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 贩书立业话冀商

作者：傅春生

▲河北人建造了北京琉璃厂

京华游谒访高贤，说本求典海王前。

喧肆声杂有乡音，敬古何只一燕南。

这是河北乡贤、衡水土人李诚诰的一首诗，所记载反映的正是当年以衡水、冀州等籍为代表的河北书商在琉璃厂举业售书的情景。“海王”指海王邨；“说本求典”是指辨说版本目录，搜求售鬻文化典籍；“乡音”则指衡水一带的河北乡音。

史载：“河北人到北京琉璃厂经营店铺的历史，可上溯到明代万历年问。”遗憾的是，由朱明王朝至清道光年间，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今已多不可考。

中国近现代著名古旧书经营者、河北冀州人孙殿起先生在纂辑《琉璃厂小志》时考证阐说颇详。他指出：琉璃厂于前清乾隆年问已成书市，四方来京会试之举子暨朝野文人，恒视此为消遣岁月之地。

琉璃厂小志

前清成同年间，琉璃厂书肆，经营者江西省人居多数；向在琉璃厂东门内路北，建有文昌馆，每逢二月初三日文昌诞辰，前往拈香。彼时交通不便，其故乡子弟因路远来者甚少，故所收学徒，北直冀县属人为多。

光绪初叶，冀属人有到文昌馆拈香者，尝被江西人阻止进内，声称非江西人不得加入。冀属人群情激愤，乃在小沙土园火神庙旧址，修建北直文昌会馆，以与江西人对抗。

这一亲身所历的记载，说明了河北书商在琉璃厂的发迹，“北直书行文昌会馆”的兴建，不但对河北书贾是一次机遇，对旧中国书业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北直书行文昌会馆

事实上，原本经营古旧书“江浙籍者居多数”。但由于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南北交通阻隔，江浙故乡弟子来就业者日少，于是就近招收学徒，而拱围京师的直隶(即今河北)人士则得近水楼台之便，一时之间形成了“鬻旧书者皆江浙人……其学徒则皆北省人”的局面，而至于江浙人把持文昌庙，不许冀属业者人内拈香，以致造成河北人群情激愤，自建文昌庙拈香献戏，除了地域人情、乡党行会问的竞争，也说明了两者在经济实力和业界地位的消长变化。

至咸丰末年以降，衡水人则几乎占据了整个琉璃厂的市口，开业门店多至280余家，占总经营店数的90％以上，古旧书籍、骨董、书画、碑帖、印章、文房四宝等文化用品生意兴隆一时，琉璃厂社区内到处弥散着衡水乡音，据说一度有“衡水街”之称。纪庸在1942年秋末所写《白门买书记》中说：

衡水荒僻小县，而多以书籍笔墨为业，今旧京琉璃厂诸肆，强半衡水(人)也。故老云，厂肆在同、光前，以豫贾西商为主：庚子后衡水渐多。

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河北书贾的确开创了一个属于“冀商”的时代。

到1956年北京进行“公私合营”时，琉璃厂地区最大的3家书店——松筠阁、富晋书社、邃雅斋，都是由河北籍人士经营的。其中松筠阁主人刘际唐，河北衡水人，富晋书社主人王富晋是河北冀县人氏，邃雅斋主人董金榜是河北新城(今高碑店市)人氏。

琉璃厂书肆四记

1963年春，雷梦水先生续撰《琉璃厂书肆四记》，他在“引言”中说：

从一九四零年左右开始，至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为止。其间有新开的、有改名的、有停业的，变化很多……叙述次序：先记东琉璃厂，次记西琉璃厂；先路北，后路南；再记厂甸、南新华街，先路东，后路西；附记小沙土园、东南园、东北园、万源夹道、吉祥头条、小西南园、安平里、东横街、西横街。

而在他记载的这些北京营售古书的地方，无一处不活跃着冀州书商的身影，无一处不弥漫着浓郁的河北乡音。

事实上，冀商正是以北京为根据地，将古旧书业的买卖做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所能触及的各个角落，南京、上海、山东等等。“古旧书”像一根根蛛网的丝线，冀商就是凭借这种文化产品，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品牌。

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厂的基础，也可以说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厂。琉璃厂是北京雅趣人士心中的“宁馨儿”。作为一个生动的文化标志，若以一部古书的成书过程喻之，琉璃厂只是一张上好的宣纸，而制版刻印的却是以衡水乡音为其标志特征的冀商。

旧时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

▲仰望那群高大的历史背影

一位河北诗人说：所有的繁华喧嚣都会沉静。

如今的中国古旧书业早已随着历史的脚步落下了好戏散场的大幕，可那段历史却不应该被时光的尘埃掩埋。

(一)河北书商，成就了一段传统文化传承的商业传奇

古旧书业，是整个文物古玩市场的一个小门类、小角落，但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薪尽火传的最为敏感的神经和最为直接的渠道。一部记载着先哲智慧、人生经历的古书，任谁也不会不对它心生一种尊祖崇根般的神圣情感。以文言文、木刻手书、宣纸线装、函套装裱为其外观标志的中国文化古籍，经过上千年的传承，至清末，终于迎来了它商业上的辉煌!而主导和引领这传统文化大合唱的，正是河北书商。

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河北书商，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由小学徒变成大书商”孙殿起堪称代表。

孙殿起

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号贸翁，河北省冀县(今冀州市)人，是河北书商中当之无愧的旗帜性人物。由中宣部出版的《中国发行家列传》第一卷卷首，就首推孙殿起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并记其简历日：

10岁始入私塾读书；14岁时辍学到北京学商，先后在琉璃厂宏京堂、鸿宝阁、会文斋书铺当学徒、店伙、司账共11年；25岁和书友伦明合资开设通学斋古书铺，自任经理。

与绝大多数拥有学徒经历的书商一样，孙殿起的学徒生活十分辛苦艰难而又勤奋自励。只是相比于其他人，孙先生似乎更加多了一份心计和聪明。学徒期间，他早起晚睡，从不偷闲，每天要劳作十七八个小时，在完成了给业主和师兄们盛饭、洗碗、扫地、擦桌、端水倒茶和接待顾客等任务之后，才能忙中偷闲，来到书架前和库房里强背硬记古书业务知识。当时北京古旧书铺都以“五音”、“六艺”作为古书的序号和册号，以“宫、商、角、徵、羽”代一至五，什么天干地支、元亨利贞、阴阳五行，“东壁图书府、西园墨翰林”都是书卷、书柜、排列的次第名号。九通、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书名顺序，当学徒的要会背诵。什么书放在什么位置，读者找书，同业配书，店伙要手到书来。

图为修复师在穿线，也叫订线，是古籍书页装册的最后一道工序。由于蜡线太硬，棉线容易老化，一般线装书都用真丝线。装订精美的古籍，天头地脚、书背书角都看不出订线的线头，神龙不见首尾。

但是当时书铺老板是没有几个肯真心实意教学徒的。学徒要想学点手艺，全凭自己的死记、硬背、多看、勤问以及偷学、偷听、偷记。当顾客与业主或者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用心记，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和后印本。待顾客走后，他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书来，对照比较，借以熟悉版本。如此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能够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迹、字体、版式、行款等特点，区分出成书时代、弄清区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是真迹还是赝品。久而久之，对于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时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至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思想倾向、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等，也基本掌握，得心应手。

由于他勤奋好学，并有所成，特为书铺老板所器重，除荣任司账外，当时在北京私营古旧书业中店伙，月薪最高没有超过3元的，而会文斋古书铺经理何培元，却破例给孙殿起月薪6元。

孙先生以64岁的年龄辞世，但他贩书生涯几达50年。其中主持通学斋古书铺就近40年。在1925—1935年通学斋古书铺全盛时期中，每年平均收售古旧书籍1—2万部册，总价大洋3万一4万元，店员也从原来的七八人增加到十三四人。这样的业绩在当时的“出版发行界”足可比今日的“王府井书店”或“西单图书大厦”，甚至是当当网上书城或亚马逊网上书店。

图为现代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古籍修复

在古旧书界，抢救一部绝版善本孤本的故事，其惊险曲折赛如武侠小说，而有关孙先生的一则更是让人玩味：1952年8月的一天，孙殿起步游西晓市旧货市场，偶遇一人出售古书一堆，内有明末梅里朱一是所撰《为可堂初集》，该书极为罕见，但后经仔细翻阅，乃一残本，仅存卷8至卷54。前7卷缺失。孙先生败兴而归。第二天早上再去，却见同书前1—7卷。昨见8—54卷已不在案。询书主售出否，告之已售予同业周长春，孙当即邀其同访周长春。据周说：该书乃代他人所购，使用与否，尚未可知。旋即随周至宣武门外桥南路西某猪肉铺，适该铺主人方将该书末册书皮拆下，准备包托猪肉，幸未开用。孙当即购回。该书若非孙殿起眼快腿勤，跟踪追击，绝无失而复聚之机．一部绝世孤本典籍定将浸着肥腻的油脂而撕扯飘零，灰飞烟灭。

事实上，稍为考据，我们就可以罗列出一系列类似的经历和同样精彩的故事。这些当年活跃在中国文化交流前沿的河北乡贤，的确是成就了一段历史的传奇。

图为现代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古籍修复

(二)河北书商，寻到了书业经营的精髓

就古旧书交易而言，与今日书店买书绝然不同。任何一桩生意都包含一个复杂的程序：首先，古书版本有个鉴定问题，其次还有价值认定问题，等这些必要而又繁琐的步骤完成了，才进入到艰苦的价钱谈判。只知囤货谋利的商人欠缺文化的修养，而长期隐于书斋的学者又往往不懂书价行情且羞于言利：前者难以动议于前促成此事；而后者拉不下脸来还价求售，所以完成这样的交易殊为不易。

当时的古籍图籍交易都不明码标价，而是卖者“漫天要价”，买者就地还钱，吃的就是个“眼力”饭，做的就是个胆识生意。虽则是良心买卖，但却门道多多。古旧书经营是一门窄而深的学问，更是一个可以“单吃”的行当。而河北书商之所以能成为业界之硕魁，是与他们的“将售书和文化名人相知相交结合成一体”的经营方略，有着佛家偈语般的因果关系。

近现代北京文化界，众书肆书贾与文化名人的交往．，无疑形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王子霖，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人。14岁到北京琉璃厂鉴古堂铺学徒，由于他博闻强记，有天纵之聪，加之勤奋用功，未满3年，便在群英荟萃的京畿风雅之地崭露头角。但能让他真正赢得业界隆誉“书业专家”的，是他和梁启超长达18年的交往。

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全三册）

1912年，刚刚17岁的王子霖在徐沸苏先生的引荐下第一次到梁公馆去拜会梁启超。因为是第一次，王子霖格外仔细。他精细挑选若干种书的首本，带着徐沸苏的介绍信笺去梁公馆。梁氏听说后马上请进，遂选书十数种，并与王子霖约定寻找其他所需书籍。此后王子霖每次送书，梁氏都有所选购。之后，梁任公迁居后细瓦厂一所大房内居住。1913年9月，梁启超担任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王子霖继续为其选书，并努力地阅读相关书籍，对书的卷数、序、跋以及作者非常关注，且主动地了解图书的内容和版本知识，不断地充实着自己。

上世纪初20年问，中国政局极度动荡，为人个性率真的梁启超也几度辞官赋闲。而一旦他赋闲读书之日，亦是王子霖与这位学界泰斗交往密切之时。仅在1915年这一年里，梁启超从王子霖手里买书就达37次，二人由此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基础。梁启超于1915年1月因政治原因避居天津，并在意大利租界自建一栋楼房居住。自从梁氏迁居天津后，与王子霖的联络采用书信的形式，在信中列出若干书名或者注明所需方面，请王查找选定。一旦选定后，王便携书的首本赶赴天津，梁氏从中认真筛选，确定后下次再把全书带去。每每如此，解决了寻找资料之苦，梁任公甚觉满意。

梁启超

这一年，年仅19岁的王子霖决定自己创业，赴天津向梁启超说明情况后，梁氏借付了3000银元资助开业，此款是从北京浙江银行支取的。3000银元对当时社会任何人来说，都算是一笔巨款，梁启超如此无条件资助，而借贷者王子霖还是年不及弱冠的业界新手，可见其对王的情意和友爱之深了。王子霖从此便成了日后在业界赢得赫赫名声的藻玉堂店主，店名是梁任公所起，匾上的字也是梁氏亲笔撰写。

藻玉堂开业后，王子霖把选到的精良书籍送到梁启超处，梁氏又把所需书目告诉他。久之，王对梁家存书了如指掌。有时书籍重复了，王子霖便告诉梁启超再买已属不必。当然如有精良版本，即有收藏价值的，王也会再推荐给梁氏。当此3000元用完后，梁启超又预付3000元继续运转。往复相交十数年，均如此办法。直到1928年底，梁公病危前半日，王子霖去看望他，梁氏还说我们相交多年，互有帮助。多年来我们没有结过账，现在算算，结清了吧。清算后，梁氏还应再付450多元，梁氏以商量的口吻说：付400元行不行?王说：十数年资助兴业，就是全数抹掉亦不为苛。表示不收欠款。但梁氏执意要付，王因而应允收下400元支票。下午，梁公就病卧不起，不数日转北，次年，即1929年1月19日，以肾疾卒于北京，时年57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那常带有感情的文章，启迪了几代青年人，而他的著作，特别是中晚年的著作，所取资料大部分得于王子霖先生。

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全三册）

这真是河北书商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段善缘!河北书商通过贩书养家糊口，谋利积财，不仅在北京成家立业，将泥腿从衡水的庄稼地里拔出来，稳稳地踏进了琉璃厂繁华的都市街巷，更通过自己与当时文化前沿人物的深入接触，并借助他们对其所提供史籍的研判，著书立说，上继尧舜之典，下吁黎民之忧，实在是河北书商最值得彪炳史册的壮举。

正是在这种与文人学士的交往交流中，将文脉传承的生意于日常交游中自然天成地做大做强，他们与客户之间，真正做到了互相依存，水乳交融。

细想来，这也正是文化经营的精髓所在。

琉璃厂的来薰阁

▲河北书商留下了一段亟待整饬开发的历史文化富矿

(一)成就了一方名士，延续了一段文化

河北书商，为中国传统文化增光添彩，成就了自己的商业传奇，也丰富发展了自己的人格，一群进京谋生的学徒造就的是属于冀商骄傲的人物群谱。除了前面已介绍过的孙殿起、王子霖等人之外，若是想将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古旧书界的河北书商及其书铺肆号和传承沿革列一个名录，应该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浩大工程。

今天，凡具有中学文化程度者，没人不知道朱自清先生和他的散文《荷塘月色》、《背影》，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朱先生记忆中的河北书商是个怎样的面目。

朱自清(字佩弦，江苏扬州人，1898—1948)于1925年9月重返北京执教于清华大学。他为搜集杜甫诗集，曾与文雅堂、通学斋等旧书铺产生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朱先生1935年1月10日所写的《买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家小书铺叫文雅堂的给找了不少，都不算贵；那伙计是个麻子，一脸笑。是铺子里的少掌柜的。铺子靠他父亲支持，并没有什么好书；去年他父亲死了。他本人不大内行，让伙计吃了，现在长远不起来了，他不知怎么样。

朱自清

朱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文雅堂，是一家开设于清宣统二年(1910)的旧书铺，老掌柜的叫郭长林，字荫甫，河北冀县人。他先在宏京堂书铺经理过3年多，积累了经营旧书的经验。铺址曾经多次迁移，到朱自清与之有联系的时候，可能已位于琉璃厂荣宝斋南纸铺后身。那个继业的“一脸笑”的少掌柜叫郭振湘，据孙殿起先生说，是郭长林的“继承子”。文雅堂旧书铺至20世纪50年代初始歇业。

这段史料，足可以考证河北书商和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亲密关系，更足以见证河北书商在这一行业内执牛耳的地位。他们不仅代表着这个行业所能达到的高度，更昭示着在这个行业内所属垄断地位的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量。若非孙殿起以他业界耆宿地位的博文广识，这对与现代文学巨匠朱自清有过往来的河北父子，其名字、形象注定会伴着时代的风沙刮人历史的虚无。

这是河北书商的无奈，更是后世子孙的悲哀，面对一段文化富矿，却因信息资料的缺失而无法措置。所以，对于那些能够在史册典籍报纸杂志中留下名姓、载其事迹的，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一鳞半爪，我们都应该爬罗剔抉。从各种年谱、回忆录、档案、方志材料中，仰求河北书商的言行道法。这些生意往往价值连城，足可惊艳万世，而所牵涉的人物大多名播一方，当年皆为一时之选。

堪隐斋随笔

当今“书林”名家谢兴尧先生在其《堪隐斋随笔》中，谈到“北京书业”时如此考究其源流声誉：

北京旧书铺最多者即地处南城的所谓“厂肆”，“旧书铺约数十百家，占大多数，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新书铺亦在其中”；而位于东城东四牌楼的隆福寺街，“由东至西，全街皆旧书店，约四五十家。”“两处合计共百余家，此真各地所无也。”

邃雅斋

至于北京书业，自以隆福寺之文奎堂、修文堂，琉璃厂之来薰阁、邃雅斋等为最大，以城内保萃斋、城外松筠阁为最廉而较公平云。

在谢老提到的这些业界有隆誉者，无一不是河北书贾所营。无论是在文人笔下的搜书趣闻，还是在名宿耆老的晚年回忆中，河北书商及其书铺肆号，都是“见报率”、“上镜率”、“回头率”最高的。

如果我们能顺藤而下，以“数十百家”的规模、上百年的历史，一系列赫然开列于名城的明星店铺和经营者，这该是多么大的一部书呢?

(二)见证了一个行业，负载了无限的可能

当今，盛世收藏，已迎来新一轮的高峰。古旧书作为文物市场的一个小小支流，如今也是水涨船高。许多有识之士和性情中人涉足期间，谈以往而兴感慨，看眼前而恨生晚。但对于琉璃厂这段历史，无论就其规模、渊流、兴衰还是经营中的法门术语，以及那半是传说半为真的鉴别、收售、淘书求佚的趣事掌故，往往一星半点、附会穿凿，难见真佛，难窥全豹。作为后学，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段历史生动丰满起来。

图中师傅在整理修复好的古籍，身旁整理好的古籍存放在“四合套”或夹板里

其实，这里面任何一个节点，都可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如河北书商和琉璃厂、隆福寺等北京商埠的兴衰关系；旧时书铺授徒承业的源流；传统古旧书中的访书、收书、售书的商业探密；古旧书行业行规等等；就连这一行业的几个小小术语，也足以让我们深入探究。譬如：

“单吃”——古旧书行业术语，指单做某一客户或某一门类生意。“单吃”既意味着同行间的竞争与妒忌，也暗含着精力投入的深切和生意的精明。

“活取书”——古旧书行业术语，类今日之零贩。从售书者手中取得书来，转手送售于求购待货者手中，无本渔利，专凭勤快与眼力为靠。也是古旧书业初人行的一种特别历练。

“夹包袱的”——“那时讲究给学者送书上门，把新收来的书拿出头本来当样子，送到人家的府上。”以货论值，凭需求之情切而讨价。

类似的行活又有涉于古旧典籍和版本学、目录学的诸多专业知识。所以，人行门槛颇高，然而相比于这一行业的文化价值，这些却又不啻九牛之一毛。

松筠阁

姜德明先生也曾在《琉璃厂寻梦记》中，写到清光绪间创办的厂肆老字号书铺松筠阁传人刘殿文先生(1896—1974)的经营本领：

十几年前，我在东琉璃厂的松筠阁配过解放前出版的几本文艺杂志．见过书店主人刘殿文先生。他满头白发，沉默寡言，但是一谈起旧杂志来却如数家珍。他能一口气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创刊于何年，终刊于何月，编者何人，中间是否换过编辑人，等等。如果你想细谈的话，他还可以告诉你，某一期刊未及发行便被查禁了，有的刊物某一期还再版过。他的记忆之精确令人惊异，素有“杂志大王”之称。多年来他还综合业务，著有《杂志知见录》稿本。琉璃厂旧书肆中就有这样的能人。

在当年的河北书商中，此类能人不胜枚举。雷梦水先生曾在回忆中如数家珍：除了“对杂志深觉兴趣，并随见随录，积累成册……精杂志目录之学”的松筠阁主人刘殿文以外，还有“鉴别古书版本、钞校本及名人墨迹皆精，并善仿苏连顺，对目录学颇有研究，经营范围以清代人的著作居多”的实学书店主人王士祺；“对宋刊、元刊、蜀版、闽版辨识均精”的文禄堂主人王文进；以及“版片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的来薰阁主人陈杭；“长于版本鉴定，熟知某清代实用考据之书”的通学斋主人孙殿起等。

古旧书业“可为而不易为”，客人们看到的却往往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捡漏儿”与“暴利”，这实在是对古旧书行业的一种误解。

据记载：鲁迅先生曾在3个月内(1916年5—7月)到琉璃厂购书26次，有先生日记为证。而在他寄居京师的几年内，来往于琉璃厂总有几百次之多，藏书家姜德明在《琉璃厂寻梦记》中这样描述这段传奇似的交往：

1932年鲁迅最后一次北返探亲，他还流连于琉璃厂书肆，并发现那儿的笺纸可贵，鼓动郑振铎同他合编了一部《北平笺纸》。我常想：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整理《嵇康集》，拟编《汉唐石刻》，很多零散的原始材料都是琉璃厂供给的，而鲁迅先生回赠于琉璃厂的却是千古不朽的研究成果，包括目前世界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北平笺谱》在内。

图为修复师给书页中加衬纸

我们同样可以缘此设想在向鲁迅先生鬻书的书贾中，就有许多是操着浓厚的衡水口音的河北人。他们以一个窄窄的渠道打通了河北与这位现代文坛领袖的交往，使河北书商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甦醒与传承，作出了自己特别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寻到了这位文化巨人与河北的缘分。

实际上，也正是有了颇具性情的读书人的参与，才使得其实同衣食住行任何一行的买卖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书业活动，常常附丽着掌故的魅力和人文的光辉。

河北书商在故都文化的景致中，堪称最为亮丽炫目的一幕，因为北京旧书铺大半归河北书商经营。冀籍书贾，少年出外谋生，学徒于京城书肆，多年经营努力，终在旧书业成名立业。他们中虽也有为外商搜购图书，致使大量珍贵古籍外流的纯粹求利行为，但更多的却是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流传尽心竭力地奔波操劳而又淡于趋利。河北书商以他们身上所特有的纯朴、坚韧，出色地完成了这样一个功德无量的文化集散功能。

民国时期藏家在琉璃厂古董店观看书画

文章选自《文史精华》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