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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殷人,而非鲁人,不仅因其祖籍为宋,更因宋国文化更仁义

 海曲上人 2022-01-18

孔子他是鲁国人,我们都很了解,但是我们不太了解的是,孔子他自己并不自称鲁人,而是自称殷人。就是殷商的殷,在当时就是指宋国。孔子自称宋人,而不自称鲁人,这是为什么?

用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鲁是在山东曲阜,是济宁地区的县级市,现在在山东省西南部,在鲁西南。而宋是在河南商丘一带,在豫东,豫东和鲁西南是挨着的。宋和鲁距离很近,地图上商丘到曲阜的直线距离仅为为180公里左右。

那么问题是在于孔子他更愿意去称自己是河南人,而不是山东人。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狭义的狭隘的说,是地域之争,就争个名人故里,不是这个意思。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春秋时期中国的文化格局,以及儒家的背景,更进一步的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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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网上我看也有人讨论,但是仅仅谈到第一个层面,也是表层的问题。就是孔子他的祖籍、他的老家是在宋国,在河南,然后就下结论说,因为祖籍是宋,因为老家是河南,所以孔子说自己是殷人,即是宋人。

孔子祖籍确实是宋,这是没问题的,我们下面还会详细的去说,但是并不是单纯因为祖籍是是宋,然后孔子就是只愿意称自己是宋人,因为孔子家到鲁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到孔子已经是第5代。

在这个情况下,孔子依然说是自己是宋人而不是鲁人,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文化的原因。孔子更认同宋的文化。尽管宋鲁两国距离并不远,因为文化上有相似之处,但是依然存在差异。宋国的文化更能代表三代文化,更有仁义。其实也是更是儒家的,儒家就是对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孔子对宋国的这种身份认同源于文化认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料记载,确定孔子自称殷人的文献出处。主要是来自《礼记》的两篇,一篇是《檀弓》,里边孔子是直接说:“而丘也,殷人也”。而且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孔子临死前的七天,可以说是临终遗言、盖棺定论,说明他的这种这种身份认同更强烈。对于这条信息,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进行了引用,不过改成“予始殷人也”,即我的祖先是殷人。

另外一篇是《礼记》的《儒行》。鲁哀公问孔子说,你们儒家是不是有自己的制服?因为当时可能是有很多所谓的儒家,用独特服装来标榜和彰显自己。然后孔子就回答说,他是“少居鲁……长居宋”,即小的时候在鲁国居住,长大后则在宋国居住。然后说在鲁国住是就穿鲁国的衣服,在宋国住时就穿宋国衣服,入乡随俗。

他的意思说儒家是没有制服的,不在乎衣服,只在乎学问,“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这里边透露出一个问题是,宋国和鲁国的衣服款式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说明宋国和鲁国的确存在文化差异。

这是资料文献的问题,我们下面说他的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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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孔子不仅祖籍在宋国,而且孔子在宋国的直接祖先就是宋国的第二代国君,是第一代国君微子启的弟弟,微仲衍。而微仲衍则是孔子的14世祖,孔子是微仲衍的第14代孙子。微子启、微仲衍则是商纣王的亲哥哥,三人是一母同胞的三弟兄,微子启最长,纣王最小,微仲衍是老二。

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微子启和宋的问题。在三代时期,一个理念就是叫“兴灭继绝”,就是认为把别人的国灭掉,把别人的家灭掉,是非常不吉利的事。相反,对将要灭亡的国和家进行拯救,则是大功德的事。更完整的表述在《论语》“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以股王伐纣之后,并不是把商朝赶尽杀绝,而是把就是商的后人,就是微子启是分封到宋,以继承商的文化和制度,来延续商。为什么微子启的封地在宋,因为宋是商部落或者商文化的故地、起源地。

而且,宋国国君的地位和周天子是平级的,在祭祀的时候用的是天子礼。宋的国君到周的朝廷去访问,不是以臣的身份来接待,他和周天子是平级的兄弟关系,同志关系。

所以这里有一点像我们讲的一国两制,宋的文化和制度是完全独立的,延续了商朝。所以通过宋国,商的文化和制度被保留得非常好。以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对商的世系记载得非常详细。其实不仅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三制,因为当时也给夏朝的后人一个专门的封地,就是杞国,杞国则保留和延续了夏朝的文化和制度。

因此孔子才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夏礼、殷礼孔子之所以能够言之,就是因为这些礼被杞、宋两国保存下来。但是,当时的杞、宋两国又“不足徵”,原因在于当时已经发生“礼崩乐坏”,整个三代的礼乐文化都受到冲击,人们不再重视礼乐了,然后就荒废了。

孔子是微仲衍第14第十四世孙,然后微仲衍往下4代,即孔子的第10世爷爷,也是宋国国君,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弗父何,他本来可以继承国君,但是让给了弟弟,自己就成了公卿,封地在当时叫栗的一个地方。栗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地区夏邑县,孔子的老家就是在这里。上面说的“长居宋”,应该就是居住在这里。

从孔子的第10世爷爷弗父何,再向下4代,叫孔父嘉,即孔子第6世爷爷,因为宫廷斗争,被杀了。孔父嘉的一个儿子,即孔子的第5世爷爷,就逃亡到鲁国。

从上面孔子说自己“少居鲁,长居宋”看,孔子他家与宋国的老家一直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经常回去居住。这是孔子祖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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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孔子之所以更认同自己是殷人、宋人,原因可能更在于,孔子对宋国的文化更认同、欣赏,因为宋国的文化就是对殷商文化的延续和继承,是一种仁义文化。孔子更欣赏这种文化,同时他也被这种文化所熏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仁”的概念。

首先,在西周时期,较之其他国,宋国和鲁国在文化上是最先进的,证据就是,在《诗经》中,只有宋、鲁两国没有“风”,其他国都有,记在《国风》之中。

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体裁,而《风》就是记录各国的风俗文化,尤其是那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不符合礼义的地方,指出来,进行纠正,让其合礼。这个就是当时周朝进行教化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个风它就有讽刺的意思,加个言字旁就是讽刺的“讽”。

在周朝所有的国中,唯有宋和鲁没有《风》。这意味着宋、鲁两国的风俗文化中,没有需要“讽刺”的,都符合礼义。

就是周国的本土都有风,包括西周时期《周南》、《召南》,以及东周时期的《王风》。周国的也有风,意味着周国文化也是落后的地方,也有不符合礼义的地方,也需要一个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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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较之其他国,宋和鲁在文化上都是礼义之邦,更先进,但是在宋、鲁之间,宋要更先进、更仁义。

证据是,尽管鲁国没有《风》,但是它有《春秋》。《春秋》的作用和《春秋》是一样的,也是讽刺。我们讲春秋大义,并不是说《春秋》所记录的事件本身包含有大义,恰恰相反,《春秋》经文里所记录的事件一般都是违背礼义的,但是《春秋》的记录者,即当时的史,会通过一定的“书法”、“笔法”,进行批判。即《春秋》并非单纯地记录事件,而是包含着批判、讽刺。“春秋大义”、“微言大义”正是存在于那些批判、讽刺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王者之迹熄”,是说春秋之后周天子威望不再。本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朝廷本来是礼义的最高权威,由周天子来对各国的文化进行评判,提出改进意见,这就是《诗经》的《国风》。天子威望不再时,便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不再是礼义的评判者,各国文化的批判者,承担这种文化批判职能的便是各国的史。这些史记录国君行为事件,并通过隐晦的方式进行批判,这就是“《诗》亡然后《春秋》作”。

从孟子的记录看,当时应该很多国都有类似于《春秋》的史书,但是却只有《春秋》被人们保留下来,其原因可能在于,《春秋》的批判水平最高,春秋的批判中更能体现“大义”。

而《春秋》的批判水平之所以最高,原因应该有两点。一是鲁国负责记录春秋的史,水平很高,能够进行很好的批判,提供义理、道义。二是,鲁国国君违背礼义的行为很多,如果他的行为本身都符合礼义,那么史的水平再高也无法进行批判。

孟子直接将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并列,而晋国和楚国本来就是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国,因此法家盛行,尤其是楚。《诗经》的国风中压根没有楚,那时尚被称为蛮夷,春秋后期,才因逐渐进步而被中原接纳。而将鲁与楚并列,则意味着在春秋时期,鲁国的文化退化非常严重,能够如此退化,也应该与其文化的基础本来就不如宋牢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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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面宋国文化更仁义的直接的证据。

宋襄公的公泓水之战,我们现在一般是持批评态度。宋国和楚国打仗,宋军已经排好了阵势,而楚军在还在争渡泓水这条河,有人建议宋襄公说可以趁机攻击,定会大败楚军,但是宋相公拒绝了。甚至在楚军上岸之后没有整好队形之前,宋襄公依然拒绝进攻。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是,宋军大败,宋襄公也重伤而死。

那么宋襄公为何主动放弃战机,拒绝对正在渡河的楚军发动进攻,《春秋 左传》进行了记录了宋襄公本人的回答。他说:“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君子之战),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年长敌人。古时候作战,不凭借险要地势。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淮南子》对这场战争的评价非常值得注意:“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由此可见,宋襄公是按照传统的礼义之战的原则去进行战争的,更重视仁义,而非单纯地考虑军事利益,即“于古为义”。但是,时代变了,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开始发生“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更加追求利益,而抛弃仁义,抛弃礼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襄公是生错了时代,是礼崩乐坏的牺牲品,同时他也是一位殉道者,为践行仁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惜牺牲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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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襄公的行为也说明,在当时已经发生礼崩乐坏,仁义被普遍抛弃的情况下,宋国的文化却在坚守。进一步这说明宋国的仁义文化根基更深厚,而仁义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三代文化的核心。也就说,宋国文化是三代文化的代表,因此对三代文化必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坚守。而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这种坚守让宋襄公,乃至整个宋国显得非常迂腐。

宋襄公之后,有两次“国际”弭兵大会,都是在宋国举行,主持弭兵大会的都是宋国的公卿。弭兵大会,类似于现代的裁军大会,目的是限制对武力的使用。这样的大会之所以在宋国举办,由宋国人主持,显然是因为宋国在仁义上的名声和威望比较高,对传统文化的遵行比较好。

正是由于宋国文化对仁义的坚守,导致他很迂腐,以至于到了战国,宋人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出现很多嘲笑宋人的段子。譬如“智子疑邻”就说“宋有富人,天雨墙坏,说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

这种歧视和耻笑宋人的现象,非常类似于现代出现的耻笑和歧视河南人现象。河南在现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就像战国时期宋国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一样,现代的中国因为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耻笑河南。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宋国文化必鲁国文化更坚持仁义,更坚持三代传统,尤其在社会普遍出现礼崩乐坏时。显然,孔子更欣赏宋国文化,而非鲁国文化。这才是孔子自称殷人、宋人,而不自称鲁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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