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队趣事回忆
（1—20集）
曹军
回想起来，整整50 年了。
1970年2月11日，近200名年龄在12-18岁之间的孩子，带着他们当兵的梦想，离开了当时学不了多少文化课的学校，陆陆续续来到坐落在复康路上的天津市国防体育场，向天津市体委主办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队报到。
举办这个训练队的初衷，是为部队培养一批报务员小兵，在“文革”军管的环境下，这一任务就由体委的军管会和天津警备区组织实施，共同组成了行政班子，队长、指导员由警备区选派，教练是体委无线电俱乐部的原班人马，然后又从“下岗”的运动员中选了一部分人组成后勤班子。以现在的角度，协调这样一个班子是不大容易的，但当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体委又是半军事化管理，这个训练队的组织管理全部按部队的标准实施，所以就完全做到了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
2月的北方，春节刚过，还是天寒地冻的感觉。当时的国防体育场，方圆2-3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空空荡荡，除了高高耸立的跳伞塔以外，只有几排孤伶伶的漏风平房，近200名学员就在这些平房里开始了他们的生活和训练。
把饭菜放在地上吃。晚饭的内容是：碱多发黄的馒头、大米稀饭和羊油炒白菜。2月的冷风吹来，不一会儿，不仅饭菜全凉了，而且羊油全凝固在了一起。每圈都要派一个人用脸盆去炊事班打稀饭，去炊事班的台阶上积了一些冰，结果一个争着去打饭的只有13岁的小姑娘因为天冷地滑，把一盆稀饭全扣在了地上……
学员们住的宿舍是一排四处透风的平房，实际上是国防体育场以前的仓库。每间房里摆上二十多张上下铺的木床，四十多人挤在一间大房里，中间是用大铁桶做成的烧煤球的炉子，虽然经常从烟囱里倒烟不止，但肯定中不了煤气，因为房间四处漏风。夜里要去洗手间，必须爬起来（一半的人是从上铺爬下来），穿好衣服，到寒风凛冽的外面上公共厕所。所以，开班初期，许多学员感冒，甚至有些学员因为年龄小，夜里不愿起夜而尿床。后来，队里干脆在每间房子里放上一个大铁桶，让学员们就地解决。但这样夜里只要一人方便，全屋的人都听得见，好在孩子们都年龄小，晚上睡得死，对这种事既无印象，也无意见。
这近200名学员大都来自军队和地方的中层干部家庭，尽管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从小的生活条件也是相对优越的，当时他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到这种条件的环境来过集体生活，接受训练，现在想想，这对他们真是一种挑战。
一. “ 切尾巴”
大概是开学后两周左右，有一天，全队集合。这次集合有点怪，以前集合全是男生、女生各站一个方阵，今天队长让男生、女生按个头高矮各站成一排。队长首先点名，叫出几个人来，另外站在一起，然后请出一位穿军装的老军人（至少那时觉得他很老）。只见他披着军大衣，笑咪咪的从队伍面前走过，逐一打量着这些孩子们，就象检阅队伍似的。大家全都莫名其妙，不只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从高个子排头慢慢向矮个子排尾走，到了排尾又走回来，再从排头向排尾走。这次走到快接近排尾时，突然用手在一名学员那里截了一下，截下来的全是个子矮的。队长让其他学员解散回宿舍，把截下来的矮个子男女学员和事先叫出来学员带进队部。
后来我们才知道，被叫出来和截下来的学员全是年龄偏小或个子太小的，上级担心他们实在不能胜任训练任务，说服了他们的家长，把他们退回去了。这样，就切掉了训练队的“尾巴”，学员数量由原来的近200人减到150多人。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老”军人是何许人也，但他那大手一截，却决定和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二. 想家
训练队的生活是准军事化的，学员报到后原则上不许回家。但刚开始的几周，允许家长来看望孩子。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不少家长都来了。史利群的爸爸妈妈双双穿着退了色的军装来了，我觉得好漂亮啊！小非和我并排睡在上铺，她妈妈给她带来了当时的水果－天津青萝卜；龙仪军的妈妈、刘妮娜的妈妈都来了。
虽然我的父母没有来，但我并没有难过，不知道是因为性格的原因，还是家里教育方法的原因，我不爱哭，也不爱伤感，不象女孩子。
可是，周围一些家长没有来的女孩们有些受不了了，看到别人的爸爸妈妈来了，自己的却没来，这可钩起了她们的“想家病”，有人忍不住，竟然哭了起来，一个哭，屋子里的人都跟着哭。一个叫李维娜的小姑娘，把头埋在被子里，哭成了泪人。谁劝也没用。
年仅13岁的小非，为调解气氛，左手拿着妈妈刚刚送来的青萝卜，右手拿着一把水果刀，一边切萝卜，一边说：“别哭了，我请你们吃萝卜，我请你们吃萝卜”。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右手的水果刀一下切到了左手上，口子有两寸多长，鲜血顿时流了出来。这一下，全屋的人都不哭了，马上有人找来了排长，排长把小非从上铺抱下来，放在一辆垮斗三轮摩托里，风驰电掣地向附近的271医院奔去……
将近傍晚，小非回来了，手上缝了好几针。好在伤口距离手腕的主要血管还有一段距离，不碍大事。
小非没事了，大家想家的那股劲也过去了，又有说有笑了。而且数李维娜笑得最欢。
我想，送小非去医院那会儿，队长、指导员和排长们一定担心死了。到了晚上，他们听到那无拘无束的笑声，也一定感慨万千；“嗨，这些孩子啊……”
中午点名
一天中午，全队都在午休。突然，队部那排房子的扩音器传来集合的号声。这时，只听排长喊“全队集合，点名”。奇怪，点名都是在晚上，大中午的，点什么名啊？
当全队一百多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队部门口时，只见队长高举起手，手里拿着一个白白的馒头（顺便说一句，炊事班那些“下岗”运动员们，经过几周的锻炼，熟能生巧，这时做出的馒头再也不碱大发黄了，而是又大又白），操着河北乐亭口音说：“你们认识这是啥吗？”
全队一百多双小眼睛眨么着，不明白队长是什么意思。馒头吗，谁不认识！
“对了。这是一个馒头。这是我在饭堂水池边上拣的，不知道是谁扔在那里的。可是，你们知道这馒头是怎么从麦子变成馒头的吗？”
一百多双小眼睛还在眨么着，没有人回答。
接着，队长就把农民伯伯如何种麦子，麦子如何磨成面粉，面粉如何运进城，再如何由炊事班的叔叔伯伯们做成馒头的过程一五一十地一一道来。最后，队长说：“今天，我就不问这个馒头是谁扔的了，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种现象”。
随后，各排在排长的带领下，唱着歌回了宿舍。短短的一次中午点名，却在这一百多名孩子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勤俭节约、珍惜别人劳动果实的中国传统美德的种子。
三. 搬家
为了改善学员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体委和警备区决定租用（说是“租用”，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就是无偿使用）南开大学的两层宿舍楼和一个食堂。
记得已经是4月份了，柳树撒着柳絮，杨树抽出了绿芽，全队搬进了南开大学的六宿舍。一楼除了住男生以外，还有队长、指导员和男教练们，女生和女工作人员全部住二楼。搬家之前，重新编了班排。男女生各编两个排，每排五个班，每班八个人。这种编排办法纯粹是为了迁就宿舍房间特点，因为每间宿舍只能住八个人，住同一间宿舍，编为一个班，便于管理。我当时“荣升”为11班班长，也就是女生第一班的班长。
搬进新宿舍后，条件真是好多了。首先是大宿舍变成了小宿舍，相互干扰影响少多了；其次是上厕所不用到外面去了，每层楼都有水房和厕所；再就是卫生条件也好了很多，不再住那种四面透风、到处是土的房子了。我们11班的房子是阳面的，每天阳光照进来，暖融融的，我当时觉得就象搬到了“天堂”一样。
教室和饭堂就在宿舍旁学三食堂的二楼，二楼面积很大，十分敞亮，一半做教室，一半做饭堂，绰绰有余。每个班一张大圆饭台，上面放着我们的餐具（每人两个粗碗，一双木筷）虽然没有凳子，只能站着吃，但毕竟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明亮的室内食堂里全队一起吃饭了。
教室就更壮观了，150多张课桌、150多张木椅，收报的时候，只见150多只带着耳机的小脑瓜一起转动，150多只铅笔一起沙沙作响；发报的时候，150多只电键齐刷刷地发出一个声音“的、达―”，伴着四周空旷的回声。我现在想，当时队长、指导员和教练们看着我们上课时这壮观的场面不定有多陶醉呢！因为，连我这个小学员在若干年以后，重新以南开大学学生的身份回到南开、又见到六宿舍和学三食堂时，那种亲切、激动的感觉仍在心中涌动。
四. 作息
搬到南开大学以后，队里的作息时间有所调整。每天早上5点半，全队就要起床集合了。
为什么那么早起床？没办法。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南开大学可谓是“重灾区”，每天早上5点半，学校的高音喇叭里先是《东方红》的乐曲，然后传来广播员字正腔圆的声音：“南开大学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接下来要播送一条毛主席语录，通常都是这一条：“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
就这样，打断我们每天甜美睡梦的MORNING CALL是南开大学的高音广播。这种高音广播在上午和下午还各有一次，正好是我们上课的时间，不过我们正好利用它进行抗干扰抄报训练。
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后，马上到宿舍前面的小操场集合，然后分班排进行队列训练。大约7点，回宿舍洗漱和整理内务。7点半开早饭，8点上课，12点午饭。由于早上起得早，午休时间较长，睡到3点。那时年龄小，睡到3点还迷迷糊糊，起来以后必须用凉水好好洗把脸，才能精神起来。接着上课到4点半，然后是自由活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整个人卫生，班排的会务活动（谈心什么的）或文体活动（各种球类比赛呀，排节目啦）也都安排在这个时段。6点晚饭，7点晚点名和晚自习，9点熄灯。
一天紧紧张张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
五. 唱歌
大唱革命歌曲，从来就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训练队是准军事化管理，唱歌的传统当然不能丢。上到队长、指导员，下到排长、教练们，不是现役军人，就是大多军人出身，唱革命歌曲，谁也不外行。经常唱的歌曲，记得有《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红旗飘飘军号响》、《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还有许多毛主席语录歌曲，如《下定决心》、《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等等。
唱歌的时间记忆最深的是午饭开饭前，这时，各班的值班员正在饭堂里用一个搪瓷脸盆在一盆一盆地打饭菜和分饭菜，各排就集合在宿舍前，由值班班长带领一首接一首地饥肠辘辘地唱歌，真是应了“饱吹饿唱”的说法。
课间的时候，为了调整气氛，让大家休息一下，教练们也带领大家唱歌。孙教练是山东人，起头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前两个字总是带着山东口音，次次起到了活跃气氛的作用。所以，每次当他问大家唱什么歌的时候，下面一片“还唱那个“的呼声。肖教练是教练组的头儿，一米八的个子，膀大腰圆，声音洪亮，说起话，唱起歌来，宛如洪钟，诺大的教室，根本用不着麦克风。
队里还经常组织歌咏比赛。说起歌咏比赛来，我们三排可是占尽了风头。我们三排大多是军队干部的女儿，而四排大多来自地方干部家庭，所以那时三排总是有些看不起四排的人。要歌咏比赛了，三排人个个摩拳擦掌，一定要和四排比个高低。革命歌曲大家都会唱，要比高低可就要亮点“绝招”了。我们的王副排长刚刚从空军转业回来，她扎着两根羊角辨，穿着一身绿军装，性格直率活泼。她把我们召集起来，宣布要排练海政文工团演出过的大型组歌《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
接着全排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不能影响正常训练，排练选在晚上和周日进行。在这当中，一个叫南斌斌的女孩儿功不可没。南斌斌可是出身名门，她爷爷是我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名门望族的后代到底是不一样，她人聪明，组织能力极强。我记得，我们当时排的是这个大型组歌的节选，从编选到组织排练、策划、挑选领唱与重唱等等，几乎都是由她协助排长们完成的。每当遇到困难，大家七嘴八舌，乱乱哄哄时，只要南斌斌一喊：“都别吵啦”，全排立刻安静下来。只见她白白的小脸紧崩着，珉着薄薄的嘴唇，一脸严肃，两个小手紧握着拳头，开始指挥，大家就在她的指挥下又接着排练了。
我也不记得那次歌咏比赛到底谁赢谁输，只记得大家全情投入地排练，全情投入地演出，而且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能哼唱起那些动人心眩的曲子。
六. 半夜值班“有情况”
当时对里规定各层楼夜里要有人站岗放哨，每班两人，值一个小时。二楼是我们三排和四排轮值。半夜起来的滋味真不好受，年龄小，睡得很沉，睡得香香的时候，硬是给叫起来去值班，值班时又困得抬不起头来。
我那时经常和魏军一起值班，夜里天凉，我俩把大衣裹得紧紧的，拿着枪（木制假枪），在楼道里来回遛达。有一次看见地上有几只很大的虫子在昏暗的灯光下爬来爬去，吓得我俩直往墙边躲；还有一次，当我们走到楼道的尽头，从一个窗户往外望去，下面是黑糊糊的操场，只有远处楼房的一些窗子里时隐时现的闪着微弱的灯光。这时，我俩几乎同时听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声音，“发报声，有情况！”但不一会儿，发报声似乎又消失了，四周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我记得，我们第二天还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排长，后来就没有下文了。现在想来，哪里会有什么发报声，很可能是我们白天训练，听这种声音听多了，当时有一种很相似的声音诱发了我们的幻觉。
七. 一次晚点名
训练队是准军事化管理，一个月才允许回一次家，但每个周日各班可以派两个人上街，帮大家买些日用品。我身为班长，要以身作则，从来没给过自己这种机会，总是点头批准班里的“小鬼儿们”上街，老老实实地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力。其实，说上街，也就是去天津大学的商业服务区。那时天津大学的商业服务区比南开大学的集中，相对大一些，但也只能买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和食品，与现在的SHOPPING根本没法比。
记得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例行的晚点名时间到了。全队集合在教室里，唱罢了歌，队长走到前面，又操着他那河北乐亭口音发言了。
队长说，今天有几个男生上街，在天津大学的商业服务区转悠了一天，不仅没按时归队，而且还买了许多没用的东西。队长拿出一个花花绿绿的小纸包，举起来给我们看，“这叫啥？桔子茶。我都没听说过！”
我开始没有看到队长手里拿的什么，但听到“桔子茶”三个字，心里一阵兴奋。桔子茶，我知道啊！我小的时候，由于挑食，姥姥经常买来给我冲水喝。现在看来，那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的固体饮料，类似“果珍”那种东西。我当时兴奋的原因，一是发现原来那几个男生也喝桔子茶，似乎是遇到了“知音”；二是觉得经过几年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近乎“奢华”的东西竟然还有得卖！
当然，这几个男生免不了挨了一通“撸”，无怪乎“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啦、“自由散漫”啦，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左”，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都是大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八. 抢红薯
训练队的伙食标准与部队战士的伙食标准相同，每人每月13元5角。在当时，这种标准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当然不能顿顿有荤，因为当时全国城市人口的肉、蛋、油、糖等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的。
记得每天的食谱大约是这样的：早饭：馒头、稀饭、咸菜；午饭：一菜一汤，主食是馒头或米饭，菜基本上是素菜，所谓的汤基本上是刷锅水加些菜叶；晚饭：主食仍是馒头或米饭，素菜一个，稀饭或汤。平时基本没有零食吃，但逢年过节会发一点零食或水果。我记得，过农历八月十五时，每人发了一个大红苹果，我把它放在抽屉里，一直舍不得吃，直到快放烂了，才吃掉，味道已经全变了。
我认为，炊事班的叔叔伯伯们后来的工作非常出色，可以说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那种物质资源十分匮乏的条件下，他们不仅经常变换花样，而且隔三岔五地改善伙食，至少是让你从心理上感觉改善了伙食。举个例子，平时我们吃的菜很素，油放的也不多，但是隔几天，必吃一次烧茄子，油放得很多，伴着米饭吃，别提多香了，致使我离开训练队以后直到现在，50年了，走了这么多地方，吃过这么多食堂和饭馆，再也没有吃到过象训练队食堂做的那么好吃的烧茄子！训练队的烧茄子凭着与平常素菜的巨大反差，实现了“边际效益最大化”，令人永生难忘，真应该申请“基尼斯世界记录”了。
学员们都正处青春期，身体正在发育阶段，这种伙食标准，当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但当时整个中国的饮食标准恐怕都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下），所以个个特别馋。我记得，每逢吃米饭，炊事班都会把锅底的锅巴最后拿上来，许多学员当时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象恶狼一样扑上去抢锅巴，实际上，他们已经把锅巴作为零食来“消遣”了。
作为零食被消遣的还有秋天新下来的红薯。想吃到红薯可不容易，必须有奋力向前抢的精神。蒸红薯的笼屉直径有一米多长，十分壮观。每次抬上来，几十人一起扑上去，用“七手八脚”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当然是男生比女生有实力，我们班很少能吃到红薯，每次只有在外面看热闹的份儿。
有一次晚饭，外面天都黑了，食堂的光线也不足，昏昏暗暗的。快吃完的时候，只听见“呼啦”一声，周围的几十人又朝一个方向奔去。我们知道准是又有红薯抬上来了，一般的女生是靠不上去的，所以我们班全都站在原地没有动。四排有个叫吕丽贤的女生，平时就愣头青假小子一般，这一次她竟然抢了上去，蹲下身子，伸手去抓一块热红薯。这时一个叫吕大水的男生，平时也是调皮捣蛋的主儿，在抢红薯时，被别人一推，一屁股正好坐在吕丽贤的手上。热红薯烫得吕丽贤哇哇直叫，而吕大水则坐了一屁股热红薯，又湿又烫，跳起来就开口大骂。而我们则着着实实地看了一场抢红薯的热闹。
现在想想，我有一些困惑。训练队其他方面都组织有序，为什么不以班为单位象打饭菜那样发红薯呢？“抢红薯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队里应该不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大概有些不为人知的理由吧。
九. 去体育馆看排球
在那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除了球类比赛和歌咏比赛外，训练队自身没有什么像样的文体活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经常去体育馆看天津女排与其他省市的女排比赛。
记得我们每次都是走路去，从南开大学走到位于成都道的体育馆，也有不近的一段距离。我们有时从南开大学后门出去，沿着复康路走到佟楼，拐到成都道上；有时走南开大学校园里面，穿到天津大学，然后从八里台路拐到成都道。
再看看我们的队伍，四个排，四个方阵，虽然没有配发军装，由于多数人是军人出身，都有一两件半新不旧的草绿色上衣，穿出来，还算整齐；背包和毛巾是配发的，全斜垮在肩上，彩条毛巾系在背包带上，非常整齐；最整齐的要属步履了，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队列训练，全队行军的步履可以说得上是训练有素，无论喊不喊口令，全是齐刷刷的一个节奏，那真叫“酷”。我们这群不穿军装的“小兵”，白天齐刷刷地走在大街上，能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每当这时，我们心里都美滋滋的，一个个更是挺起胸脯，走得更齐了。值班班长们再带几句口令，大家把“一、二、三、四”喊得山响。有时我们一路走，一路唱，这个排唱罢那个排唱，一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一点也不觉累。
我天性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虽然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去体育场看足球，但从来没把足球的比赛规则弄懂过。但排球的比赛规则，我可是非常明白。这全得益于在训练队经常去体育馆看排球比赛。看比赛的时候，队长、指导员经常边看边给我们解释比赛规则，什么接发球啦，取得发球权才能得分啦，什么传球不到位啦，扣球得分啦，什么发球失误、打手出界啦等等，慢慢地我们也能看出些门道了。而且，我记得那时的天津女排实力相当不错。
八十年代初，中国女排在国际体坛上所向披靡。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中国女排打比赛时，都能联想起我们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到天津体育馆看排球比赛的情景，都能回忆起训练队给我们的排球知识启蒙教育。
十. 住院
训练队学员如果生病，就送到离南开大学不远的警备区271医院去看。271医院我可不陌生，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住这个医院，还在内科认识了一位叫王莹的阿姨，对我可好呢。我们的房排长和四排的刘排长都是来自271医院的现役军人。
那年夏天，大概是八月份，有一天我发烧了，排长给我吃了药，我在床上躺了一天，到了晚上，还不见退烧，而且越来越高。排长叫来了队长和指导员，他们来到我床前，摸了摸我的前额，就决定马上送我去271医院。记得我也象小非那样，被放在三轮垮斗摩托的垮斗里，蒙上棉被，送到了医院急诊室。
医院急诊室给我做了各项检查，症状只有高烧，喉咙不疼，鼻子不塞，不象上呼吸道感染，所以暂定“高烧待查”。当时已经很晚了，我迷迷糊糊地在急诊室躺了大约两个小时，这时内科主任许伯伯来了，他让我张开嘴一看，说：“是猩红热，马上送传染科”。他扭头又对我说：“看吧，你们训练队这几天还会接二连三地送病号来。”我当时想，许伯伯到底是主任啊，就是有经验，对他真是佩服。
我被送到传染科，一个人躺在诺大的病房里，周围没有一个人，没有同伴，没有队长、指导员和排长，更没有王莹阿姨（她那时早复员了），感到很孤独。
可是第二天，病房里就来了位小病友。她也得了猩红热，她的妈妈正好是217医院的张医生，有她们母女俩做伴，我就不感到寂寞了。
过了几天，训练队果然又送来了一个病号，是四排的苏晓红，但她得的不是猩红热，只是重感冒，所以她住在内科。而让我郁闷的是，苏晓红人高马大，就因为比我只小几个月，不到16岁，每次打青霉素只给她打40万单位，而我，人那么瘦小，就因为刚刚满16岁，每次就要打80万单位！
在医院里住了大约10天左右，过了传染期，我再也呆不下去了。特别是星期日和全班通了电话以后，周一上午见到医生，我就要求出院。尽管医生说，这个病恢复不好容易转合并性心脏病，但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放我归队了。记得那天我是一个人从271医院走回南开大学的。那时，水上公园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杨树林，初秋的凉风刮过来，十分惬意。我穿行在树林里，走得很慢，一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敢走快；二来也是想享受一下大自然和自由的心境。
猩红热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从什么地方感染上这种疾病？而为什么全队150多名学员，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人感染上这种疾病？
十一. 干农活
我们在训练队还干过不少农活，收麦子、给水稻插秧、挠秧等等，全干过。
记得收麦子是去体委系统的干校，是乘卡车去的。六月的天气，太阳火辣辣的，一上午下来，脸就晒得象猴屁股。割麦子的时候，腿要躬，腰要弯，大汗珠子一个劲儿掉，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疼了，真想抬起身来歇一歇。中午休息时，我们躺在背阴的麦子堆上，伴着夏日的清风，吃着炊事班送来的白面馒头和咸菜，别提多香了。队长不是给我们讲过麦子是如何变成馒头的吗，通过收麦子，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种稻子好像就在国防体育场内，那是我们训练队自己的稻田。春天，我们去插秧，光脚踩到冰凉的稻田里，把碧绿的秧苗七扭八歪地插到土里；夏天，我们去挠秧，在稻田里，一面拔掉杂草，一面担心被蚂蟥蛰到；秋天，稻子熟了，收获的季节来了，但那时我们已经结业离开了训练队。我们不知道后来是谁收割了这片稻田的稻子，如果是队长、指导员和排长教练们，他们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十二. 通报训练
训练队所有的训练科目中属通报训练最刺激、最令人兴奋，它是训练科目中的最后一个，是各种无线通信技能的综合训练。学员们早就盼着这个科目的训练了。
进行通报训练时，教练们把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南开大学，另一部分去国防体育场，利用南开大学和国防体育场的距离进行通报训练。每当我们背着八一型收发报机走在去国防体育场的路上时，脑海里总是出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形象，有的人甚至会兴奋的小声喊：“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大家都为自己能成为被誉为“千里眼、顺风耳”的报务员而自豪。
通报训练刚开始时，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往往在信号很好的情况下，就是找不到信号，这时，教练就会走过来，带上耳机，用手一拧收报旋钮，说：“怎么找不到，这不，信号当当的吗！”后来，我们也慢慢熟练了，比较容易找到信号了，每当听到自己要找的信号时，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每当夕阳西下，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训练，背着收发报机列队走回南开大学时，心情都特别爽，经常唱起这支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若干年以后，在市人防通讯站培训新报务员时，我和训练队的同学马翰英、小非等担任教练。通报训练时，我们也把学员们分成两组，放在两个院子里，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回跑。当学员们抱怨找不到信号时，我也会象当年我的教练们一样，带上耳机，用手一拧收报旋钮，说：“怎么找不到，这不，信号当当的吗！”
十三. 分别
时间如梭，一转眼八个月的训练生活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些“刚刚出壳的小鸟”就要各奔东西了。
大家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向往未来走上工作岗位的崭新生活；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离开这个火热生活的大家庭。我想，队长、指导员、排长教练们的心情肯定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肯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顺利的完成了对这150多名孩子的培训任务，没有出任何差错；另一方面，他们肯定也舍不得离开这些天真无斜的孩子，特别在那个年代，与孩子们相处比搞阶级斗争简单多了。
分配是选在金秋十月的一天。那天，全队乘卡车到了河北区的一个礼堂，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礼堂在什么位置，是什么单位的礼堂。会议的议程、都有谁讲了话，我都记不得了，因为从一上车，就有人开始哭，越来哭的人越多，而且哭得越来越厉害。
我只记得最后是宣布分配名单，整个宣布过程都是在哭声中进行的。先是各区人防的，宣布后由各区人防把人领走了；然后是我们市人防的20多人，来接我们的车最“气派”，是一辆大轿车。我们这20多人上了车，车内哭声一片，有些女生简直哭得象泪人，周围的气氛就象天要塌下来一样。市人防来接我们的老张开始点名，然后突然喊我的名字，我赶紧答“到”，他说：“起头，唱个歌”。天啊，这种气氛能唱歌吗！我只好起头：“红旗飘飘，预备，唱”。斜门儿了，20多人，立刻齐刷刷地唱了起来。而且，轿车还没有从河北区的礼堂开到和平区的唐山道市人防，车上就响起欢快的笑声。不知道当时的老张看到这种情景作何感想。
后来我们才知道，剩下的学员除了少数人分到其他单位以外，其余的全部去了当时的邮电管理局第一分局，也就是电报局。几乎没有人圆“当兵梦”。
十四. 课堂上的趣事
一件事是发生在刚刚开课不久，崔教练带领我们口读莫斯电码，“的、达－”，“的、的、达－”，“的、的、的、达－达－”……。崔教练，小个子，山东人，说话山东口音很重。那天，他说：“现在，我们请孔惠同学带着我们读，孔惠同学是北京人，说得是标准的普通话”。孔惠的确是北京人，文文静静的女孩儿。只见她腼腆地慢慢站起来，细声细调地读着：“的达－，的的达－……”，虽然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没有了教练领读的那种阴阳顿挫的节奏和铿锵有力的声音，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崔教练一看，这招不太灵，以后就不再让学员领读，而是继续使用他那纯正的山东腔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南开大学三食堂的教室里，也和崔教练有关。那天，刘佳华在一张抄报纸上乱写了一通，随手把那张纸丢到地上。全队抄报时，崔教练背着手在教室里来回遛达，他发现了佳华扔的那张抄报纸。当全队停下抄报时，崔教练操着浓浓的山东口音说：“我给你们念念，这上面写的啥――'娜娜，你姥姥给你炒鸡蛋了吗？’”这时，全队哗然大笑。崔教练崩着脸说：“一张抄报纸，就写了这么点没用的东西，就扔了，你们还笑！”接着，崔教练又对我们进行了一番节约用纸的教育。
想想教练们当年对我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十五. 印象
由于我离开电信系统比较早，后来又离开了天津，而且越走越远，所以对训练队许多同学的印象就定格在50年前。也就是说，有许多人，我是从结业以后50年来一直没见过。
当然，对女生的印象多一些，特别是我们三排的女生：刘佳华，就象喜玲说的，长得漂亮，圆圆的脸庞，白里透红，眼睛有点长，眼白是淡蓝色的，一笑好像还露出一颗小虎牙；龙仪军（宁宁），的确像她自己说的，是南方人，皮肤又细又白，我想，她一定是特别爱吃“黄油球”，因为我一想起她，就是嘴里一边含着糖，一边说话的样子；郭玉芳，绰号“郭娃娃”，这个绰号太名副其实了，她圆圆胖胖的脸真像个娃娃；杨建红是我们班的，好像和妹妹长的不太像，比妹妹白，颧股比妹妹高；杨建卫那时是大家的小妹妹，是个纯朴顽皮的小姑娘…… 我印象中的这些女生的头型不是两根小辨子，就是两个小刷子，绝没有马尾巴、披肩发，更不用说烫发，所以真想像不出来她们的脸庞配上现代的发式是什么样子！身上穿的衣服不是绿的，就是蓝的，绝没有五彩缤纷的颜色，所以真想像不出来她们穿上现在的时装又是什么样子！
对男生的印象就更浅了，现在想想，似乎还有印象的都是当时个子高的：像王军、杨五一、杨大春。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后来和我一起在市人防的男生了：潘建国、杨建民、郭建军等，还有王卫国，地震时他来支援我们的工作。对了，当然还有吕大水。还能记得他们的模样。那天在网上和姜正州聊天，但直到现在也想不起他的模样，真是抱歉。今天又在网上碰到了温小平，他告诉我他有一米八三高，我真是有些吃惊，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矮矮的、脸圆圆的小男孩。
一想到离大家这么远，分别了这么久，总觉得有些遗憾。不过我想，这样也好。在我的印象中，你们永远是一群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靓女俊男，永远不会加上“资深”二字（现在一些中年妇女自嘲自己是“资深美女”）！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
十六. 50年的友谊
50年来，我和人防其他几个女孩的联系也断断续续，隔些日子，总要见上一面。她们是：刘先力、史利群、王春荣、于燕萍。
与先力的共同爱好在唱歌和音乐上，我们俩在一起一点一点地琢磨，学会了识谱；又经常在一起排练节目，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唱二重唱，她唱高音，我唱低音。记得我们共同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演出是《长征组歌》，我和她分别领唱和重唱，《到吴起镇》那段，最后一嗓子“哎－”，是郭建军吼上去的。先力后来还学会了拉手风琴，拉的还很不错。记得我上大学以后在学校里演节目还跑回来找先力借那架手风琴呢。先力离开人防后，工作上奋勇拼搏，几度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这是多么光荣的称号啊！但春节前的小聚，看她的脸色不大好，我劝她注意身体，不能再象以前那样猛干了，毕竟年龄不饶人啊！
史利群开始在警报班，后来调到修理所去了。地震前后，我也被抽调出来，就和她、还有孔惠在一个宿舍里，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学习，无话不谈。我上学以后，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那时候有心里话不愿意和父母说，倒愿意和同伴说。每到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史利群就来找我。那时我家正住临建棚，家里没地方说话，我俩就在睦南道的路灯下来来回回的“压马路”，说着女孩间的悄悄话。记得她临结婚之前，还跑来我家，在我的“闺房”里又聊了很久很久。
和王春荣的友谊是从她来我们警报班开始的，她那时经常和我一起值班。我觉得春荣虽然不象我们是军人出身，但特别纯朴、直率，特讲哥们儿义气，我那时经常到她家（在谦德庄一带）去玩。上学后，听说春荣结婚了，我也没赶上婚礼，有一天我就跑到她的新房那里，专门送了一床大红的缎子被面，现在想来，这礼物真是送的有点“坦儿”。
于燕萍也是后来才来人防的。于子天性开朗，大度，我们怎么叫她“臭于”，她也不生气，所以现在一幅心宽体胖的样子。她的运气还特好，嫁得一位如意郎君，一直衣食不愁，悠载悠载。每每小聚，于子总是抢着买单，大有侠肝义胆之风范。今年春节聚会之后，她一定要开车送我回家，还问我住几楼，我还以为她那大本田还能上楼呢！在送我回家的路上，马翰还对于子说，马翰的父亲虽然八十多岁了，但经常嘱咐马翰，骑车时可得千万注意，因为马路上开车的净是“臭于”这样的。哈哈，笑死我了！
想起与这些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的友谊，想起每次与她们见面时的一幕幕，心里总是热乎乎的。50年来，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开始是聊工作和学习，后来是聊家庭，现在是聊孩子。这友谊是多么值得珍惜啊！这让我想起最近收到的一条短信息：“人生之所以快乐，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计较的少；财富不是一生的朋友，而朋友却是一生的财富。”
十七. 排练节目的趣事
我也不记得那是哪一年了，管理局要搞文艺汇演。咱训练队那么多文艺人才，搞汇演哪能落下我们人防的人啊！当时我们的文艺领袖是申田和小娜（李维娜），她俩一合计，得，就来个舞蹈吧，就叫《通讯兵之歌》。她俩先编舞，然后由我给配上曲子。用两句俏皮话形容我那时的作曲是再恰当不过了，一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咱即没学过作曲，也不懂作曲规律，但心里楞是没范怵，让作就作，让配就配；另一句是“打鸭子上架”，会不会都得配，“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别说，现在想想，她们俩编的舞蹈还真符合一般交响乐的套路，呈式部、展开部、再现部，全齐了，既有激昂快速的进行曲部分，又有舒展革命豪情的抒情部分。我要根据她们编的各部分配上各种不同风格的曲子。
舞编好了，曲也配好了，排练得也差不多了，这时就请来管理局的乐队和我们一起和曲子，这可把人家难为坏了。那个指挥到现在我还记得，姓冯，是从部队复员来的。他让我坐在旁边，一段一段地过，还不时地问我怎么样？对不对？那个费劲哪，他一边指挥，嘴里一边嘟囔：“怎么这么不顺啊？”您想，我这不懂作曲规律的“鸭子”作出来的曲子，能顺吗？其实现在想来，我写的不顺，您给顺过来不就得了吗，干嘛费那么大劲呀？不行！人家要“尊重原作”呀！但有些段落又是我“移植”别人的，他们演奏着半截又“顺”了，冯指挥说：“哎？怎么突然就顺了？”我心里那个乐呀，心想：“那段是我抄的，能不顺吗？”最可乐的是，有一个部分，我让同一个旋律重复了十二次，冯指挥数不过来呀，他开始用一只手指挥，另一只手伸着手指头数数，还是经常数错，您想啊，他一只手只有五个手指头，我重复的是十二次啊！那能够用吗？后来，他想了一招，让杨琴独奏四次，小号独奏四次，再让唢呐独奏四次，总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给人家造成的这些麻烦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申田又从天津歌舞团学来了舞蹈《一颗螺丝钉》，在两个节目的取舍上我们就犯难了，上哪个呢？《通讯兵之歌》是反映我们自己生活的，又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不上，可惜；《一颗螺丝钉》这舞蹈又那么有意思，不上，也可惜。干脆，两个都上吧！于是乎，那次文艺汇演我们市人防一下就上了两个舞蹈，可都是高质量的哦！在《一颗螺丝钉》里，我和申田、小娜扮演三个“小子”，胡学英、祁喜玲、刘先力扮演三个小姑娘，那个“解放军叔叔”当然是辛凡非了，那两年她蹿得比谁都高！小非一上场的那几个动作可真叫“派儿”，有点洪常青的味道。
我记得，我们后来在那次文艺汇演中得了奖，但得的是什么奖可就不记得了，好像有创作奖。但最受欢迎的还是舞蹈《一颗螺丝钉》，特别是受那些家属和小孩的欢迎。记得有一天演出后，一个中年妇女在礼堂门口问我们，明天还演不演那个“小孩戏”，要是不演，她和小孩就都不来了。您瞧，我们那时就有“粉丝”了呢！
十八. “玩”、“学”和“臭美”
我向来认为不要遏制小孩“玩”的天性，其实对小孩来说，玩就是学，学就是玩，只要有兴趣就一定能在玩中学会。比如我们吧，十五六岁参加工作，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但后来都在“玩”中学会了。
我们那时不会识谱，刘先力和我就拿一首已经会唱的歌的歌片，下了班躺在床上一点一点练，慢慢地识谱就会了。会识谱了以后，就瞎写曲子，那时郭娃娃经常是词作者。
我们那时全都“不善女红”，有一天不知申田从哪里拿来一条特漂亮的毛线三角围巾，上面的花是织出来的，大伙真羡慕啊，都想自己有一条。我和小非半夜拿着这条围巾端详来端详去，终于把织的方法给琢磨出来了。后来几乎全班人人都有了那样一条三角围巾。再后来，又不知是谁把用钩针钩台布的技术“引进”来了，大家又一哄而上地钩台布。我们当中还有人学会了服装裁剪，自己裁衣服，做衣服。
象这种玩中学、干中学的事还能举出一些，比如，我们就是从出黑板报的工作中学会了写美术字；还有一阵流行画画，又买绘画铅笔又买图画纸，你画、我画、她也画，一张张素描画出来还正经不错呢！
再后来，就掀起了真正的“学习热”，许多人都去上业大。学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电工等等，每天晚上回来就写作业。我记得，我那时和史利群、孔惠住在一个宿舍里，晚上下课后，我和史利群一起做数学作业，经常做到夜里两三点，兴趣盎然，一点也不困。冬天的时候，半夜肚子饿了，就用屋里的炉子下挂面吃，只是清汤挂面，顶多有点酱油、香油，可那时吃起来也觉得特香。
二十上下岁的女孩子哪有不爱美的，但那是个禁锢人性的年代，爱美也不敢表现出来。但一点不表现又不可能。开始大家各个都把花衣服穿在里面，只露出花领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我们着装的规定呢。后来就敢把花衣服直接穿在外面了。我记得有一年流行穿小花布的棉袄罩衫，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们警报班几乎人人买了块小花布，个个做了一件花花的棉袄罩衫，一起穿出来，真是五彩缤纷，花枝招展；单个挑出来，个个象村姑。
刚刚开始流行穿裙子的时候，我们几乎又都做了一条人造棉或虎木面的裙子，就申田那条最高级，是薄薄的丝绸料子的，为了避免风吹起来，下摆还坠了一些小珠子呢，讲究！可是谁也不敢白天穿。到了黄昏，夜色降临的时候，在院子里乘凉的姑娘们就都换上了心爱的裙子，在夜幕中展现她们的风姿。现在想想，美！从心里透着美！
在这对美的追求中，申田总是能领导时尚新潮流。她的衣服总是能与众不同。记得在我们的服装几乎都还只是蓝绿两色的时候，她就有了一件大格子的叉肩外衣，我们都很喜欢，还借了那件衣服穿上照过像呢。
我们就是这样在“玩”和“学”中，在“臭美”中慢慢地长大了。
十九. 紧急集合
当过兵的人都体验过紧急集合的滋味。训练队也经常搞半夜的紧急集合。几乎每个月都要搞一到两次。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刚刚搬到南开大学不久。
那天大概是夜里12点左右，大家都睡的很熟了。突然，紧急集合的铃声响了，我一个翻身起来，大喊：“紧急集合，快起床！”然后赶紧摸着黑穿衣服、打背包。在我背包打到一半的时候，我上铺的班副王荣荣“咣”的一声就把她的背包扔了下来，扔到了我身旁的桌子上。紧接着，她也跳了下来。这时，其他人也纷纷穿好衣服，背好背包，窜出了房间。我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脑子发木，看到别人都走了，我这个班长也不能落后啊，就赶快跟上她们下了楼。
来到楼下，各排都在集合队伍。排长喊了“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以后，突然问我：“一班长，你的枪呢？”这时，我才发现，急急忙忙跑出屋时，忘了拿枪。我赶忙底气不足地回答：“报告，我忘拿了”。排长说：“赶快回去拿”。 “是”。
我跑上楼，进了房间，黑暗中看见我那只木枪正孤零零地靠在墙边。
当我拿了枪回到队伍中时，却看见二班长崔小玲正站在排长跟前小声地说着什么，排长点了点头，崔小玲也回宿舍去了。我莫名其妙地想：“难道她也忘了拿枪？”
各排集合完毕，队长发出“出发”的命令。全队跑步就向天津大学的方向去了。跑了大约半个小时，也不知道跑到了哪，变成走步绕了回来。然后解散，接着睡觉，第二天再总结讲评。那时候年龄小，也遛累了，回去啥也不想，倒头便睡。
第二天，排长把我们几个班长叫到她的屋里说：“瞧瞧你们俩个，一个是一班长，一个是二班长，一个忘了拿枪，一个忘了系裤腰带，怎么给全排做表率！”我这时才知道，崔小玲原来是忘了系裤腰带，那这半个小时跑下来，可就洋相大了。
后来我们时刻提防着紧急集合，晚上睡觉不敢把衣服全脱了，被子也不敢全打开。还有的人经常刺探队长、指导员的口风，有了紧急集合的迹象就马上回班里报告。而我，则是痛定思痛，再也不敢忘记拿枪了。
二十. 与马翰在一起的趣事
马翰是71年来市人防的，我俩一直是好朋友，几十年来联系没断过。我们都属于比较开朗、干活麻利且粗心大意的人，投脾气。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大家就把她的名字给“简化”了？
这几天回想起与马翰在一起时有很多趣事，其中有两件和打靶有关。
一次是人防通信站组织去打靶，我和马翰负责报靶。我们报靶的条件可比佳华那时强多了，咱们是干通信的，当然要用当时“先进的”短距离通信手段喽！我们拉了一条电话线，一上午我俩坐在靶前的壕沟里，肩不动，膀不摇，用手摇电话机就把任务完成了。打靶结束后，我俩边收线，边磨磨蹭蹭地从靶挡那边走回来，目的是想等大伙都走的差不多了，我们好找站长多要几发子弹，过过枪瘾。站长真给面子，每人多给了我们六发，加上我们自己应得的，一共是九发。打前三发时，有点害怕，觉得太震耳朵了；第二个三发打出去，觉得也没什么；最后三发打完以后，可就把“馋虫”钩上来了，上瘾了，可这时子弹也用完了。我俩不甘心呀，又找站长死蘑活蘑再要子弹，还非要打连发不可。站长蘑不过我们，只好又给了我们每人十发。我俩这次可以打连发了，心想，刚才单发打的不错，连发再露一手。没想到，手刚碰板机，“突突突”一梭子出去，全飞了，一颗子弹也没打在靶子上。
另一次打靶是地震后通信站培训新来的报务员，我和马翰任教练。当教练的不用象学员那样总上课。打靶之前，我们没课时，就趴在院子里练瞄准。这回我俩可没有报靶，为什么？我们是教练呀，得在这边组织学员打靶，象报靶这种“简单劳动”就不劳我们“大驾”了。但开始时，我俩得试枪，每人先打三发。那真叫争气呀，我们“叭！叭！叭！”三发出去，都是打了两个九环、一个十环。看着学员们钦佩的目光，我俩心里美孜孜的！有个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学员说：“行啊！”我心想：“行啊？我练了这么多天了，能不行吗？”
那时我们觉得没当上兵总有些遗憾，就经常找来军装穿上，照了不少“假兵”的照片。当然不敢到外面去照，是我们自己拿我爸爸那架苏联造的破135相机照（干这事的还得加上申田），照了以后还自己冲洗。由于我老爸年轻时就是摄影爱好者，我们家有一套自制的冲洗照片的土“设备”，我就趁上夜班的时候偷偷把它拿到值班室，和马翰或者申田关了灯，一边值班，一边洗照片，值班室成了现成的暗房了。
那时我们已经不在地下室值班了，而是在一间大仓库里，用隔断隔出几间值班室，各屋说话都听得见。记得有一天就听旁边电台班的段红光大声说：“哪也不如我们老家好！我们老家，天，是蓝的；地，是绿的；羊，是白的！”我忘了那天是和谁一起值班了，总之是特别想笑，又不敢笑出声，只好把嘴紧紧捂住。也不知道我们偷偷洗照片的事他们隔壁的男生知不知道？其实他们知道了也无所谓，我们可绝对不敢让对门修理所的老师傅知道，所以天不亮时必须把一切收拾好，把湿糊糊的照片烘干，收起来。记得一天早上，修理所张师傅一大早就过来了，我们“销赃灭迹”刚刚结束，差点被发现，马翰直冲我做鬼脸……。现在想想，那真是有点“玩”过了。
在家里自己照总觉得不过瘾，自己照的哪有照相馆照的好呀！结果有一天，我们就实施了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申田借来了几套女兵的服装，我们三个在她家穿上，嘿，海陆空三军全齐了，真精神啊！她家附近就有一个小照相馆，我们走在去照相馆的路上，心里那个敲小鼓呀，“做贼心虚”呀！不过还好，我们的合影真是还照得。
大爱无言
你是一棵大树，
你是一座高山，
你是一本好书，
让我百读不厌。
爱，是煎药的温火，
爱，是精美的三餐，
爱，是陪玩的点滴，
爱，是枕边的呢喃。
有了你的任劳任怨，
我才能退而不休，老而弥坚。
你懂爱，会爱，
你的大爱，无言。
妻致夫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