地)传、傅(负)自新(心)、甘(干)出身、韩道(捣)国(鬼)”等,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谱了寓意。

这些看法未必全部正确,难免有穿凿的地方,后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如魏子云先生将韩道国理解成“寒到骨”等等,但总的来说,《金瓶梅》中的人名确实多有寓意。

因此,《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出现的“两司八府”中的“布政使陈四箴”这个名字就值得注意,因为它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大臣们围绕着这一问题纷纷谏诤,连年不断。

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戒除酒色财气,并进陈有关酒色财气的“四箴”,言词十分尖锐,如关于色戒,雒于仁指责皇帝“宠十俊(十个小太监,男宠)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等著作中力证《金瓶梅》创作与作者讽谕这一政治事件有关,因而《金瓶梅词话》卷首酒色财气四贪词与雒于仁进陈四箴有关。这是魏先生《金瓶梅》研究中的重要创获。

据此,《金瓶梅》成书当然在万历十七年之后。但是,徐朔方先生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似乎以现代政治生活的经验为依据,断定雒于仁进陈酒色财气四箴之后,皇帝老子发了火,就不可能有人敢在书的开头写有四贪词。

他说:“《金瓶梅》卷首有酒色财气四贪词,当朱翊钧在位时,此书完成在这一事件之后是难以想象的。”[10]

因此,徐先生把《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断为“万历十七年”,即雒于仁陈四箴之前。事实上作家头脑中出现的“陈四箴”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是现实的反映。

也就是说,只能在社会上先出现了雒于仁陈四箴的事件之后,才可能有“陈四箴”这个概念。那么,在万历十七年之前有没有另外的“陈四箴”事件呢?没有!

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在台湾《中外文学》上首次发表的《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列举了丰富的有关酒色财气的种种说法,就是没有一条与“陈四箴”这样的概念有所联系的。

因此,《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只能在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之后。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金瓶梅词话》中与“陈四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两位“左右参考”的大名,一个叫“何其高”,一个叫“季侃(廷)”(崇祯本加“廷”字)。

这样三个名字联在一起,雒于仁等侃侃谏诤于廷的“崇高”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这就使人更加觉得《金瓶梅词话》中出现“陈四箴”决不是偶然的。

《金瓶梅词话(注释)》

四、关于凌云翼。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的名单中还有一名“兖州府凌云翼”也值得注意。

凌云翼,乃实有其人,且与刘承禧也有瓜葛(详后)。《明史》卷二二二本传云:“凌云翼,字详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按:与王世贞同科),……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这个名字,据我看,不是作者编造时的无意巧合,而是有意的借用真名。

这是因为在“两司八府”中至少紧挨着凌云翼之后的两位知府都是用的真人名:“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征剿宋江的张叔夜为大家所熟知。

而韩邦奇也是明人,略早于凌云翼。韩、凌两人在嘉隆期间,乃至在万历初年,大名鼎鼎,作者怎么可能去生造一个为当世人们所熟知的与某大官相同的人名?

既是借用凌云翼这个人名,一般总在他身后,至少应在他从官场匿迹之后。

事实上,在这部小说中,恐怕也找不到比凌云翼更后的真人姓名了。《明史》、《明实录》等记载,凌云翼先以病归,于万历十五年因“家居骄纵”、“坑儒”而被夺官治罪(详后)。

从“诏夺官后卒”的语气来看,凌云翼不久即死。因此,我认为《金瓶梅词话》借用凌云翼这个真人名,也可证这部小说成于万历二十年前后,而如李开先、王世贞、贾三近之类,是很难想像会把同世的大官、甚至同僚、同科进士用真名写入这样一部小说的。

五、关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演出。

诚如徐朔方先生所言:“《金瓶梅》三分之一的回目都有戏曲演出的繁简不一的记载,包括笑乐院本、杂剧、南戏的演出实况在内。

这些资料和明代其它有关戏曲演出的文献作对照,无论对《金瓶梅》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都是最好的验证。”[11]

对于这个问题,章培恒老师曾在《论<金瓶梅词话>》中有一段扼要而中肯的论述: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演奏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

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的盛大酒筵,如西门庆宴请宋巡按(四十九回),安郎中等宴请蔡九知府(七十四回),宋御史等宴请侯巡抚(七十六回),皆用“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

所以,此书当写成于万历时期[12]。

徐朔方先生也长于戏曲史研究,为笔者所钦慕。他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中比较详细和忠实地指出了嘉万间弋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和《金瓶梅词话》中有关戏曲演出的描写。

今就根据徐先生引证的情况来看,也恰恰证明了《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年间,而不是他所断定的“万历元年(1573)之前”。我们先看徐先生论《金瓶梅》曰:

据《金瓶梅》的记载,……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回描写演唱南词、南曲,伴奏乐器是筝或琵琶。西门庆家正式宴请高级官员时,如第四十九、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六十三、六十四等回,演唱的都是海盐腔,尤以上面最后两回的记载比较详细。

全书没有一次提到昆曲或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南戏。即使在第三十六回写到北方深受欢迎的“苏州戏子”时,那也不是昆曲演员。

这里节录的一段,主要说明了《金瓶梅》中搬演的南戏是海盐腔,而尚未带及昆腔。这与章老师所论相同。那么,这当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请再看徐先生的分析:

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作《南词叙录》,上距李开先《宝剑记》初刻本十二年。

书中说弋阳腔流行最广,北到京师,南到闽广,其次为余姚腔、海盐腔。昆曲限于当地,象一切事物初起时一样,还在受人排斥,“或者非之,以为妄作”。

徐渭对此愤愤不平。《南词叙录》之后大约二十年,松江何良俊《四友斋曲说》云:

“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它说昆山腔当时已经取得对海盐腔的优势。

我们知道昆山腔在它的发源地苏州一带则在1540年前后已由梁辰鱼的《浣纱记》而勃兴。与此同时,沈璟晚年制订曲谱,虽然名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实际上他只为促进南曲中的一种即昆曲的繁荣而努力。

他的目的“欲令(戏曲)作者引商刻羽,尽弃其学,而是谱之从”(李鸿序)。这个意图正好说明在汤显祖、沈璟的时代,昆曲的统治地位还有待确立,或正在确立之中。

同时而略迟,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骥德《曲律》卷二说:“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

从《南词叙录》到《曲律》,以上各家年代先后不同,忠实地反映了弋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简言之,这个依次代兴的情况是:隆万前是弋阳腔流行的时代,隆庆及万历初是海盐腔风靡的时代,约于万历三十年前后昆曲的地位还有待于确立或正在确立。

那么,主要描写“海盐子弟”的《金瓶梅词话》不正是于万历初至万历三十年间产生有最大的可能吗?

徐先生怎么同时又说它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万历元年(1573)之前”的作品呢?

总之,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描写看来,这部小说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出于浙江人屠隆之手是最恰当不过的[13]。

至于《金瓶梅词话》创作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的问题,我曾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及《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有所论证[14]。

近阅魏子云先生注释《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四月二十三日壬子日”条云:

查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的四月廿三日是壬子,嘉靖四十年又一次,明神宗二十年再过一次,以下到万历四十六年又一次。注此以供研究本书问题者参考。

这可以说又给我添加了一条内证。四月二十三日正巧是壬子日,这一天是壬子又正巧在万历二十年,这些难道都是偶然巧合吗?

《黄霖说<金瓶梅>》图文本



注 释 
1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文献》,1985年第2期。
2初发表于1962年第四期《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5月收入湖南古典文学研究会编《古典文学论文选》,易署名为“龙华”,内容也略有改动。
3徐先生于1984年第三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对原先主张“《金瓶梅》     的写定者是李开先”的说法作了修正,认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李开先“崇信者”的范围就相当广泛了,甚至可以包括屠隆、汤显祖、沈德符等万历时期的作家。至于写定的年代,徐先生将“下限”也修正为万历十七年。但从整篇文章的意思来看,实际上还是坚持嘉靖年间李开先写定的看法。
4魏子云《金瓶梅审探》,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因《开卷一笑》中出现万历年号。徐朔方先生认为此书编在康熙以后,见1984年第3期《杭州大学学报》。
6、7、10、11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
8张远芬《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
9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12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
13据《万历野获编》载,屠隆于万历五年至十一年为青浦县令时曾欣赏过昆曲勃兴时的初期作品《浣纱记》,但他作为浙江人,最娴熟的可能还是海盐腔。
14《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后收入《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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