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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度 余怒的诗，使我想到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作品。 戈达尔的电影，即便是碟片质量造成的卡碟，我都会认为有大的象征，是他的深意。余怒也是如此，即便是因笔误而造成的纰漏，我仍然会判断为他的独特表述。 当代文学史上，能让人这样“过度解读”的作家并不多。余怒与《抱朴子·内篇》中的丹药仙方一样，偶然的操作失误，同样也可能炼出神奇的秘丸。但是，他对汉语原点的掌握程度与其诗句的敏感性，更接近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精摇靡览”。 判断一个诗人的必然价值，最直观的方式就是除掉他的名字，看看这种语言区域里缺少了什么。如果以此判断余怒诗学的创造性价值，当代中国诗歌版图骤然倾斜，华东、华中方位的万亩果园之内，多少显得有些索然寡味。 其新作《饥饿之年》，是他三十年诗歌独有思想的总括之作，也是国内近十年来难得的精彩之思。句句光怪陆离，章章四纵凸现，自由、自然、野心勃勃、姿态放肆、意气简傲，有种暗夜之中诡异飞翔的莫名欢乐。 我参观近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感觉他们的知识结构普遍地极为单薄，想象力极其贫乏。他们反复使用的概念与置换，都不过是低龄的索奶之行。 当代中国艺术，如果了解一些余怒，至少会多些蛮横，多些想象。 2010年11月11日 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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