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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东晋（317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族群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后建立的朝代，历史上称之为“衣冠南渡”。第二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安史之乱，李唐皇族的人跑到蜀地建立起南唐。第三个大规模的南迁是公元1127年靖康之乱后北宋皇室和臣民渡江南迁后定都于临安的南宋政权。历史上的这三次皇室的南迁，不仅仅是政权的南下，也是士农工商的集体大逃亡，也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南北地域经济文化差异。 南下后的晋朝，虽偏安一隅，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却也创造了不啻于以往任何朝代的文明，体现出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 王羲之（303年—361年），王羲之出生在西晋——这是个多事之秋。经历了汉末诸侯割据、三国战乱的华夏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完成了短暂的统一（公元280年孙吴灭亡），十年之后，从公元291年到306年爆发了八王之乱。随后北方游牧民族趁八王之乱于公元304年掀起“永嘉之乱”，也就是“五胡乱华”，他们在北方纷纷建立起五胡十六国。北方地区一直到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此时中国北方战乱才暂告结束。  五胡乱华图示 在王羲之死后六十年，公元420年，大将军刘裕簒晋，建立起刘宋政权，此时的中国进入到南北朝时代（420年——589年），南北对峙。 这个时期的南方——南朝（420年——589年）——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 北方——北朝（386年——581年）——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589年，北周大将军，也就是后来的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再次完成了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赫赫辉煌的隋唐时代。但距离西晋统一全国（公元280年西晋灭吴）时已过去了三百多年。也就是说，三百多年中战争在神州这块土地上，这里不打那里打，今天不打明天打。真正长久的治平时代还没来到，隋朝经历了文帝时期短暂的繁荣与稳定——开皇之治，又于公元611年陷入到隋末农民起义，在这次大规模起义中，李渊李世民父子依靠关陇集团得到了天下，于618年建立大唐王朝，到624年，才消灭了最后残余的反叛势力，即将迎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今天说王羲之的手札，就要去深入当时他所处的年代，不然我们就不懂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书。说王羲之又不能离开他的继承者们：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 、薛稷）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其中也就是说在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逝后，到了隋唐时期，才迎来新的繁荣与发展。唐代的书法高峰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时代使之谨严尚法。反观北朝时期的魏碑，大多荒率野逸、不拘形迹。当然一方面是刻工的原因，但刻工无法改变笔画的位置与长短、字的体势与章法，所以魏碑之风貌更多的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想一下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更迭，刀兵四起，胡汉杂居，出现魏碑这样字样很正常，若是写的严整如馆阁体，才不正常。 对比下南朝、北朝各自的政权过度，会发现南朝四代都是汉人政权，除了陈霸先用武力灭梁以外，史书上都是用“取代”“废掉”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改朝换代，很少发生大规模波的杀伐殃及百姓，所以南方的经济比北方繁荣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二王一路的书风就能够在士大夫笔下完成一代又一代的顺利交接。所以我们看唐代书家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出生在南朝，有的在南朝为官。比如欧阳询出生公元557年（南朝梁太平二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陈，陈亡国之时欧阳询已32岁。虞世南出生于公元558年（南朝梁天启元年），陈亡国时31岁。而褚遂良出生于公元596年（隋开皇十六年），比欧虞两人小近四十岁。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并不安稳，对外多有战事，朝廷内部也有权利的争夺。在那样风雨飘摇的不稳定的社会中，士家大族们除了政治上的营生以外，还肩负着文脉的传承与延续的使命。如果没有他们对历代典籍的保护，我们面对的文明史、书法史，将更加模糊，我们对书法的审美也将如同一片荒原。 深入到王羲之的文本，会发现他的文字充满了对自身生命体征渐渐衰落的叹息，比如在《初月贴》中，王羲之发出“吾诸患殊劣、殊劣”的哀痛。在《初月廿五日帖》中，发出“此年感怀兼哀，奈何、奈何”的叹息以及“疾久，无他治，令人忧深”的痛吟。比之对自己身体的伤痛的舐哀，还有对亲友的哀悼，如在《姨母帖》中的“顷媾姨母哀，刺痛摧剥，情不自禁。奈何，奈何！”《官奴帖》中有对孙女玉润伤病的“痼病少有差，忧之燋心”。而相比自己对自身伤病和亲人故去的伤心，祖莹、家庙或者祠堂的毁灭才让中国人“痛贯心肝”，《丧乱贴》中，通篇其实是字字血泪，笔笔断肠——“丧乱之时，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临纸哽咽，不知何言！”古诗十九首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王羲之身居会稽，心系琅琊！这和颜真卿《祭侄文稿》中流露出来的哀思是一致的——“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都是对彻骨之痛的排解、也是真挚情感的流淌。可见，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安逸舒适，“快雪时晴”固然美好，可总要有欣赏他的心情和身体条件。在他的手札中，有多少“顿首顿首”，就有多少“奈何奈何”。  姨母帖  丧乱贴  官奴帖（玉润贴）  官奴帖（玉润贴） 回到历史的进程中，深感历史是血泪谱成的咏叹调。一将功成万骨枯，十室九空人相食，这种惨烈的痛楚让经历过的人再也不想通过战争去“博个封妻荫子”。这种惨状在史家的描述中，很少有大规模的文字，因为经历过的人大部分都已故去——“生民百余一”。但那短短的数字却无比沉痛。回到书法史中，书法好比一架钢琴，所有的曲调都自然而然的被历史记录者弹奏出来。书法不单纯只记录了过去，他的自身也是一个谜——“魏晋风流，二王笔法”。 二王书法最令后人追摹倾慕的就是他的“笔法”。然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留下的手札，到唐代时还颇为可观，李世民网络天下二王法书，独尊大王，确立了王羲之的历史地位。二王真迹，安史之乱以后减损大半，又经历五代十国的一番战乱洗劫，到了北宋时期，已经不多了（所以宋四家们，特别是米芾，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的便是二王笔法。米芾非常勤奋，大年初一也在家作书——他在《海岳名言》中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可见其用功之勤。为什么如此用功呢，他在《中秋诗帖》中透露了端倪：“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米芾为什么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呢？我想，是因为他见过二王的手札，而且他还想要齐于古人，否则不会如此“斤斤计较”，也就不会给自己的斋号名为“宝晋斋”）二王的法书到了乾隆时代，这位“十全老人”就没有唐太宗那么幸运了，他看到唐人的钩摹本便在养心殿里的西暖阁设立“三希堂”，专门放置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名家法帖。   米芾《中秋诗帖》 那么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是后世文人学习的榜样呢？在我心目中，他仿佛如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横亘在书法史上，虎踞龙盘、神秘莫测。我们看到的他所有的摹本与刻贴，其实只是王羲之书法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因为他的大部分手札都在战乱中遗失了。没有谁能百分百的真切感受到他书法的“魏晋风流”，唐代的人不能，宋代的人们不能，我们更不能。 我们看到的二王书法珍品，哪个是在非常愉悦的心境中完成的呢，恐怕没有。纵然是酒后微醺的王羲之，心中也有那么一缕“幽情”——“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对老之将近的自身生命的感伤。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50岁，在那个时代，已是风烛残年，写完《兰亭序》后仅过了八年，王羲之带着自己神秘的笔法永远离开了人间。 半壁江山总是不完美的，但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历来都是“尽善尽美”。而历史上对待魏碑，可就没有这么尊崇了，一来好多魏碑都深埋地下，二来大部分书家对此不以为然，给忽略掉了。读书人一心只对阁帖感冒。时光到了清末，随着大量魏碑出土，经过包世臣、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的著述褒扬，更多读书人才意识到魏碑所包藏的美学价值。半壁江山下，如果说王羲之的书法充满了士人的呻吟，那魏碑就是黎民的哀嚎。    2021.11.10于泉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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