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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22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或长按二维码在线订阅。 北山楼，愚园路上施蛰存先生书斋名号。1993年，施先生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18年，列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2003年，当这位北山楼主人离去时，申城报刊载文《施蛰存：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总觉得施先生应该像老锦江、老外滩那样，成为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建筑。”诚哉斯言，在上世纪下半叶的三十馀年间，施先生金石拓本鉴藏，以单片纸本为聚积主体，无论是品种广泛性、数量丰富性，还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学层面的金石学考据研究成果上，如今审视，在在体现了申城人文学术之软实力，海派文化审美的精品牌。然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究竟如何缅怀北山楼金石鉴藏，三复寻思，遂有志于编撰藏碑目录、辑录所藏金石拓本，尽最大可能以文本形式存念这已逝去的人文学术胜境之踪迹，以此践行我的学术理想。因而敬慎从事，以一己绵薄微劳，使种种不可能转化为可能，业馀时间几乎“种在电脑前”，虽有古尔德的巴赫歌德堡变奏曲、杜普雷的埃尔加E小调协奏曲陪伴左右，然诸多细节触发思绪，倘议学术案例，先生孜孜以求鉴藏、著录、稽考金石故纸，其治学作为、著述方法，究其何如；是否具备现代学术意义的金石学研究。让我展开探究思辨，渐感欲罢不能。 一 1989年入冬午后，我来到愚园路，仍先往吉庵先生家拜谒，坐了半小时光景就去北山楼。施先生让我协助整理金石拓片，而我自量，虽东奔西跑，干劲十足，多出于临池所好，哪有能力“整理拓片”呢，惶悚之至，不知能否干好。返回路上，想起先生常以“执事敬”教导我，此前先生请缉庵师教我读《论语》，开始，心里纳闷为何不教授唐宋诗文。缉庵师说，施先生对《论语》历代注疏版本熟稔，勾画选读框架；又重视这门课，抗战在长汀讲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整整两节课时。眼下先生对我的“执事敬”开导，谆谆教我“为人不趋时，为学不避苦”的质朴态度，让我奋发。 北山楼之藏，按品种分别堆放，拟整体系统地整理，希望最终能按年代顺序存放。让我先理造像类，以三种标准分别归类，凡碑石式造像，或有阴侧全拓，皆归于“造像碑”；凡仅拓记文，归于“造像记”；凡佛像、佛龛和记文全形拓，则皆归于“造像”。碰上吃不准的，马上请教。有时雨天午后，倘有空也会去作业。先生开玩笑说，我这里成了小作坊。我高兴道：我也成了跟师傅学手艺的“小徒弟”。先生边干边聊谈一些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金石丛话”，很是快活，有次特别说起收藏赏玩的立身行事之要，告诫我欣赏别家藏品要谦虚谨慎，弗自以为是，妄加评论。 先生挑出需钤印的拓本，教我布位章法、挑选用印，示范持印端雅稳妥。我掌控不好，打得歪斜，挺难受的。他总笑道，我也有钤倒的，细心一点就行了。越是宽容，我越怕损坏拓本，更为紧张了；先生则越加鼓励多练习，叫我钤印后，不用小纸覆盖，让印泥自然晾干，拓墨层面钤下的印色，效果更佳。他的粉彩印泥瓷盒，款署“洪宪年制”，抗战前在杭州喜雨台茶楼得之，1952年从沪江大学宿舍搬回岐山邨家里，居然还在。印泥是托松江同乡朱孔阳置办，他叫我闲时就用牛骨印筋搅拌护养印泥。 有次读到戴燕教授所写“常说的一流学者，应该还是俗话所说'干活的人’”，不禁想起当年先生自制拓片袋的专注神情，教我寻觅实惠的纸张，先到南京西路美术馆对面纸行，又跑瑞金路、淮海路口这家，再去福州路、山东路口那爿，还去过河南北路、近武进路纸品店。又见一种染色云纹纸，可作拓片袋题签，先生写来很顺手，我看了忍不住叫好，请他落款。先生说：这样拓片袋要做大点，太费纸了。此时，耳旁回旋先生游记里说：“但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许多险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敬仰与温情之感油然而生，带着照相机，跑到岐山邨弄堂里，对准从前北山楼存放拓本在晒台上搭建之阁楼，拍摄留念，可谓“落花流水春去也，北山楼上”。 二 转眼夏间，先生见我中午时分来到，总是满头大汗，说：你也放暑假吧，今兹的进度已超出我的预想，你冒着高温跑来太辛苦。我忙答：不怕热。确实我能置身于毫无“吹拂”“推挽”的氛围，仿佛感受学林间罕见之清流，享受特有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之淡定时光，内心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欢喜，哪里还会感到炎热呢，只觉得淡淡的雪茄香味。 北山楼所藏数量次之为墓志，居多的是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志，兼及墓碣、塔铭。在整理妥善后，检出复本、摹刻本和伪刻本就有六百馀纸，遂存于先生抗战时在香港购置的一只小手提皮箱里。先生要我记录朝代年号、立石时间、书体及撰书人、志盖侧纸数，并在释读志文的基础上拟写题名，把题写每志名称作为专项练习的重点功课。第一次布置五本唐志的作业，要求释读志文并断句，题写出每志名称，列出籍贯、官职、德行等等。一周后交稿，见我把志文首题或志盖文抄为题名，无奈地摇头说“不对的”，顺手取出小甜食，边吃边指点为何出错，要把志文读明白再练习拟题，以解读实物材料、原始文献为立足点，掌握阅读、考证和整理的方法，切勿做搬运工。 有次查看拓片袋题签，时间有疑问，打开核对，原来被我误录。他说，不能见到年月就当立石时间，要把志文读清楚。对我这个缺乏学养的浅陋“学徒”，不惜从“ABC”讲起，且深入浅出，讲了目录学、款识学、历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等初级课程，教我编制金石拓本目录的技能，针对性地开列书目，先从“大部头”读起，读后习作“解题”“提要”，教我运用各学科资料、对证经补史材料的敏锐度，而互证互辨尤要审慎。为我举例，对芮城出土残石的考时，就使用史地常识，考证为北周时物，皆源于他的博学、才识和睿智。 在碑估处购买拓本，大都一束起售，以致“有志失盖”“有盖无志”“志盖不合”的情况。他取出离散诸纸，叫我练习觅配。无疑是个难题，先生说，广泛阅览历代拓本，多读各种考校碑版著述，方有助于辨识。从了解墓志早期不尽相同形状特征、志文体例、行款格式，延续至南北朝逐渐趋同，隋唐形成相对通式规制，一路讲来，例举比对不同时代风尚、书体演变。在释读审视过程，经条分缕析，也用尺来测量比较。碰巧解决，使志盖合璧，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呀。他认为，早期方形志盖，多偏重保护作用，渐渐地考究，镌刻标题像碑额那样，藻饰趋于华丽典雅，篆书、分书、正书及飞白书皆有，字迹精美，很有艺术特色。随后就把剩馀的志盖，作为专题收集，也能察知历代形制之演变。 三 早年稍聚石刻文字，但倾心竭力而为，确切可考1958年8月21日“始收碑刻”，于天蟾舞台旁弄内曹仁裕碑摊选购墓志，至年底曹氏收摊，改去商务印书馆隔壁弄口黄小玄碑摊访购，始买汉碑和造像。1959年10月黄氏摊并入古籍书店碑帖部，随往购买；1960年3月该部并进荣宝斋，皆于此访碑直到改名朵云轩。1964年碑估曹氏复至南京东路保安坊设摊，仍往访购，买进“东魏”及“唐碑”三十许种，及“金陵萧梁墓阙墓碑”全份，仅一年曹氏歇业。继于朵云轩访购。朵云轩后名东方红书画社，又为上海书画社，直至停售拓本为止。 1958年8月至1960年底耗资514元，所得汉志、晋志8种，魏、梁、后秦、陈4种，北魏志142种，北齐志19种，北周志5种，隋志100种，唐志608种，宋以后志17种，周秦石刻7种，汉碑92种，三国碑13种，前秦碑2种，晋碑7种，南朝碑3种，北魏碑及造像41种，东魏碑24种，西魏碑4种，北齐碑35种，北周碑11种，隋碑16种，唐碑85种，五代以下碑23种，龙门造像800纸，石屋洞题名91段，七星岩题刻36段，永嘉石门山题刻28段，都2221目。至1968年底，经十年蓄积达2693目，到1973年4月增至2787目，为其积卅馀年精力聚集的半壁江山。我以为，广蓄动力源自于对金石学传承开拓之抱负，作为研究要取得文献资料之拓本，品种数量越丰富越好；亦来自闲寂生活遣闷的展玩兴趣。 每于市肆遇心仪尤物而怦然，却“窘于资”，力不能举而与佳拓善本、前贤旧藏失之交臂，或介绍华师大图书馆购藏。虽如此，所聚仍富，不乏流传有序之本、罕觏之品，然多为未剪裱墨纸，“做研究工作有用”。足见本色，由历史、文献入手，既鉴藏，亦考辨、再撰述、又著录。亭林周述庐评论，不作骨董家语，为读书者之藏碑。先生言“不为临池”，可颇重书法艺术，探索演进历程，如述“汉和唐是两个重要的枢机时代”；尝论元魏碑版，乃后世书家北体所宗，今存名者惟张猛龙、郑文公、石门铭五七本尔，其馀造像建剎诸刻，多出村塾学究、石师僧道之手，无足尚也；《魏书》所载诸碑，书篆者若窦遵、沈馥、崔挺，皆名士，必有可观；又言北齐书法在齐隋间，自是隶正一大关捩，齐碑颇移汉隶，失元魏早年之刚劲，然犹当属隶。 重于主题性搜求，先蓄汉碑200通，传世汉刻略尽于此，遂从文献角度结集“汉碑叙录”；次积唐刻1500种，以书法视角而成“唐碑百选”；再聚六朝、隋唐志；又龙门造像编“北魏五十品佳拓”“唐人三十品集释”；辑有“匋斋北魏造像记”“旧出北齐造像七种”“隋宫人志十二种”“唐禅师塔铭六种”，专藏“赵孟頫石墨志”，乃至三代秦汉彝器铭文，蔓延而及汉代以下文物杂器之形制款识墨纸，逐步完善北山楼鉴藏金石拓本之整体格局，勤于校勘考订，整理签题，赏玩如入醉心之情景。他据所得杭州石屋洞造像拓本著录之，视较罗振玉为富；他购得古杭陈敬第旧藏墨妙亭“玉筍”四轴，录文一卷并赠浙江博物馆。诚如“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之境界，仿佛把个人日常生活与学术史、艺术史进程中的潜在力量贯穿起来之内力，恰是一以贯之的自由心性和审美趣味。 四 早年从业新文学活动，自谓“生平不遑治史”，实乃谦辞。事实上，从其治学历程与论著加以考量，而于经史子集之学的扎实根底，岂可草率估量。他自谦“闭门独学”，然“颇集诸派之长”，其进路为精研历代金石学要籍，旁及文字学、历史学、款识学专著，尤重金石学研究史，熟谙前代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亦有“新的悟入”；着力稽考文献史籍中有关碑刻记载，其撰写题跋题识、辑目著录，作为治金石学著述的文体形式，证史补阙、搜检志乘、甄时审地、论人诠事、析字品艺、辨迹鉴本、记叙流传、决疑匡讹、集前人评藻，并非零星论述，而构成金石学著述体系，承继乾嘉朴学和民国诸家“博学精鉴”之学脉，所作考释题跋兼有西方文论之器，运用比较学、释义学诸理论方法，开拓金石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相结合的方式，承上启下，在现代学术精神与学识上，无疑具有成绩。 其序《后汉书征碑录》所阐述石刻文字要义，读来放眼之史感，为1962年元旦所作。先生发纾之，魏晋以还，碑刻著录，彬彬大盛，然诸籍今皆失传；而史家撰述，所录古碑，有未显于世者；又或现存古碑，可取证诸书者，有助于碑版之学，殊非浅鲜，而卷帙繁富，检寻不易。遂摘取史乘古籍之金石古刻者，别为录目，逐一考释。如今已为碑版之学能取资者，开启现代金石学研究史上的重要篇章。当时考索之馀，随笔札记，文辞典雅，成碑跋120篇，誊录清本四册为《北山楼读碑记》；风雨凌袭，未获珠还。此后收集残稿重作，犹存二百篇，汰其大半，过录二册，拟名“碑话”。 具有典型意义的著述“诸史征碑录”，原拟从《汉书》至《隋书》凡十一史，摘录碑刻记录，著其存佚，为之考索；后惟《宋书》及《南齐书》两种，尚未完成；另新、旧《唐书》中提及碑有二百多种，先生已录“碑目”，以后亦无续撰考释，未能成就《唐书征碑录》。《旧唐书碑目》则用一册起草“检查”“改造计划”的练习簿，从末页起作；今不知安在否，祈得者善护，冀他日能俟续“附录”，嘉惠学林。 《水经注碑录》详考“以补史阙”，所涉翠墨掌故异闻，赖以不坠，足资论述。“序”中阐述古者至近人储皖峰、吴遁庵之著述，标举优缺点，宋洪适录《水经注》碑目一卷附《隶释》以行，但限录东汉及魏正始以前隶书诸碑，不取篆文碑，又仅录郦注文，未加考说；明杨慎《水经注所载碑目》一卷，捃拾未备，颇多失录，偶加注释，亦有未允，如后魏献文帝南巡碑误为汉献帝。“然亦有足为他山之助者，余取其一二策焉”。 五 探讨先生治碑学问，以其考据征录研究方式之著述，能见基于历史与文献学的视角展开运用，把自我研考置于文献史料环境来引证立说，作为金石学研究之取径。1942年在长汀，尽读宋元人笔记、杂著和稗史，起意摘抄金石文物者；1960年代续作，《闲寂日记》有数例著述《金石遗闻》。又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并重，对新发现尤关注，自孙星衍作《寰宇访碑录》，赵之谦续之，罗振玉再续之，刘声木三续之，有感“去今已七八十年”，即征录近现代所出碑目，撰就《四续寰宇访碑录》，不断在金石学要籍领域里开拓疆土，致力于为后人欲重印者，“径可以此卷足之”。 宋人所编《宝刻类编》久佚，今本自天宝至肃代两朝书家及碑目仍付缺如，经索考补裒遗佚，撰著《辑补宝刻类编·名臣类十三之三》。除以历代史乘、文集、碑录、杂记为征录碑目，辑抄唐、宋、元图经地志中之碑目，撰为《碑目丛抄》。亦裒辑唐宋至近代诸家金石诗目，稽考方志地志，索隐辑佚，录存皆沿古志以备掌故者，有资于考论。尝撰《云间金石刻》，详述乡梓金石之盛，指出“而世不甚知，岂不以著作罕传之故耶”。 而从金石拓本、专著采集研究所需资料，广列排比，多见于先生札记。由收聚汉碑拓本，至著述《汉碑叙录》《汉碑年表》，复专门考索“汉碑有书撰人名者”“汉碑残石”“伪刻汉碑”；辨析汉碑例字，别具神会，又不穿凿。而所作“龙门造像例”“龙门造像数著录”，更是体现严谨的现代研究方法，以北魏、西魏、东魏、北齐、隋和唐之大佛洞、老君洞、宾旸洞、九龛洞、莲花洞、五佛洞，计算缪荃孙艺风堂、陆增祥八琼室、罗振玉贞松堂、关百益艮园，著录有年月、无年月者细目各数。 北山楼藏书中，金石类各种版本和清代民国金石学著作，占有相当数量。前些年在市肆常遇其旧藏，如甘泉毛子林辑撰《关中石刻文字新编》，会稽顾鼎梅校印本；《金石录》朱氏槐庐丛书本，系先生批校，有题记“此书全是拾人牙慧，疏讹不少，诸家序跋仍盛称之，何也”。在我所见，先生倾注访读稿本、抄本和未刊本，且颇在意历代笔记的金石记叙，多有札记摘引。可于著述、题跋和题记见之，上溯原典古籍，下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月报》《燕京学报》；从最古之碑刻集到越南碑录，并详记“新出古刻”。《玩碑杂录》记有“碑录”，书目多达百馀种，俾能窥斑见豹其梳理碑目之要点，皆为其阅读涉猎既广且精读的学术背景。 为考索碑刻记载，掌握史料，善用资料，编纂增续，题识著述，缘于为金石学研究的辑佚补苴、互见推证之法，及博考详究、辨伪发微之理路。读先生著述时，每感于“检索”基础上的治学观察力，见其淹博视野和深入诠释，进而以征引为学术呈现形式，以此构成其金石学问著述的致力点。如是重文献史料亦重新证资料运用的理念与方法，在处于互联网、资料数据库的当下，融会贯通，颇有启示。虽说当今学术数据库规模巨大，古籍文献阅读与取材方法发生根本性变异，检阅索取古籍史料条目越来越便捷，但资料数据库毕竟是服务性质的检索工具，而在学术质量上不仅不可萎缩退化，相反以文献考订辑佚为标志的学术传统，应有更高目标，则是我的感悟。 20世纪下半叶为先生金石碑版鉴藏、研究与著述的重要时期，也正是他在华师大任教期间。关于北山楼金石之学，对我个人来说，敬之重之，是学术史研究，又是历经卅年为之研习的。现在刊行这部具有传统文化史记忆的书籍（《北山楼金石遗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呈现一定的学术意义之阅读，以此纪念这位在文坛学林和教育界享有盛誉、为人文学科作出贡献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继承珍贵的北山楼学术遗产，希冀成为读者共同享用的文化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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