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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统到户籍:中国人相亲最看重什么?

2022-01-17  最爱历史...

当代人相亲,有一条赤裸裸的鄙视链:没房的不行、收入低的不行、女博士不行、属羊的不行……

基于这些成见,中国式相亲奉行一套所谓心照不宣的标准。

不过,这些“势利”的婚姻观并非当代人的发明。

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择偶观一直都很现实。越现实就越残酷,越残酷就越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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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结合,只能靠私奔实现,图源/电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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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但寒门与士族之间的区隔,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估计很多人没有什么概念。

用婚姻来解释最直观。

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元规,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兄弟三人随同母亲寄居在舅舅家里。

当地有个叫刘瑱的土豪为攀上名门亲戚,想以巨资作为陪嫁,把女儿嫁给王元规。

母亲准备答应,王元规却哭着说:“我们正是因为一直保持婚姻门第,才受人敬重,怎么能因为家贫就非贵而婚呢?”

于是婚事未成,土豪就这样被无情鄙视了。

据说当时王元规才12岁,觉悟比身体早熟啊。

出身东海王氏的王源,家世显赫,但在联姻方面,王源却唯利是图。他经常将媒人唤到府上探问,媒人说吴郡的满璋之是高平旧族、宠臣后代,家财雄厚,正在托人为自己的儿子找对象。

王源遂决定将女儿嫁给满家。

御史中丞沈约知道这事后,觉得有蹊跷,便考察了一下满璋之的家谱,结果发现满璋之并非真正的士族。于是上表弹劾王源,指出王满联姻无视婚姻鄙视链,实在骇人听闻,玷污了名门,要求革去王源官职,踢出士族,禁锢终身。

可见南朝士族对其内部的“背叛者”,有多么大的仇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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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画像。

北魏时人崔巨伦出身博陵崔氏,是北方士族中首屈一指的家族,但他有一个姐姐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大家子弟没有肯娶的,家里没有办法,准备将她下嫁庶族。

崔巨伦的姑母(夫家李氏也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听说了这事,悲痛地说,怎么能让侄女“屈事卑族”?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她。这堪称古代版的“有户口残疾也行”。

这不是赤裸裸的婚姻鄙视链,是什么?有钱没用,残疾不怕,我们看中的是家族门户,家族门户以及家族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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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士族力量的存在不利于皇权的巩固,两个朝代的皇帝都曾对世家大族的势力进行抑制。

此时,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的崔、卢、王、郑等大族虽然逐渐衰落,跟南北朝时期的高光时刻没法比了,但这些家族仍然凭借着祖宗的门第,站在婚姻鄙视链的顶端,不与庶族通婚。

唐太宗无法容忍山东士族的风头盖过他出身的关陇士族,因而命令高士廉修撰《氏族志》,重新评定门第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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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画像。

然而,高士廉似乎无法理解唐太宗的深意,在修成的《氏族志》中,仍把南北朝的大族列为第一等。

唐太宗看后,大发雷霆,只能对高士廉把话挑明了。

唐太宗指点高士廉说,山东士族已经衰微了,北齐和南朝的梁、陈亦不过是偏安一隅的下国,没必要把崔、卢、王、谢这些家族捧得很高。

最终,重新出炉的《氏族志》将大唐皇族列为第一等,唐太宗这才满意。

不仅如此,为了打击士族门阀,唐太宗还专门下诏,不准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互相通婚

吊诡的是,这些打压士族门阀的举措,反而成就了被打压家族的高贵之名。他们被称为“禁婚家”——皇帝钦定的不允许通婚之家。你越是禁止,我就越显高贵。

唐文宗时期的宰相郑覃有一个孙女,当时的权贵都来为子孙求婚,但一概被拒绝。最后,郑覃选中了一个九品芝麻官崔皋。

原因很简单,崔皋虽然官职低,但门第高,也属于“禁婚家”。两家门当户对。

而身为皇帝的唐文宗曾想把公主嫁给世家大族,遭到对方拒绝后,唐文宗悲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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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门阀大族基础之上的婚姻鄙视链,是随着唐朝的覆灭而终结的,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五代以后,士族飘零,寒门崛起。尤其是宋代,朝廷推行文治,注重科举考试的公平与正义。虽为寒门子弟,一旦登科,便身价百倍,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时,旧的婚姻鄙视链瓦解,但新的婚姻鄙视链也建立起来了。

科举功名成为新的相亲门槛,主宰了宋代及以后近一千年的中国婚姻社会。

在宋代,父母最向往的婚事,就是为女儿找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男子,进士、状元成为佳婿首选。许多达官贵人便从科举及第者中物色快婿,或选婿于白身之中,或论婚于中第之后。这种现象风靡一时,被称为“榜下捉婿”

南宋绍兴八年(1138),福州人陈修考中了探花(殿试第三名)。这一年,陈修已经73岁,尚未娶妻。

宋高宗得知此事,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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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画像。

没有功名就没人问津,而一旦拥有功名,哪怕是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则连皇帝赐婚的情节都随时可能上演。这真正诠释了什么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那些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不管出身、年龄、相貌、贫富,此时都站在了婚姻鄙视链的顶端。

这并不难理解:当科举成为衡量世俗成功的标准时,中举者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潜力股,等待他的是权力、地位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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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财富也逐渐获得了与科举功名同等的地位。甚至在明清时期,财富跟功名是可以互相兑换的。所谓“捐官”“捐监”都是由此而来。有钱人家自然就取得了婚姻主动权。

古代倡导“士农工商”四大等级,商人虽衣食无忧,但政治地位极为低下,婚姻也受到限制。唐代有个富商叫杨万贞,家里真有矿那种,但他只能娶一个妓女为妻,要想娶官员之女,门都没有。

进入宋代,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庶民、士人与商人联姻日益普遍。

宋人笔记有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可见,有实力参与“榜下捉婿”的家族,除了朝廷中的权贵,就是当时的富商了。

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曾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在当时人的婚姻观念中,有没有钱非常重要。宋代的富人嫁女儿,陪嫁通常多达60—70亩地。

明清也是如此,明朝人说:“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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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正是市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婚姻的世俗化。

财富已经成为重要的择婚标准,“古人重嘉偶,今人重财婚”。

嫁娶双方重钱财的风尚,也造成了许多社会弊端,以至于出现溺婴、弃婴及贫女难嫁、富人多招赘婿等现象。很多地方都出现高陪嫁、高彩礼的习俗,“有一女方嫁而家产荡然,致使贫穷之家,或溺女不举,或女老不嫁”。这是古代版的“天价彩礼”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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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欧风东渐,中国式的相亲鄙视链被瓦解了吗?

1899年,蔡元培的夫人王昭去世,为其做媒续弦的人很多。蔡元培干脆公开提出了他的征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女子须不缠足者、须识字者、夫妇不相合可离婚等等。

章太炎在其原配去世后的第二年,在《顺天时报》上刊登了续弦广告,条件包括:

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者;

二、系出名家闺秀,举止大方者;

三、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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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这是社会名人开出的相亲条件。而一般读书人的征婚条件也大抵类似。

1902年,有个署名“南清志士”的人在报纸上征婚,内容如下:

“访求天下有志女子,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勿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

你要是觉得这些条件很稀疏平常,不要求房产户口,不要求年龄相貌,哪还存在鄙视不鄙视?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对女性两只脚的要求,这门槛就很高了。清朝晚期,裹足之风在城市里的流行程度比起现在的隆胸隆鼻还要盛,凡是有地位或有钱人家的小姐,很少不缠足。

随着新知识分子倡导天足运动,曾经流行的小脚一下子就过时了。缠足女子变成了一个受歧视的群体。天足成为评判一位女性是不是“近代女性”的基本标准,后来社会上流行说,20世纪第一个十年,女人的美丽标准就是会说洋文的大脚女人

不管是蔡元培还是南清志士,把“天足”作为征婚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把多少缠足女子及其家庭鄙视下去了。

对女性学识的要求,这门槛就更高了。要知道,在民国以前,大城市女性的文盲率超过70%。轻轻一句“识字”“文理通顺”,就跟现在来一句“京籍京户”一样,杀人不见血。

这是清末民初有知识男性择偶的鄙视链,年龄容貌不限,户籍房产不限,但我们看中的是天足、识字以及思想开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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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婚姻鄙视链,只是有的标榜门第,有的标榜学识,有的标榜出身,有的标榜身体某个部位。

我们因为现在标榜户籍和房产刺痛了良心,就抡起大棒对婚姻鄙视链进行批判。

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真实存在。

一个社会学家说过,婚姻具有经济、子女、爱情三大动机。

爱情谁都向往,但它真的只是婚姻的一条腿而已。这是历史告诉年轻人的真理!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
[唐]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19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张涛:《魏晋隋唐时期的门第婚姻》,《民俗研究》,1992年第4期
荆晓燕:《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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