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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志》编纂考 杨胜祥 提 要：《四库全书总目》分两处提要著录《朝鲜志》及其别本，皆“不著撰人名氏”，只推定作者是明中叶以后的朝鲜人。近年先后多次影印《朝鲜志》，但仍未明晰此书作者及编纂情况。本文考察中国和朝鲜书目信息及相关史料后，认为：《朝鲜志》是朝鲜王朝为满足明朝使臣龚用卿求取朝鲜《地志》要求而编纂，撰集时间在嘉靖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之间，纂修人员有苏世让、闵齐仁、金遂性、郑万钟、申瑛等人。《朝鲜志》主要节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并稍加补充了民风和习俗等内容。“壬辰战争”爆发前，凡遇明使求取《地志》，朝鲜即给《朝鲜志》以应对，遂成定例。《朝鲜志》是宗藩关系下朝鲜维护藩国利益的产物，是研究中朝关系史的生动案例。 关键词：《朝鲜志》；编纂；明朝；朝鲜王朝；《新增东国舆地胜览》 《朝鲜志》二卷，简明记载朝鲜地理，被收入《四库全书》地理类。[1]《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分六大纲为经，曰京都，曰风俗，曰古都，曰古迹，曰山川，曰楼台”，又言“叙述亦皆雅洁”“足备舆记之一种”。[2]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存目》载有《朝鲜国志》一卷，门目“所存惟京都、风俗、山川、古都、古迹五门”，[3]乃是《朝鲜志》同书之别本。[4]《四库全书总目》两处提要皆“不著撰人名氏”，只推定作者是明中叶以后的朝鲜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南京图书馆藏《朝鲜国志》，则因误读管庭芬手跋，误作“明黄洪宪撰”。[5]近年陆续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朝鲜史料汇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等丛书，都先后影印《朝鲜志》，亦未明晰作者及编纂情况，以致此书史料的可靠性仍存在疑问。本文将考察《朝鲜志》的作者、编纂背景、史源和传播面貌，以期有益于学界。 一、书目信息指示《朝鲜志》为苏世让所撰 （一）《朝鲜志》现存版本概况 《朝鲜志》现存多种版本，大致可分3种系统。 一为二卷本《朝鲜志》。主要藏本包括：（1）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善本书号：04037），存《朝鲜志》下卷残卷，《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据以影印；（2）清乾隆间钞《四库全书》本；（3）清嘉庆间南汇吴氏听彝堂刻《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初编》据以排印；（4）国家图书馆藏清诸城刘氏嘉荫簃钞本，[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朝鲜史料汇编》据以影印；（5）清末钱塘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杭州出版社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据此影印；（6）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钞本（索书号：地932/999），据其卷端题署，乃抄自《艺海珠尘》本；（7）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钞本（索书号：韩9-3），据其卷末题跋，系朝鲜人抄自《艺海珠尘》本。 二为《朝鲜志》节录本。藏本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琴川郑氏青玉山房刻《舟车所至》本，为郑光祖从二卷本《朝鲜志》节录而来。 三为一卷本《朝鲜国志》。藏本有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与《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所载《朝鲜国志》在书名、卷数和内容方面全合。[7] 依据原书卷端题署，或通过序跋信息进行考证，是确定书籍作者的常见方式。但以上现存明清诸本，前后皆无序跋，卷端不题撰人。 （二）四库进呈书目载录《朝鲜志》作者为苏赞成 现存原书既不可据，则解决《朝鲜志》的作者问题，可从目录学上寻找线索。《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朝鲜志》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8]《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所载《朝鲜国志》则为两淮盐政采进本。[9]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各地进呈遗书之时，按规定开具书目，并粗拟各书大意，以供四库馆甄选采录。今可参考的全国性进呈书目有《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和《涵芬楼秘笈》排印涵秋阁本《各省进呈书目》，以及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检《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浙江省第五次书目》：“《朝鲜志》二卷，明苏赞成著，一本。”[10]《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朝鲜国志》一卷，一本。”[11]《各省进呈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朝鲜志》二卷，明苏赞成著，一本。”[12]《各省进呈书目·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失载。《四库采进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朝鲜志》二卷，明苏赞成著，一本。”[13]《四库采进书目·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朝鲜国志》，一本。”[14]又，地方进呈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云：“《朝鲜志》二卷，写本。右明朝鲜苏赞成撰。嘉靖间，侍读华察奉使时，其国令赞成为此册以献。备载国中山川古迹风俗。末有姚咨跋。”[15]以上进呈书目指出《朝鲜志》作者为明代朝鲜人苏赞成。《文选楼藏书记》卷三载《朝鲜志》，说法相同。[16] 《藏园群书经眼录》记两淮盐政采进本《朝鲜国志》，不题撰人，亦无序跋信息。[17]盖两淮盐政采进本与现存诸本同，前后皆无序跋，卷端不题撰人。故进呈书目关于两淮盐政采进本《朝鲜国志》并不著作者姓名。 再来看天一阁进呈本《朝鲜志》。编于清初的《天一阁书目》可反映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懋柱进呈书籍给四库馆前天一阁的藏书情况，其目《裔夷》载：“《朝鲜志》，一本。”[18]呈书之后，范氏后人清理藏书，编为《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辰字号厨”著录：“《朝鲜志》，一本，抄。”[19]天一阁进呈书籍并未发还，该《朝鲜志》应是进呈后天一阁留存的副本。嘉庆八、九年间，浙江巡抚阮元登阁观书，命范邦甸编成《天一阁书目》，对该副本《朝鲜志》有详细记录：“《朝鲜志》二卷，乌丝栏钞本，不著撰人名氏。”[20]范邦甸编《天一阁书目》，著录每书作者，时或介绍序跋、内容，而于《朝鲜志》则谓不著撰人。 四库进呈书目载《朝鲜志》作者为苏赞成，特别是《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言之详尽，当是据天一阁进呈本《朝鲜志》而来。而范邦甸编《天一阁书目》，对于天一阁进呈本《朝鲜志》之副本不著撰人。证明作者苏赞成的说法不来自封面、卷端这样的显著位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记载的天一阁进呈本《朝鲜志》“末有姚咨跋”，[21]成为作者苏赞成说最有可能的出处。考姚咨，字舜咨，明嘉靖间无锡人，与华察、施渐、王懋明相往还，时号“锡山四友”。[22]因此，《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称《朝鲜志》作者苏赞成，系华察出使朝鲜时“其国令赞成为此册以献”，颇有依据，必自卷末姚咨跋而来。 姚咨喜藏书，亦喜抄书，所抄为世所重，称“姚抄”。[23]天一阁钞本中不乏有从姚咨处借录者。[24]姚咨抄本后多有跋文。[25]《四库全书》收录宋俞松辑《兰亭续考》二卷，乃以姚咨抄本为底本，末附嘉靖三十四年（1555）姚咨跋。[26]而《四库全书》收录天一阁进呈本《朝鲜志》时，却未保留姚咨跋语，以致作者无考。 （三）朝鲜书目明确苏赞成即苏世让 由上文可知，《朝鲜志》的作者为苏赞成，系嘉靖间华察奉使朝鲜时，朝鲜令赞成为此册以献。但“赞成”实为朝鲜议政府官职名，还需明确这位苏姓赞成的名字。中国目录所知信息已经如此，还可凭借域外目录。朝鲜人韩致奫于嘉庆年间编纂的《海东绎史·艺文志》著录《朝鲜志》，又引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及《四库全书总目》称：“苏赞成即苏世让也。”[27]韩致奫认定苏赞成即苏世让。同治七年（1868）成书的朴周钟《东国通志·艺文志》著录《朝鲜志》，在引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记作者为“苏赞成”说后，引《文献备考》谓：“嘉靖己亥，侍读华察奉使时，苏世让为远接使。”[28]《文献备考》仿《文献通考》体例，汇集朝鲜半岛历代文物制度，后又续修增补，最终成书于大韩帝国光武十年（1906），称《增补文献备考》。《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称：“臣谨按，嘉靖己亥华察之来，苏世让为远接使。”[29]上述朝鲜编纂书目，皆明确《朝鲜志》作者苏赞成为苏世让。 苏世让是朝鲜时代著名文臣，《明诗综》卷九五云：“世让字彦谦。初官成均馆司成，迁户曹判书，历议政府左赞成。有《清心堂诗》。《诗话》（《静志居诗话》）：彦谦自嘉靖元年，即与使臣唱和，至十六年、十八年，凡三充馆伴，诗虽平衍，亦称具品。”[30]《明诗综》所谓嘉靖十八年（1539）苏世让充馆伴，实即华察出使之时左赞成苏世让担任远接使和伴送使。苏世让宦涯生平与接待明使的史实皆与上文相符，他是《朝鲜志》的作者，当无疑。 二、《朝鲜志》编纂始末 （一）华察所得《朝鲜志》即是朝鲜书给龚用卿的《地志》 明使华察的友人姚咨及后世的朝鲜人都认为苏世让是《朝鲜志》的作者，并以华察出使朝鲜的嘉靖十八年作为《朝鲜志》成书的时间。时间记载是否属实？还需凭借相关史料加以验证。 嘉靖十八年二月九日，明世宗“以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加上皇祖谥号，及册立皇太子、册封二王礼成，遣翰林院侍读华察为正使、工科左给事中薛廷宠为副使，诏谕朝鲜国王李怿，赐王以彩币文锦。”[31]华察、薛廷宠受命出使朝鲜。三月十六日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境。四月初十日抵达汉城，朝鲜国王迎诏于慕华馆，华、薛二使向国王呈送锦缎。十六日离开汉城。二十七日渡鸭绿江离开朝鲜。时为议政府左赞成的苏世让担任负责迎接和送行的远接使和伴送使，金安国担任汉城期间的馆伴。迎送迢远，在苏世让与华使之间建立友谊，所谓“苏世让与华使，始自入境，常相唱和，为日已久，其交际熟矣”。[32] 因为朝鲜国忌，四月十三日在汉城太平馆提前举行了送别华使的上马宴。华、薛二使在宴会上向朝鲜国王提出请求，想要观看朝鲜的《地志》。《李朝中宗实录》载：“两使又欲观《地志》，上曰：'《地志》虽存，无可观之事。然随抄而进。’两使曰：'俺等只欲一见，不必抄也。欲观本册也。’应星对曰：'我国本不刊行。’副使曰：'安有此理？上国内阁，亦藏天下外府志书，贵国岂独无乎？’”[33]面对华使查看朝鲜《地志》原本的请求，朝鲜君臣有所顾忌，一曰“随抄而进”，一曰“本不刊行”，百般推脱。次日，朝鲜君臣专就此事展开讨论，决定把曾为之前使臣提供的《地志》副本提供给华、薛二使。《李朝中宗实录》载： 政院启曰：“朝鲜志，若天使见而不问则已矣，若曰欲见本文，则对之难矣。权辞曰'此本不刊，而前大人来时，欲续作《朝鲜赋》，抄书山川形胜及古迹以进，而又誊书一件藏在矣。今承大人尊教，敢进’云，何如？”传曰：“知道。”[34] 《朝鲜赋》为弘治元年（1488）出使朝鲜的董越所作。[35]欲续作《朝鲜赋》的是嘉靖十六年（1537）出使朝鲜的龚用卿。嘉靖十六年，龚用卿、吴希孟“以皇子生”出使，二月二十日进入朝鲜国境，三月初十日抵达汉城，十七日离开汉城，四月初八日离开朝鲜。在三月十五日与朝鲜国王的会面中，龚用卿因董越《朝鲜赋》“只记其西面一路”，计划续作“欲举四方而知之”的《朝鲜赋》，请求“凡州府郡县、官爵制度、风俗、山川形胜，请一一书惠”，明确向朝鲜索要《地志》，获得允诺。[36] 由上可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载嘉靖十八年华察出使朝鲜所得《朝鲜志》，实际上就是嘉靖十六年龚用卿出使朝鲜时朝鲜书给龚用卿的《地志》。 （二）《地志》的撰集人员、时间及特征 龚、吴二使在三月十五日获得书给《地志》的允诺后。十六日，即催促书给一事。十七日，朝鲜国王召见黄宪等臣，姜显报告：“《地志》已尽书矣。”但由于同时索要的《登科录》填补举子名字之事未毕，故当日饯宴礼上朝鲜国王说：“时方撰集而未毕，当随后送之。” [37]二十一日右副承旨黄琦从开城府归来，回启国王，提及：“且《地志》《会试录》书送事，并达云。”[38]《皇华集》中记载数封龚、吴二使致朝鲜国王的书信《奉国王书》，龚用卿云：“小录志书，冀蚤惠及，实大愿也。”[39]“贵邦志书，引领而望数日矣。”[40]可见龚氏已多次催促书给《地志》。又有龚用卿信：“方作此柬，金参判适至，乃承志书之惠……暮春望后十日谨具。正使龚用卿拜。”[41]吴希孟信：“金参判来，辱惠志书。”[42]“暮春望后十日”，证实二人在三月二十五日方得《地志》。知书给龚用卿的《地志》撰集成书在嘉靖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之间。 《李朝实录》中尚有多处《地志》编纂及其特征的记载，值得关注。 嘉靖十六年四月初十日，龚用卿甫离朝鲜，朝鲜国王即检视所给《地志》。国王阅览《地志》后，发现《地志》对某些朝鲜僭越明朝的人事直书不讳。遂召大臣询问，参加撰修的郑万钟作出解释：“经筵等事，皆讳而书之。”可见朝鲜国王所检视的是成书过程中形成的稿本《地志》，不是最终书给龚用卿的定本《地志》。事见《李朝中宗实录》卷八四中宗三十二年四月戊午条、己未条、甲子条，而以甲子条记载最备： 传于政院曰：“今见天使处所送《地志》（天使欲观我国土地广狭、道里远近、山川之名、风俗之美，有命书给，名曰《地志》），如报漏阁、钦敬阁、简仪台等处，忌讳于中朝者非一，而具录不遗。如经筵，言于中朝则曰'书筵’。如太祖，称于中朝则曰'康献大王’，而今此直书不讳，何耶？天使独自见其书而止则已矣，幸至于皇帝见之，则无乃不可乎？”政院回启曰：“当初《地志》撰集之时，苏世让、闵齐仁、金遂性、郑万钟、申瑛等，同议为之。今万钟以典翰入直于弘文馆，请即招问何如？”传曰：“如启。”政院启曰：“今以《地志》事问万钟，则当初撰集之时，以简仪台等事蒙准于大提学金安老，则曰'此非历法，而乃为观天之器，虽有之，固无妨也’云，故不讳而具录。若经筵等事，皆讳而书之，唯入启一件，则非上国人所见，故以实书启云。”传曰：“知道。”[43] 据该材料，则书给龚用卿的《地志》纂修人员有苏世让、闵齐仁、金遂性、郑万钟、申瑛等人。 龚用卿归国后，又向朝鲜索要《地志》刻本，盖不满意嘉靖十六年所得《地志》删省过甚，故复求之。《李朝中宗实录》载，朝鲜使臣柳仁淑嘉靖十八年二月间到北京进呈方物，“龚、吴处《皇华集》及《地志》，付吴家人传给，其后龚、吴来见臣于主事厅，以下谕之意传道耳”。[44]柳仁淑带去的应仍是钞本《地志》。故龚用卿又寄柬朝鲜郑士龙求取《地志》刻本和《登科录》。[45]时冬至使任权将要出使北京，朝鲜“三公”向国王奏请，以没有收到来信为由推辞龚用卿的求书请求。然“《地志》事，天使非以意外言之，丁宁求之，不可不答”，十月十一日，国王复召集群臣讨论。[46]十一月三日，最终决定以朝鲜无《地志》刻本的答案让郑士龙给龚用卿回信：“我国弹丸墨池之地，郡县无几，历历可数，本无刻本。”[47] 值得注意的是《李朝中宗实录》中宗三十四年闰七月壬戌条： 壬戌，冬至使任权奏请，使权橃奉表如京。三公以《舆地志》抄录一卷，进而启曰：“此前日所赠龚天使者，其外方楼台题咏，凡可观者皆抄录，而只不书各道列邑，故不似地志。今龚天使又寄柬郑士龙，切求地志刻本。夫地志者，列书各道各邑。而其土地所产亦皆并录。此图籍之最重者，不可轻易许之也。况乃私请，则尤不可许也。今冬至使（任权）入去，而龚天使若问刻本持来与否，则答曰：'不见陈慰使（郑万钟）赍去之柬，故不得持来耳。’如是则天使不必强请也。且乡试及国都《登科录》，龚天使亦切求云。前者礼部郞中孙尊亦见使臣请之，所以不许者，以其篇中多有僭拟之言。若删去则未为全文，存之则不可使示于中朝。今亦不送何如？”传曰：“知道。”[48] 据该材料，则书给龚用卿的《地志》节录自《舆地志》，即所谓“《舆地志》抄录一卷”。 结合前引《李朝中宗实录》中宗三十二年四月甲子条、中宗三十四年闰七月壬戌条这两则记载来看，《地志》存在如下特征： 1.抄录《舆地志》时，只抄录可供游览之名胜，不抄录具体的城邑、物产：“其外方楼台题咏，凡可观者皆抄录，而只不书各道列邑，故不似地志。” 2.书中存在报漏阁、钦敬阁、简仪台等观天之器。 3.朝鲜实际使用的“经筵”改称“书筵”，“太祖”改称“康献大王”。 4.朝鲜大臣启奏国王时用“入启”“启曰”等词，而明朝则用“入奏”“奏曰”等词，故《地志》“以实书启”，不再改写“启”字。 据前引《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进呈书目，《四库全书》本《朝鲜志》来自天一阁进呈本，天一阁进呈本来自华察所得《朝鲜志》。故《四库全书》本《朝鲜志》有直接证据表明源出华察所得《朝鲜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朝鲜志》，无具体城邑、物产，《京都》记“钦敬阁”“报漏阁”“简仪台”，[49]《京都·宏文馆》下有“掌内府经籍及书筵文翰之任”语，[50]与上述书给龚用卿《地志》的特征若合符契。然全书无“启”字，开篇序言称“康献王”，[51]而非“康献大王”，则与上面总结的书给龚用卿《地志》之特征存在不同。更可以证明，书给华察的《朝鲜志》就是书给龚用卿的《地志》，但在颁给华察之前，对《地志》中涉嫌违碍字句作了进一步磨勘修改。 三、《朝鲜志》史源考述 前面说到《朝鲜志》现存版本可分3种系统。一为二卷本《朝鲜志》。除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残缺不能判断外，其余诸本间因为辗转传抄个别文字小有区别，但都无“启”字，开篇序言不称“康献大王”，据此判定它们皆不是朝鲜赠给龚用卿《地志》的传抄本。其他两种系统，《朝鲜志》节录本不全，一卷本《朝鲜国志》则当来自黄洪宪出使所得（详后）。要判断《朝鲜志》的史源，首先应选择《朝鲜志》最初的文本——书给龚用卿《地志》及其直接传抄本。[52]既不可得，则可退其次选择源出华察所得《朝鲜志》的本子，即《四库全书》收录的二卷本《朝鲜志》。 （一）《朝鲜志》主要节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 据前引《李朝中宗实录》，朝鲜赠给龚用卿的《地志》来自《舆地志》。此《舆地志》为何？朝鲜人韩致奫在嘉庆年间编纂的《海东绎史·艺文志》称：“《朝鲜志》与《朝鲜国志》似是一书，而疑今《舆地胜览》也。”[53]韩致奫以为《朝鲜志》即《舆地胜览》的推测虽然未确，但为《舆地志》的明确带来提示。考成化十七年（1481），当朝鲜成宗十二年，卢思慎等受命纂成《东国舆地胜览》五十卷。后经多次修订。嘉靖九年（1530），当朝鲜中宗二十五年，李荇等奉命修订增补为《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五十五卷，这是嘉靖十六年书给龚用卿《地志》前最为权威的朝鲜官修地志。因此，书给龚用卿的《地志》，来自新近成书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可能性较大。 现对比《朝鲜志》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进行验证，《朝鲜志》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新增东国舆地胜览》选用首尔大学藏朝鲜刻本。[54]《朝鲜志》二卷，开篇序，上卷京都、风俗、古都、古迹，下卷山川、楼台。经对比，除《风俗》部分外，《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与《朝鲜志》关系密切。具体情况如下： 《朝鲜志》“序”前半段“檀君肇国”至“东北曰咸镜。东抵豆满江，北接靺鞨，本高勾丽之地”，删采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书前成化十七年徐居正《东国舆地胜览》序“念我东方自檀君肇国”至“东北曰永安，西北曰平安”一段。但颠倒“黄海”“江原”叙述顺序，颠倒“永安”“平安”叙述顺序，并根据当时建置现状改“永安”曰“咸镜”，并于京都外七道下详加说明。该说明一为方位，二为沿革，如咸镜道下加述：“东抵豆满江，北接靺鞨，本高勾丽之地。”方位盖据地图叙述，沿革则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各道之小序。《朝鲜志》“序”后半段：“八道之中，忠清、庆尚、全罗三地，道广物众，州郡雄巨，最为富庶，俗尚诗书，人才之出，比诸道倍多。平安、咸镜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马，兵卒精强。”此句则系纂修官员添加。 《朝鲜志》“京都”篇，前有小序，而后列各处宫殿及各司，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一《京都上》及卷二《京都下》。列表1如下： 表1：《朝鲜志》“京都”篇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京都》对照表 《朝鲜志》“古都”篇，分道列各道古都，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对应各府县之《建置沿革》。比如，此篇在“忠清道”内列“稷山”“公州”“扶馀县”3条，分别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忠清道》卷一六《稷山县》、卷一七《公州牧》、卷一八《扶馀县》之《建置沿革》。他皆如此，不具列。只有同篇“京畿”内所列“开成府”条稍为复杂，乃兼取《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开城府上》和卷六《广州牧》之《建置沿革》而成。 《朝鲜志》“古迹”篇，分道列各道古迹，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对应各府县之《古迹》。列表2如下： 表2：《朝鲜志》“古迹”篇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各府县《古迹》对照表 《朝鲜志》“山川”篇，分道列各道山川，因条目过多，不具列，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对应各府县之《山川》。也有少量条目来自《佛宇》。比如《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开成府上·山川》无“五凤峰”条，《佛宇》有“甘露寺”条，寺“在五凤峰下”，乃据以成《朝鲜志》“山川”篇“五凤峰”条。 《朝鲜志》“楼台”篇，分道列各道楼台，因条目过多，不具列，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对应各府县之《楼亭》。只有以下4条例外，《朝鲜志》“淡淡亭”条、“海云台”条、“[石]（右）犀亭”条分别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汉城府》、卷二三《东莱县》、卷三五《光山县》的《古迹》，《朝鲜志》“培风轩”条取材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四《兴德县·宫室》（标识“新增”）。值得注意的是，与表2中《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扶馀县·古迹》一样，《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兴德县·宫室》处亦标识有“新增”二字，《朝鲜志》亦择录了新增内容，这加深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是《朝鲜志》主要史源的可信度。 至于《朝鲜志》“风俗”篇，暂不知取材为何。因《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分府县列各地差异化的风俗，而《朝鲜志》“风俗”篇则是对朝鲜整体风俗的描述，故《朝鲜志》除主要择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外，当有其它史源。《朝鲜志》“风俗”篇中的一些条目见于《经国大典》“礼典”篇的规定。如《朝鲜志》“风俗”篇记：“遗失小儿，汉城府本邑保授愿育人，官给衣料。”[55]《经国大典》“礼典”篇载：“遗失小儿，汉城府本邑保授愿育人，官给衣料。过十岁无告还者，许愿育人役使。”[56]《经国大典》是朝鲜官员熟读的典制，苏世让等修《朝鲜志》“风俗”篇时，或将其国常识纳入，或另有引据文献，且存疑待考。 （二）《朝鲜志》对《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取材的特点 如前所述，除 “风俗”篇外，《朝鲜志》材料主要来源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现对《朝鲜志》节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 1．《朝鲜志》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相应内容摘录条目，前者条目数量少于后者相应内容的条目数量，但条目顺序基本保持一致。如《朝鲜志》“古迹”篇的“马岩影殿”“九斋学堂”“满月台”“延福亭”“归法寺”诸条，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开城府下·古迹》“政丞院”“马岩影殿” “九斋学堂”“延庆宫”等条目顺序相符，但数量有所删减。 2．《朝鲜志》摘录条目时会有意避开“忌讳于中朝”的条目。如《朝鲜志》“京都”篇删采《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一《京都上·坛庙》时，对于有忌讳的“岳海渎坛”则不载。 3．《朝鲜志》在摘录的条目中间偶尔补充新的条目。新补充的条目可能来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也可能是纂修官员根据其他资料或者自身知识添加。比如，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京都》之《苑囿》提及之“忠顺堂”加注说明，独立成条，置于《朝鲜志》“京都”篇的“清讌楼”与“隆文楼”间，纂修官员添注的说明为：“在后苑，王常不忘朝廷，揭此名堂，以寓敬顺之诚。”[57]特意补充此条目，来表达朝鲜国王对明廷的敬顺。又如《朝鲜志》“京都”篇“慕华馆”条，并不见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京都》，《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汉城府·宫室》有“慕华馆”，但文字与《朝鲜志》不同。因慕华馆为迎接中国使臣的国宾馆，纂修官员特意在《朝鲜志》添加“慕华馆”条。 4．《朝鲜志》对所摘录条目的具体内容往往进行节录。《朝鲜志》有原样抄录所摘录条目具体内容的。比如《朝鲜志》“古迹”篇“天政台”条：“在扶馀县北十里许。江北绝巘，有岩如台，下临江水。谚云，百济时欲拜宰相，则书当选者名，函封置岩上。须臾取看，名上有印迹者为相，故名。或称政事岩。”[58]原样抄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一八《扶馀县·古迹》，唯将原文“县”改作“扶馀县”。但由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叙述详尽，特别是添加了诗文，故《朝鲜志》往往要对所摘录条目的具体内容进行节录。如《朝鲜志》“古迹”篇“麒麟窟”条文字，与所摘录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一《平壤府·古迹》“麒麟窟”介绍文字完全一样，唯将原文“九梯宫内”改为“平壤府”，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下文有诗文数首，《朝鲜志》则略去。《朝鲜志》“古迹”篇“青云桥”条、“白云桥”条，则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一《平壤府·古迹》“青云桥”条、“白云桥”条“自然天成，不假人工”8字。[59] 5．《朝鲜志》对所摘录条目的具体内容时或进行补充，补充的目的有三： （1）为了叙述准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于各府县下分列古迹、山川等等，故各古迹、山川等无需直接叙述是在何府何县，而《朝鲜志》则改为分山川、古迹各大类叙述之，故需补充说明是在何府何县。如上举例《朝鲜志》“古迹”篇“天政台”条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一八《扶馀县·古迹》原文“县”改作“扶馀县”。 （2）添加解释。比如《朝鲜志》“山川”篇“月溪迁”条原样抄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八《杨根郡·山川》“月溪迁”条，并添加解释：“俗称栈道为迁。”[60] （3）为了表达完备。比如《朝鲜志》“京都”篇在“思政殿”下补充“接引士大夫讲论治道之所”，在“丕显阁”下补充“夜引讲官论难经史之所”，在“宣政殿”下补充“亦讲论治道之所”等。[61]这些补充可能来自其他资料或纂修官员自身知识。也有的补充是来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本书，特别是《朝鲜志》“山川”篇所载山岳，除依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各府县《山川》摘录山岳条目外，名山有名寺者，往往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各府县《佛宇》将寺庙内容补充至山岳条目下。比如“天宝山”“五冠山”“涌岩山”“扶苏山”下分别补充“桧若寺”“灵通寺”“洛山寺”“敬天寺”内容。 但需注意的是，补充也有致误处。比如补充何府何县时出现错误。《朝鲜志》“楼台”篇“孤石亭”条摘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七《铁原都护府·楼亭》“孤石亭”条，却误添为“淮阳府”。此因《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七《铁原都护府》前为《淮阳都护府》致误。此外，同篇“清虚楼”条摘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六《原州牧·楼亭》“清虚楼”条，但未添加府名，如此据《朝鲜志》体例则从前条“二乐楼”条系于“春川府”，实则应添加“原州牧”。因《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六中《原州牧》后为《春川都护府》致误。 四、《朝鲜志》多次传入中国及其意义 （一）《朝鲜志》在壬辰战争前是朝鲜例给明使之物 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史称“万历朝鲜之役”，今称“壬辰战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底，明朝与日本曾进行议和。在议和阶段，明廷遣册封使李宗城、杨方亨前往日本，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62]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五月间，册封使路经朝鲜汉城，提出要观看《东国志》。《李朝宣祖实录》载：“接待都监启曰：'……今朝上使招南好正，分付曰：欲见《东国兵鉴》及《东国志》。宋经略、李提督等皆已取去云云。所谓志，似是《东国地志》，此则天使时例给之物，书给无妨……敢启。’上曰：'……《地志》，前日弘文馆誊书，拟欲给之矣。’”[63]朝鲜译官南好正进呈《地志》，“副使适与（正使）同坐，览讫，谓曰：'此非吾所谓《地志》。此则只抄名胜及风俗耳。此外又有《舆地胜览》，卷秩甚多，要一览看。’”。[64]既云“天使时例给之物”，今日使臣方索取《地志》，前日弘文馆已在誊抄，“拟欲给之”。则明朝使臣来时，书给《东国地志》以应对明使求取《地志》，在朝鲜已成为定例。 《东国地志》一书，又见于《李朝仁宗实录》。嘉靖二十四年（1545），朝鲜国王李娎讣至，明朝遣使前往吊祭封王。郭太监及行人张承宪至朝鲜，张承宪推辞太平馆宴上的例赠之物，称：“尔国纸品极好，必有书册可以珍玩者。而如此等物，虽受之，固无伤于廉也。幸可惠示否。”所求书册有《四书》《五经》及《东国地志》，国王命“速备给之”。[65]提及给明使《东国地志》。 据此二条材料，则《东国地志》卷秩甚少、只抄名胜及风俗，是“天使时例给之物”。但与“例给”不甚相符的是，此书名既未见到更多书给事例，亦不见中国国内留存。而《朝鲜志》至今留存，且有多次书给明使之证： 嘉靖十六年，明使龚用卿求取朝鲜《地志》，《朝鲜志》因而成书。 嘉靖十八年，明使华察出使朝鲜，求看朝鲜《地志》，得到经过进一步磨勘修改的《朝鲜志》。 万历十一年（1583），明使黄洪宪、王敬民为颁皇太子诞生诏出使朝鲜，得到《朝鲜志》之别本《朝鲜国志》。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朝鲜国志》一卷，与《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所载别本《朝鲜国志》书名、卷数、内容全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误读管庭芬手跋，误著此本为“明黄洪宪撰”，杜泽逊已证。[66]此本正文首行题“輶轩录”，次行题“朝鲜国志”，不题撰人。前有与《朝鲜国志》无关的万历十一年朝鲜郑惟吉《皇华集》序。按，封皮管庭芬手跋谓：“此书明槜李黄太史楙忠使朝鲜归所辑《輶轩录》之第一种也。后附《皇华集》三卷已佚去矣。”[67]据此可知黄洪宪出使朝鲜归来，曾辑刻丛书《輶轩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著录“《朝鲜国志》一卷”的同时，著录有“《箕子实纪》一卷，朝鲜李珥撰”，都是“明万历刻《輶轩录》本”。[68]《輶轩录》卷册，各家书目著录不一。[69]据上述材料，可知《輶轩录》至少包括《朝鲜国志》一卷、《箕子实纪》一卷、《皇华集》三卷。《皇华集》存万历十一年郑惟吉序，则此《皇华集》为黄洪宪、王敬民出使时所编《壬午皇华集》。《壬午皇华集》，今收在《足本皇华集》卷三十五至三十六，前有万历十一年郑惟吉序。明代使臣出使朝鲜，例由朝鲜王朝将明使与朝鲜文士题咏唱和之诗文编为《皇华集》，刊刻或排印后寄送明使。《箕子实纪》由作者李珥赠使臣，李珥在黄洪宪出使时是朝鲜任命的远接使。[70]黄洪宪辑刻丛书《輶轩录》子目《箕子实纪》《皇华集》为黄洪宪出使得自朝鲜，《朝鲜国志》当不例外。 更为特殊的是，《朝鲜志》完全符合《东国地志》卷秩甚少、只抄名胜及风俗的特点。因此，《朝鲜志》当即《东国地志》，朝鲜应有例给使臣《朝鲜志》之规定。 朝鲜李浚庆《东皋先生文集》卷八保留有《录遗许太史国朝鲜风俗》一篇，前有介绍：“太史中朝名贤也，宣庙丁卯来于我邦款，与先生从容谈论。至于国家礼制风俗，无不详问。请先生录示。先生即坐操笔录遗如左。太史益加叹服。及持以还，而至今行于世。”[71]《东皋先生文集》卷一二《年谱》所称略同。[72]《录遗许太史国朝鲜风俗》之内容，实则《朝鲜志》之《风俗》和序言。[73]所录《朝鲜志》序言称“康献大王”，而非“康献王”。又，《录遗许太史国朝鲜风俗》与今传二卷本《朝鲜志》之《风俗》、序言不同之处，今传二卷本《朝鲜志》更为简洁。[74]是故《录遗许太史国朝鲜风俗》所依据的《朝鲜志》版本或许是书给龚用卿的《朝鲜志》。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遣许国、魏时亮颁即位诏于朝鲜。若朝鲜没有例给使臣《朝鲜志》之规定，李浚庆断不敢冒然节录《朝鲜志》给许国。 职是之故，《朝鲜志》，一名《东国地志》，又名《朝鲜国志》，在嘉靖十六年应明朝使臣龚用卿求取朝鲜《地志》而成书，是后凡遇明使求取朝鲜《地志》，即书给《朝鲜志》以应对。《朝鲜志》成为“天使时例给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保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作用。 （二）“壬辰战争”后《朝鲜志》例给明使功能结束 壬辰战争爆发，明军将士进入朝鲜。不论是因为自顾不暇的混乱，还是出于战争利益的考虑，朝鲜要想继续保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都不再可能。《李朝实录》中的几处记载，可以反映明朝获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经过。 当时日本盘踞釜山，坚称釜山是朝鲜先前割给“倭户”的居住之地。万历二十一年六月五日，明将刘綎表示不信割让釜山之说，并对朝鲜国王陈述：“观贵国《舆地胜览》，釜山实贵国南边要镇。”[75]结合谢恩使金睟万历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的启奏，称回至山海关时，曾回答主事张拣关于釜山倭户的疑惑，称：“此等事，载在本国《舆地胜览》。上年刘员外及将官取览，或持来，今亦可考也。”[76]证明刘綎等明军将官在万历二十一年看到《舆地胜览》。 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朝鲜大臣尹根寿向国王回忆：“且经略（宋应昌）前在安州、定州时，向臣极言提督（李如松）指釜山为倭地之非，及提督与三大将还到定州后，乃眩于其[说]（设），题本中有'釜山之有倭户已久，见于其国志’云。”[77]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中载有数封与此观点相同的奏议，最早者为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议朝鲜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78]朝鲜人《宋经略书》记宋应昌回朝后，“终则执我国《舆地胜览》内有三浦原住倭户之说以为辞”。[79]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尹根寿又回忆：“李提督（李如松）到开城府，以《舆地胜览》出示之，发此原留倭户之说。”[80]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到万历二十一年七月是壬辰战争的第一阶段，明朝派军第一次援救朝鲜，宋应昌、李如松参加的便是这次援救。上述材料表明，在战争第一阶段，宋应昌、李如松已经得到或读过《舆地胜览》。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到万历二十四年年底，进入了战争中间的议和阶段。釜山倭户问题关系到日军在釜山的去留，而宋应昌等将领回到明朝后倾向于釜山有原住倭户的意见，这对朝鲜非常不利。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十四日，朝鲜君臣决定出示《舆地胜览》给明游击将军周弘谟，来辨明“釜山倭户”问题：“得其卷以示之可也。”[81]次日，朝鲜国王接见周弘谟： 上曰：“昨见榜文，则以为釜山浦有恒居倭户云。昔者果有，而今则无之，已八十余年矣。措辞失实，甚未稳。大人若欲知之，请看小邦《地志》。”游击曰：“《地志》有此语，故榜文及之。若有《地志》，则即欲见之矣。”上命以《地志》示曰：“见此则可知其实矣。”游击看《地志》曰：“顾爷（顾养谦）只见其当初恒居之言，不审新增之意，故误为措辞矣。”[82] 朝鲜国王指出明军榜文里称釜山浦“有恒居倭户”之说失实，周弘谟称此说出自朝鲜《地志》，经朝鲜国王出示《地志》后方知没有注意到《地志》的“新增”内容。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二三《东莱县·关防》“釜山浦镇……有恒居倭户”之语，后刻方围填“新增”二字，下云：“旧有恒居倭户。正德庚午，佥使李友曾……滥加鞭挞。倭奴积愤……作乱……朝廷遣将讨平，遂不许居焉。”[83]则明军所据《地志》及朝鲜国王所示《地志》，皆为《舆地胜览》，《舆地胜览》就是《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这说明当时的经略顾养谦手中也有《新增东国舆地胜览》。 万历二十三年四、五月间，明使李宗城、杨方亨路经汉城，要观看《东国志》，称：“宋经略、李提督等皆已取去。”朝鲜译官南好正进呈《朝鲜志》，遭到使臣们的否定，明确提出要看的是：“《舆地胜览》，卷秩甚多，要一览看。”朝鲜君臣认识到“天朝将官，无不见知，讳之无益”，只能取弘文馆所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进呈使臣。[84]进入朝鲜的宋应昌、李如松等明朝将官看到或带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改变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保密状态。故按惯例取《朝鲜志》应对明使李宗城、杨方亨求取《地志》事未能奏效。 由于议和失败，战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本再度挑起战争，明朝再次出兵援救朝鲜。此阶段应仍有不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流入明朝。是故，到了万历二十六年十月战事进入尾声时，《李朝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1598）十月乙卯条记载：“《舆地胜览》《考事撮要》等册，前日天将多数持去，海外新书，想必盛行中土。”[85]又丁巳条：“《舆地胜览》及《考事撮要》，流入中国甚多。”[86] 在这样的情境下，《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保密状态可以说是受到彻底改变，例给《朝鲜志》应对明使求取《地志》显然不能继续施行。是以，据《光海君日记》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赐谥使熊化求取朝鲜《地志》，朝鲜直接以“志书则兵火以后，无一件遗存”的谎言来拒绝。[87]这表明“壬辰战争”后《朝鲜志》例给明使功能的结束。 （三）《朝鲜志》是研究中朝关系史的生动案例 地方志书具体记述地方情况，涉及地方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人物、文化等方面，是研究、了解该地方的必备资料。阅读、收藏地志在文人、士大夫间形成传统。明代朱睦㮮、范钦、徐惟起等都收藏有数量可观的地志。除了“壬辰战争”等特殊时期，明军将士搜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带有军事需求外，明朝使臣求取朝鲜《地志》更多是出于阅读、收藏、增长见闻的目的。嘉靖十六年龚用卿求取《地志》是欲续作《朝鲜赋》。[88]嘉靖二十四年张承宪求取《地志》，只因“尔国纸品极好，必有书册可以珍玩者”。[89]李宗城、杨方亨万历二十三年求取《地志》目的：“吾等别无他意，不过欲得未见书，以为消遣耳。”[90] 但朝鲜面对明使求取《地志》，得立足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来最大限度维护藩国朝鲜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有庙号等僭越忌讳内容。作为藩国应有足够的忠顺，出于对宗主国的敬，僭越忌讳内容不宜被明朝知晓。是故嘉靖十六年国王检视《朝鲜志》，对书中“直书不讳”的现象提出批评。[91]《朝鲜志》节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时，也会刻意避开僭越忌讳内容。另一方面，《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详细记录朝鲜情况。藩国弱小处处担心侵凌，出于对宗主国的畏，实际国情也不宜被明朝知晓。《李朝中宗实录》记载朝鲜君臣讨论龚用卿再求《地志》事，称：“夫地志者，列书各道各邑。而其土地所产亦皆并录。此图籍之最重者，不可轻易许之也。”[92]因此注定朝鲜要对《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进行保密。明使代表明朝皇帝而来，即使请求《地志》是使臣个人的私请，断然拒绝只会带来得罪，可能会给朝鲜带来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志》的出现及例行书给应运而生。 五、结语 如上所述，《朝鲜志》是朝鲜王朝为满足明朝使臣龚用卿求取朝鲜《地志》要求而编纂，撰集时间在嘉靖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之间，纂修人员有苏世让、闵齐仁、金遂性、郑万钟、申瑛等人。《朝鲜志》主要节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并稍加补充了民风和习俗等内容。嘉靖十八年，华察出使朝鲜，求看朝鲜《地志》，得到经过进一步磨勘修改的《朝鲜志》。之后，《朝鲜志》继续发挥作用，凡遇明使求《志》，即书给《朝鲜志》以应对，起到保密《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的作用。壬辰战争爆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暴露于明朝将士面前，《朝鲜志》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嘉庆间编成的《海东绎史·艺文志》推测《朝鲜志》即《舆地胜览》，[93]可见《朝鲜志》在嘉庆间的朝鲜已经罕有流传。关注域外的中国古籍是当前域外汉籍研究的热点，但域外产生的汉籍流传中国，也未尝不是一个新的角度。《朝鲜志》是研究中朝关系史的生动案例，值得进一步关注。 【作者简介】 杨胜祥，云南大理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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