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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明 ▏论《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构思(上)

2022-01-17  殘荷聽雨



《金瓶梅》被称为「第一奇书」[1]它既不是奇在故事情节的紧张曲折、荒诞离奇上,也不是奇在艺术形象为英雄豪杰、神魔鬼怪上,而是奇在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奇在它以逼真的写实手法,写出了以新兴市民为主体的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

《金瓶梅》不愧为我国小说史上杰出的艺术创新之作。古人说:「行成于思。」[2]
这种艺术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作家的艺术构思能敏锐地顺应当时时代的呼唤,实现观念的更新。
一、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现实作如实的客观的审视「每一部有才能而且能很好地展开的小说,永远是、而且只能是从对世界某种环境的观察中获得自己的构思。」[3]
《金瓶梅》作者正是以急剧变异的社会生活本身为原动力,突破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桎梏,从现实生活的底层去吸取新思想,不是停留于人物外在的行动,而是向人物内在的灵魂深处发掘,写出具有某种新思想的新人物。这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一个独特的创造。
从《金瓶梅》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思想如同温度表一样,是很敏感的。他及时地发现了生活中正在滋长着的市井细民的新思想,已经在日益严重地侵蚀和动摇着封建主义的统治。
尽管他对这种新思想还很不理解,尽管这种新思想本身还处于朦胧的萌芽的状态,打上了严重的封建腐朽思想的胎记,但是他毕竟及时地抓住,并作了客观的审视和如实的描写。
文学作为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它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是受作家的价值观念支配的。
《金瓶梅》在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等方面所作的新开拓和新创造,都是跟作者的艺术构思从当时现实生活中吸取了新的价值观念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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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鹤堂本

政治价值。《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几乎无不以「忠」和「奸」作为政治上褒贬的最高标准。
《三国演义》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就是以「忠」和「奸」划线的。其社会效果,正如前人所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4]
《水浒传》的题材虽然是描写水浒义军的形成、发展和最后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但是作者却偏要把皇帝说成是「至圣至明」的,把武装造反的革命英雄写成不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而是怀着忠于天子的思想「替天行道」。
所谓「乱自上作」「逼上梁山」,其矛头所指,只不过是「蒙蔽圣聪」,为非作歹的高俅、蔡京、童贯等少数几个奸臣。因此,水浒英雄被描绘成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是忠义的化身,所以书名也叫《忠义水浒传》。
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构思,是要把历史上宋江农民起义的题材加以改造,力图纳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忠奸斗争的轨道。
水浒英雄之所以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之下,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陷入参与镇压敢于称王的方腊等农民义军的罪恶深渊,其内因正是由于以封建忠君思想为最高的价值观念所致。
在《金瓶梅》中,忠君的价值观念不仅等于零,而且成了人们随意嘲讽的对象。
宋徽宗皇帝的形象,不再像《水浒传》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成为「至圣至明」的偶像,而是被描绘成「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第71回)
至于徽宗皇帝究竟如何「朝欢暮乐」「爱色贪杯」,书中虽然未作具体描写,只是着重描绘了一个由「朝欢暮乐」「爱色贪杯」到自我毁灭的典型人物西门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几次在书中把西门庆骂作「恁没道理的昏君行货」(第25回),「恁贼没廉耻的昏君强盗!」(第34回)这些比喻,如果不是都反映了作者有意识地要使读者由西门庆而联想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那么至少也说明忠君的思想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桑说槐地骂皇帝。
贪赃枉法的奸臣蔡京,因为善于在皇帝面前吹牛拍马,便被徽宗皇帝褒扬为「贤卿献颂,益见忠诚,朕心嘉悦。」(第71回)蔡京为答谢西门庆的厚礼,而回赠给他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就是用的「朝廷钦赐」给蔡京的「几张空名告身札付」(第30回)。
皇帝和奸臣岂不是一丘之貉?既然他们皆能把官职当作礼物送人,西门庆自然也能够用礼物买到官职。这说明封建的官职已经商品化,商品交换的原则已经渗透进封建的朝廷。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怎么能不由对封建君王的崇拜,对皇帝的效忠,转化为商品拜物教呢?如果《金瓶梅》作者仍然死抱住封建传统的忠君的价值观念,他怎么可能作出这种艺术构思呢?又怎么可能在他的笔下把代表「天子」主宰人类命运的神圣的封建皇帝如此加以亵渎和唾骂呢?
不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那样从忠君的价值观念出发,把人们的幸福寄托在圣君贤相、忠臣义士身上,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敢于正视封建统治已经腐朽、衰落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撕下了圣君贤相的假面具,还其丑恶、卑劣的真面目,这正是《金瓶梅》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新特点和新贡献。
道德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所谓「百行以德为首」。「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在道德价值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重义轻利」。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6]这就是说,义和利是评价人格高低的重要标准。
孟子尚义轻利,更甚于孔子。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7]王子垫问「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8]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9]简直把义看成是至尊至贵的最高准则。
墨子虽重利,但他也认为:「万事莫贵于义。」[10]把义看成是高于一切的。
在《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中,正是按照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来构思情节、描绘人物的。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是该书从第一回起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李贽的批语所指出的:「三分事业实基于此。」[11]
《水浒传》尽管在「义」的具体内涵上跟《三国演义》中的「义」有所不同,但是以「义」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其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
如李贽在《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中所说:「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二十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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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金瓶梅》作者也写了西门庆与应伯爵、花子虚等十人结义为兄弟。可是他们既不像《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那样,以姓刘的皇族刘备为兄长,也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以众望所归、人称「呼保义」的宋江为大哥,而是「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第11回)
谁有钱钞,谁才有资格做大哥,这就是《金瓶梅》所表现的新的价值观。至于「义」,那只不过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幌子罢了。
西门庆便利用他与花子虚为结义兄弟的关系,而「安心设计,图谋」他的妻子李瓶儿,「屡屡安下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把子虚挂住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家」,将李瓶儿勾引为他的外室,使「花子虚因气丧身」。
这样的兄弟朋友之义,如同文龙所评论的:「友则要我命而致我死,劫我财又将占我妻。子虚身死,而心能死乎?」[13]
西门庆在世时,应伯爵与西门庆视如手足,竭尽谄媚、奉迎、凑趣、讨欢之能事;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立即投靠张二官,帮助他霸占了西门庆的妾李娇儿,又图谋帮他娶潘金莲为妾。
应伯爵「本为酒食而胁肩,原因财物而谄笑,此小人之常也。如果所求不遂,所愿未偿,反而噬脐,转为翻脸,此犹小人之常也,均不足为怪。若西门庆之待伯爵,糊其口,果其腹,饱暖其身,安顿其家,亦可谓至矣尽矣。不知感恩,亦何至负义;不知报德,亦何至成仇,今观送上李娇儿,又谋及潘金莲,直若与西门庆义不同生,仇结隔世者,此非小人之常,实小人之变矣。」[14]
无论是西门庆或应伯爵的形象,都可谓是对封建传统的「义」的价值观念的背叛,是《金瓶梅》作者的独特创造。
不是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那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封建伦理道德的「义」来加以理想化,而是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揭露「义」的神圣理想已被践踏在利己主义的污泥浊水之中。
不仅西门庆与花子虚、应伯爵等结义兄弟的关系是如此,西门庆拜蔡京为义父,认李桂姐为义女、王三官为义子,亦毫无例外。义者,利也。
「义」,不过成了掩盖人伦颠倒、唯利是图的遮羞布。义的神圣价值已为利的实用价值所取代。
这正是一种崭新的艺术构思。它极为敏锐而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封建的伦理道德已经隳败,新兴市民的道德观念正在崛起!
妇女价值。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5]
封建社会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蔑视,首先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三国演义》作者写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夜袭徐州,使刘备失了城池,又陷了夫人;张飞「惶恐无地,掣剑遂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第15回)不把妇女当人看待,妻子的价值只能等同于衣服,这就是封建的妇女价值观念的反映。
《金瓶梅》作者虽然仍抱有「女人是祸水」的封建观念,但他毕竟已把众多的妇女置于作品主人公的地位。
《金瓶梅》的书名以书中三个女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简化而成,便是作者特别重视妇女形象的铁证。在对众多妇女形象的描绘上,作者也不只是一味地写出她们贪淫的一面,而是同时写出了她们对妇女自身价值的觉醒和追求。
如潘金莲之所以对她与武大的封建包办婚姻不满,就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鸾凰」「真金子」「羊脂玉体」「灵芝」,而武大不过是「乌鸦」「高号铜」「顽石」「粪土」(第1回),两个人的自身价值不相等。
这跟封建妇女强调门当户对的门第价值,显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嫁给西门庆为妾之后,她也从不遵守「三从四德」的封建妇德。
如当她发现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奸情之后,作者写她「跳起来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骂道:『好负心的贼!……到明日你前脚儿但过那边去了,后脚我这边就吆喝起来,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摽住他汉子在院里过夜,却这里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慌的妆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怪小油嘴儿,禁声些。……』」(第13回)
请看,「一手撮着他耳朵」痛骂的潘金莲,岂不是在放肆地追求自身的价值么?「跪在地下」的西门庆,岂不是封建夫权的威风扫地么?如果作者不具有新的妇女价值观念,能够构思并写出潘金莲这样泼辣的妇女形象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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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绘 · 潘金莲

孟玉楼的形象也反映了新的妇女价值观念。她本是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丈夫贩布死在外边一年多,她就想改嫁。在她看来,「青春年少,守他甚么!」(第7回)
封建的贞节观念,已经被她珍惜「青春年少」的自身价值观念所取代。至于改嫁给什么人,她母舅张四要她「还依我嫁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他又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过得日子,强如嫁西门庆。」(第7回)
论封建的门第,嫁给尚推官儿子尚举人,当然比嫁给商人西门庆高贵。可是,她却执意要嫁给西门庆,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接着作者在「有诗为证」中写道:「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第7回)不是追求封建的门第等级,不是以嫁给「斯文诗礼人家」为荣,而是以自己的「心爱」,追求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岂不是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婚姻观念和妇女价值观念么?
尽管西门庆娶她为妾,主要是看中了她的家产,她跟西门庆的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她的新的婚姻观念和妇女价值观念的历史进步性,如同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6]便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样。「中国数千年来,在礼法上向采性欲否定之态度。」[17]
李瓶儿之所以一心一意要嫁给西门庆,却是赤裸裸地为了追求自己性欲的满足。她竟公然嫌蒋竹山:「你本虾鳝,腰里无力」,「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而西门庆呢,她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19回)
从封建的观点来看,这是将「廉耻尽忘」的「淫妇」的「心事和盘托出。」[18]然而平心而论,追求性欲的满足,本是人的自然本性之一,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方面,有什么可禁锢、掩饰或害羞的呢?
李瓶儿不以此为耻,反而敢于把这种见不得人的「心事和盘托出」,正说明了她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是对「采性欲否定之态度」的封建礼法的挑战。我们当然绝不赞成李瓶儿的性欲至上,如同我们坚决反对通奸和卖淫,但却不能不承认「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19]
春梅的个性特征是有股傲气。吴神仙给她相命,说她「必得贵夫而生子」,「必戴珠冠。」
吴月娘说:「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可是春梅却有自己的主见,她说:「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第29回)
当西门庆死后,吴月娘要把她卖出去,并且吩咐:「休教带衣裳去」。「那春梅在旁,听见打发他,一点眼泪也没有。见妇人哭,说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儿过,休要思虑坏了。你思虑出病来,没人知你疼热的。等奴出去,不与衣裳也罢,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
「临出门,妇人还要他拜辞拜辞月娘众人。」「这春梅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第85回)她这种傲气,正是她认识到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
而她的自我价值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那个社会已经抛弃「尊卑不婚」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再把封建的门第出身和贞节操守作为决定妇女地位的价值取向。她凭着自己生来一副「好模样儿」,又有唱小曲的才能,便能做周守备的贵夫人。
尽管这种价值观念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但她毕竟是以自身的价值和赤裸裸的人身买卖作为婚姻的基础,而不是以封建的门第等级和贞节操守等附加物作为婚姻的先决条件。
她的这种价值观念,正是封建礼教趋向没落时期的产物。她在做了周守备的夫人之后,淫荡的行为恣意发展,实际上是对封建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公然背叛和恶性破坏,尽管这种背叛和破坏的方式,是我们所必须批判的,但它对封建社会的腐败、堕落未尝没有暴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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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绘 · 庞春梅

审美价值。生活中美的事物,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构成为艺术形象,成为审美的对象,具有审美的价值,这是为人们所一贯公认的。
作为美的对立面的丑的事物,是否也能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产生艺术美,具有审美价值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的。
古希腊的诗人和学者安提阿库斯在提到一个奇丑的人时说道:「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20]他就公然把丑的人物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21]
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莫多就是个外形虽丑,而却心地善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副主教克罗德则是个外表道貌岸然而心灵却十分丑恶的人。
这种「丑就在美的旁边」的审美价值观念,使艺术形象增添了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其目的只是以丑来衬托美,也就是说,只有在从属和衬托美的前提下,才允许丑进入艺术的领域。
在《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是或则把美和丑对立起来,「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22]或则写丑恶的人物,也总是为了衬托美好的人物。
《三国演义》就是以曹操的丑来衬托刘备的美的,如刘备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水浒传》中的高俅、蔡京、童贯等丑恶人物,也是作为衬托晁盖、宋江等美好人物,才有其存在价值的。而对于刘备、晁盖、宋江等正面人物的刻画,都明显地带有理想化的成分。
在作者看来,仿佛在正面人物身上一写到其还有丑的方面,就会玷正面人物圣洁而光辉的形象。
小说艺术究竟是以善为美还是以真为美?丑究竟是否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创作实践上,都是人类历史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才得以解决的。
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才显示了高度的真实性,而这种高度的真实性往往离不开以丑为审美的对象。
如巴尔札克的《驴皮记》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就是以专写丑恶人物著称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正如巴尔札克在他的〈《驴皮记》初版序言〉中所说的:「现在我们只能冷嘲热讽。嘲笑,这是垂死的社会的文学。」[23]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漫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曾经走在西方小说的前头。
《金瓶梅》便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曲尽人间丑态」[24]为特征,专写反面人物的长篇小说。
《金瓶梅》作者最懂得丑的审美价值。他认为通过揭露丑,既可以对于「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又「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25]
这对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是个重大的突破。正是在这种新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金瓶梅》作者才能以西门庆、潘金莲等反面人物为主人公,创造了富有封建统治腐朽时代特色的各种人物形象,为丰富人类的艺术画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如清代文龙所指出的:「《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幸矣哉!」[26]
为什么西门庆这个反面人物形象能够世世代代活「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与日月同不朽」,而呢?这绝不是由于西门庆个人的幸运,更不是因为作家对这个人间的丑类进行了美化,而恰恰是由于作家把丑列为审美对象,引入小说艺术的殿堂,对他的种种丑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使之成为作家「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摹仿得那么唯妙唯肖」,[27]使读者能够从中「了解丑之为丑,那是一种愉快的事情。
我们既然嘲笑丑态,就比它高明。」28这跟欣欣子所说的「人有七情,忧郁为甚」,而读《金瓶梅》之「曲尽人间丑态」,则「可以一哂而忘忧」,是多么共同的审美感受啊!
《金瓶梅》作者对上述种种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突破,一方面为我国的小说艺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即不受封建传统观念羁绊的「俗人生,俗社会」的境界,它的真正意义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脱俗」的「雅文化正宗」的一种反拨和反叛,其历史性的贡献确实不可磨灭
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局限,虽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了种种新的价值观念,但是他对这些新的价值观念却缺乏正确的理解,更非自觉地站在颂扬新的价值观念一边,因此《金瓶梅》的艺术构思只是突出了新的价值观念对封建传统价值观念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未写出其本身的历史进步性及其战胜封建传统价值观念的历史必然性。
再加上对什么是丑以及如何以丑为审美对象等方面,没有前人成熟的艺术经验可资借鉴,而不必要地在读者面前展示了那些不堪入目的「淫人妻子、妻子淫人」[29]的糜烂的性生活,以致出现了作家主观动机要「戒淫奔」,而作品的客观效果却未免诲淫的尖锐矛盾,使这本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小说,遭到了长期的禁锢。
因此,如何彻底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念,真正全面地实行价值观念的更新,如何以丑为审美对象,通过描写丑,来达到真正揭露丑、批判丑、否定丑的客观社会效果,《金瓶梅》为我们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是极为丰富、深刻而值得我们予以认真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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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周中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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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清初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称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有谢颐的〈第一奇书序〉。

2唐‧韩愈:〈进学解〉。见《韩愈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3波兰‧奥洛什科娃:〈论叶什的小说并泛论一般的小说〉,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4 册。

4清‧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见孔另境辑录《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5《论语‧里仁》,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论语‧阳货》,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8《孟子‧尽心章句上》,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9《孟子‧离娄章句下》,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10《墨子》卷 12〈贵义〉,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1见《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一回回末总评。

12见《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13文龙:《金瓶梅》第 14 回批语。

14文龙:《金瓶梅》第 80 回批语。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16马克思:《资本论》(1963 年),第 1 卷。

17陈颐远:《中国婚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8文龙:《金瓶梅》第 19 回批语。

1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恩列斯《论妇女》。

20转引自莱辛:《拉奥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

21雨果:《论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2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 1 回眉批。在这句批语之前,还有「最可笑世之小说中」一句。

23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10 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

24廿公:〈金瓶梅跋〉,见《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卷首。

25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学术界有人认为,欣欣子是《金瓶梅》作者笑笑生的化名。

26文龙:《金瓶梅》第 79 回批语。

27莱辛:《拉奥孔》。 

28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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