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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考虑更普遍的生活状态，大城市无疑并不占据较大比例。恒大研究所针对城市发展潜力出具的报告中，曾以GDP2000亿元作为划分线，此线以下的地级单位均列入四线。在此之下的县区行政区中，GDP不足千亿元者占到了总数的七成之多。 看来，以“苏大强”为代表的百强县固然熠熠生辉，但与之成为对照的，仍有大量被人们统称为“县城”的地方。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还是应对事物的态度，都与追求高速高效的大城市大异其趣。 有人曾经调侃，在县城这样的地方，除了性生活之外也就只剩打麻将了！真相是否正如调侃所说？或许，万事万物永远有它的两面。  每天多出两小时几年前，曾经某个地图软件发布了基于其业务数据分析生成的出行报告，其中有一项颇有意味的数据：平均下来，常居在县城的人们每天会比大城市的上班族多出两小时左右的时间。  同样是要上班的人，这两小时是怎么挤出来的呢？ 首先，县城的晚高峰出现时间通常在下午五点整，比一线城市提早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另外，即使是晚高峰时段，县城人花在回家路上的时间也平均只有一刻钟；比起大城市人平均回家耗时76分钟的数据，足足又少了一个小时。 一进一出，每天两小时就省出来了。这个数据本身既是结果，又是原因。  会出现两个小时的时间差，根本原因在于县城的生活中心较小而集中，在当地生活工作的压力也远不如一线城市那么剧烈。于是大部分县城居民可以真正把“钱多事少离家近”当作理想工作的标准，去选择那些在交通上耗费时间精力更少的工作。 每天在通勤上省出一小时，这还只是摆在明面上的数据。等到回家之后，大城市的职场人也许还要面对如影随形的加班以及隐形加班。 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县城人往往比大城市人更加热衷于社交，并不完全是因为大城市娱乐更多、居民追求更高效的信息流通、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社交这一类的原因。 因为人作为社会化的动物，社交本来就应该有一定的情感交流、获取反馈成分，而不应该完全将之视为一种功利化的行为。另一大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身处一个人人都在努力加速奔跑的环境中，每天努力工作心力交疲，回家后可能你也没多少心情再去社交了。  县城里没有秘密县城里的生活充满烟火气，倚重关系网的人情规则更是无处不在，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无所不在、红红火火的社交。  住在县城的人往往既有足够的时间，也不缺乏精力和兴致去进行社交。同时，他们自身也早已完全习惯了这种靠人情行走江湖的生活方式，乐于从社交中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从购买家电到去医院看病，从住房装修到子女入学，小到搬运个什么东西、接送一下客人，人们都习惯于先找找熟人帮忙。这在习惯了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看来颇有一种多此一举的感觉，按规则办又不是办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去欠人情呢？ 这就是观念存在分歧的地方之一。在县城，人们乐于把自己的力量提供给别人，也是为了交换不知道哪一天别人就能帮到自己。  在这样深层次介入彼此圈子的前提下，大部分人往往是没有秘密的，不窥探彼此隐私的自觉和共识更是难得一见。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能讲的、不能讲的、已经确定的、八字还没一撇的，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交中像长了翅膀一样，越传越远。 重视个人空间和隐私感的人群，常常无法习惯这种近乎没有距离感的生活。感觉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在熟人或者陌生人的眼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了八卦话题的主角。 这也是很多人用“熟人社会”来形容县城的原因。这样形容并不是表示一座县城里所有人的关系都特别好特别亲密，大家都像熟人一样相处，而是为了描述他们那种对于人际关系已经形成了高度依赖的生活状态。  也正是因为对人情依赖极深，甚至超越了对规则的信任，各种来自熟人渠道、缺乏权威背书和科学佐证的小道消息，才总是最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疯传开来。似是而非的养生秘诀、捕风捉影的明星绯闻，就是这样在一个接一个微信群里传扬开去，最后滚成大号雪球。 没有人有时间、有能力去挨个儿确定信息的真伪，人们似乎大都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甘情愿地充当信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把这些消息传送给自己圈子里的所有熟人。 年轻一辈常常表示困惑，家族群里为什么永远飘着各种各样没有权威出处的致癌提醒、养生秘闻，甚至还有特效药的广告，其中有些甚至一看就是十分不靠谱的。但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一定百分百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问题，其中多多少少有社会潜规则在发挥作用。  麻将声里的生活曾经有统计数据显示，在GDP不足千亿的2000余座县城里，聚集了以亿为单位的常居人口。这些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不可能比大城市高，生活的客观环境也决定了精神养料的来源较为贫乏和单一。 这就是那句“除了性生活就剩麻将”的来源。县城里的精神养料、信息来源是远远不能与大城市相比的，反过来说，各种演出、展览要走向市场化，也必然要考虑票房收益的问题。  在双向选择的不断作用之下，大城市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而多样化，对主办方而言收益也更有保障。相反地，县城的精神生活领域则越来越闭塞，呈现出一种波澜不起、没啥惊喜的状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麻将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的娱乐地位就凸显出来。 如果本身就不玩麻将的人，也许会因为各种新闻近年来的密集报道，而误以为只有四川人最爱玩麻将。 事实并不是如此。麻将作为一种普及度极高的棋牌活动，在我国各省都拥有广大的爱好者人群。至于新闻里频频出现大灾之后、四川民众“淡定打麻将”的消息，其实也恰恰证明了麻将对于稳定身心、苦中作乐都是有一定效果的。  只不过一般来说，西南地区会特别直白地开门营业、提供给人们打麻将场所的地方叫做麻将馆；而南方各省特别是沿海，则会比较委婉地把它称为棋牌室。 麻将玩法的基本核心在于将每个人摸到的13张牌通过换牌、碰、吃等手法，组成三张一组、共计四组再加两张同牌的形式，先达成要求者即为胜利。 这是一种易学难精的游戏，同一副牌可能会衍生出多种可能性，每种可能性背后又有不同的概率。打牌的过程中不但要算牌记牌，也多少要靠一些摸牌的手气，也就是所谓的“七分靠实力，三分靠运气”。  那些牌桌上的高手，有的擅长计算，依靠做成拥有多种可能性的“滚龙轿”来提升胡牌几率，有的擅长记牌，通过其他三家弃牌的情况去逆推对方正在做什么样的牌。麻将在游戏本质之外带有适量的挑战性和乐趣性，所以能够令人上瘾直至乐此不疲。 更何况，麻将牌桌本身也具备相当强的社交属性。用不用花牌？用不用风牌？是否接受吃牌的规则？一人胜出之后其他三家是否继续“血战到底”？这些规则的背后，隐隐都划出了不同地域的小圈子。 上海麻将是一套规矩，成都麻将又是另外一套，甚至在一个城市内部，主城区和郊区的规矩也不尽相同，而且往往互不妥协。打麻将的人并不见得全都执着于和老麻友玩牌，但牌桌上规矩不同的人，则常常是不容易玩到一起去的。 当然，麻将只是娱乐方式中较为显眼的一种，县城也同样以极快的速度接受了智能手机，追剧、手机游戏也同样拥有大量用户。 诚然，麻将有个隐患是太容易通向赌的道路，但这并不能反证麻将这种娱乐方式本身存在原罪。就好比人们通过手机可以参与网络赌博，看个球赛也可以玩赌球，但这也不等于智能手机或者足球比赛本身有什么不妥之处。 红包、拼多多以及传销网络硬件的高速发展、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同样也对县城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部分例子上，由于县城自带的人情化浓度，一些产品在这里的战绩比在大城市更加引人注目。 红包和拼多多的走红，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追求便宜货、热衷抢购、不介意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发动起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来“砍一刀”，这些在大城市用户中接受度不高的特质，却被县城消费者全盘接受下来。而通过病毒式传播，类似的消费诉求再度放大，最终形成井喷式的市场收益。 在大城市的交往规则中，频繁转发砍价链接往往被视为一种低质信息甚至信息污染，发送这些信息的人也很可能被其他人在内心打上一个“LOW”的标签。 然而在县城那种根深蒂固的熟人式社交氛围下，这一系列行为完全进入了另一种解读方式。没有人会认为找人帮忙砍价是一种打扰，甚至反而会把它当做一种验证交情的方式——如果你当我是朋友，怎么会连举手之劳点个按钮的忙都不肯帮？ 如果说红包和拼多多的走红还只是商业范围内的正常操作，同样借助网络大肆传播的传销就是另外一种性质了。县城相对闭塞、滞后的信息流通，使得骗局找到了乘虚而入的空档，而重视人情的习惯，也使人们更难以抵挡来自行骗者的“亲情”、“友情”攻势。 其中，由于年轻一辈倾向于前往较大的城市工作生活，导致一些县城中出现的空巢现象，也是被行骗者加以利用的另一因素。 部分中老年人在子女离开老家之后，心理上出现了失去重心的倾向，又出于另一种微妙心态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新知识接纳方面存在缺陷，这种不肯向人询问而一意孤行的心态，恰恰最容易成为传销趁虚而入的突破点。 结语由于与人们认知中的城市化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有的看法将县城称为中国社会中的“原住民”。这种从思想、观念到行为习惯方方面面的不同，很难用年龄层、地域、文化等某个单一因素来进行解释，而必然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当大城市已经率先加速进入规则社会，而广大的县城仍然按照人情为主的社会模式安稳运转，两者之间出现认知偏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弥合两者存在的差距，也同样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要话题。 官方参考文献：《2019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仅次深北上广，成都排第五》，澎湃在线，2019-8-23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全新重磅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与《2020城市应急能力报告》，第一财经，2020-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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