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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投票方式来确认自己收藏的颅骨为笛卡尔的颅骨，算是给了一个定论。 然而。 这时又冒出两个围绕笛卡尔颅骨的发现引发争论和创造的奇人： 第一个是弗朗茨·约瑟夫·高尔，这是一个德国人，后来出于对学术的追求到了巴黎。高尔创造了一门曾经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很受重视的学问——颅相学，类似中国的相术，通过比较研究人类颅骨的形状和结构，来解释或预测大脑功能和精神状态。这个学问在创始之初，就饱受质疑，毕竟这是混合了哲学、传统和比较形态学于一炉的杂烩。巴黎科学院始终就没有接受高尔成为一个院士。实际上，颅相学本身虽然称不上科学，但它的一个思考基点却是正确的——高尔认为人的大脑有功能分区，不同区域提供不同的功能，这一点也是现代脑科学的基础，高尔认为大脑有功能分区，从而可以在结构差异中发现人的精神差异，这个看法，比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要早一百年——同时也源自笛卡尔主义，物质是基础。 高尔对自己的颅相学深信不疑，为此他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地收集颅骨——尤其是名人的颅骨。他居然偏执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为了收集到歌德的头骨，他在歌德尚在世的时候就持续叨扰歌德，在歌德本人都同意提供给他石膏模型之后，他还坚持要歌德把颅骨也给他。想象一下这个人——坐在你面前，一个劲地恳请你把你的头骨送给他做收藏品。 在他不懈努力之下，他收集到了包括伏尔泰、歌德在内的名人颅骨，这些后来都转交给了居维叶用来设立博物馆——还包括高尔自己的颅骨，高尔去世前也立好了遗嘱，死后把自己颅骨拿出来也当做收藏品。——什么叫真心喜欢收藏骨头。 高尔的出现，推动了对人体尤其是脑的研究进一步从灵魂和宗教向分类细分的科学研究前进。越来越多从事科学工作的名人愿意贡献自己的遗体供大家研究分析，由是在一个错误的学说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正确的研究数据。 第二个奇人就是皮埃尔·布罗卡。早在达尔文和华莱士提交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前，这个青年学者偶然在农场买兔子的时候，发现农场主所做的家兔与野兔杂交工作和结果，杂交的后代具有双亲各自的特征。由此布罗卡联想到，既然在几个月间就能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物种，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物种，不会是由早期几个少量物种杂交演化发生而来的呢？他向巴黎科学年会提交了这篇论文，否定了居维叶的物种固定不变论。当然，遭遇到了一片尴尬的沉默。布罗卡一气之下自己创设了一个科学协会，专事人类身体构造、生理机能、结构演变、化石研究等领域的综合研究，后来这个协会创立的学科，被称为“人类学”。 布罗卡的人类学把灵魂进一步从人身上剥离，他的系列研究直指一个可怕的结论——灵魂不过是大脑的一个功能。后来，神奇的布罗卡还盯住了一个因为患上梅毒而导致二十余年不能说话的病人，待其去世之后，他立刻解剖了其大脑，发现了梅毒在其大脑皮层特定位置造成的病灶。布罗卡立刻指认，这就是大脑中管理语言的区域——这个结论也被后世证明是正确的，因此到现在咱们这个语言中枢都叫“布罗卡区”。 由这条线引发了后来又长达一百余年的大脑实体与智力之间的争论。布罗卡代表的肉体物质派强调的是大脑的容量和重量决定了人的智力水平和伟大程度，而以格拉迪奥莱为代表的心灵派则否认这之间的关系，格拉迪奥莱在争论过程中甚至指向了大脑皮层的沟回才是重点这个超前正确的论点。尤其是当他们注意到笛卡尔的颅骨相对正常人来讲还小一些。 现在回看起来，对于大脑全物质化的研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科学研究潮流确实引发了一个可怕的恶果，这个恶果一直绵延至今——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科学支撑。人们通过比较结构学的研究，持续地发现人种之间的大脑方面的差异，从而为种族天然不平等提供了数据。直到2007年，发现DNA结构获得了诺奖的沃森，依然强调，种族与智力是有着清楚的关系的，并且他质疑现存的平等观念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不得不说是忽略掉宗教和灵魂学说的后果，人类的理性一旦放任自流，也一样可以造出恶果。 布罗卡去世之后，他的大脑也被用来研究，而且他的颅骨最终也与那个曾经为他的辩论提供证词的笛卡尔的颅骨，在居维叶设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摆在了一起——想想这其中的奇妙结合。 然而。 仅仅过了五十年，1910年一场大洪水袭击了巴黎，淹没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事后，一条关于笛卡尔颅骨是如何辗转来到巴黎的新闻故事，让所有人再次大吃一惊——四十年来，笛卡尔颅骨存放在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件事，居然被大家给忘记了！你说这是多奇怪的一件事！居然被大家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 所以说，那些上百年上千年的事，谁能说清楚！ 博物馆的学者们一顿手忙脚乱才好容易从一大堆各种人骨收藏品中，重新找出了笛卡尔的颅骨。 新一代的人们再次开始研究这块奇妙颅骨的真实性，巴黎科学院的解剖学家里切尔，运用当时最现代的颅骨素描方法，从卢浮宫收藏的荷兰画家弗兰斯·霍斯画的笛卡尔肖像画，还原颅骨的形状，发现两者高度契合。这个结论让大家开心至极，当时全世界各大主要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然而。 里切尔自己开始怀疑这个结果了——笛卡尔主义的幽灵再次出现。里切尔发现，所有研究的证据都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卢浮宫里那幅霍斯画的肖像画是笛卡尔。那如何证明这幅画的真实性呢？里切尔一分析溯源，发现，画家弗兰斯·霍斯可能并没有与笛卡尔见过面，各种记录和传记里都没有这两个人会面过的证据。 紧接着，艺术史家们也加入，发现卢浮宫这幅画可能都不是霍斯的作品。经过深入比较分析，人们发现存放于丹麦国立博物馆中的笛卡尔肖像画更像是霍斯的手笔——这幅画也有确定的来源，是当年笛卡尔旅行到丹麦时，应好友的要求，找霍斯画的一副速写——是速写，所以形象并没有那么准确和清晰。艺术家们感慨霍斯的手法，虽然是速写，但却捕捉到了被画者那种被什么东西吸引住注意力，然后定睛和立住的一瞬间，能感到那种运动和情感，速写中的笛卡尔，眼睛浮肿，神情忧伤——与卢浮宫的作品那种精致和平面感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经过里切尔对这幅画的还原，也发现了与现存笛卡尔颅骨的一致性。问题似乎解决了。 然而。 里切尔继续探寻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证据来源，考证到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根据笛卡尔去世后的死亡面模做过一个遗像雕塑，里切尔继续根据这个雕像的遗存，复制了原人大小的笛卡尔雕像，而且是从骨骼开始塑形，一直到相貌，雕像的脸还可以被取下，露出里层的颅骨（就是咱们封面那张图）。里切尔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暂时结束对颅骨真实性的探究——经过他的团队的考证，发现即便是大革命时期的勒努瓦从圣吉纳维夫教堂第一次取出的笛卡尔遗骨，也很可能不是真的。这一点恰恰是前面所有研究者忽略的部分。 里切尔找到了当年居维叶为了求证真实性，而与勒努瓦的通信，在通信中发现了端倪：第一，勒努瓦很可能不在挖掘的现场，只是在圣日耳曼教堂准备接收遗骨；第二，特伦的记录中明确指出，当年从瑞典返回的笛卡尔遗骨是存放在一个铜棺中，还配有铜剑，但勒努瓦的记录显示，他们是在一个破败的木制棺材中取出了笛卡尔的遗骨；第三，勒努瓦指出的取出遗骨处，其实并不是笛卡尔墓，而是标识这个教堂中有笛卡尔墓的标识牌的位置。 也就是说，除了颅骨，即便现在安息在圣日耳曼教堂中的笛卡尔遗骨，也很可能不是真的。 然而。 1999年日本面孔研究院的创始人马场攸男，在东京举办了一次面孔博览会。他的观念是，信息化时代一方面压缩了空间和时间，但另一方面也让人与人传统的距离拉长，两百万年来人类主要的交流方式是面对面，以表情传递丰富的信息，但现在面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马场决定做一个面孔博览会，他邀请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也邀请到了笛卡尔的颅骨用于展出，在展出过程中，马场运用最先进的扫描技术，复制出了笛卡尔的面部。马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不知道里切尔曾经做过，这就相当于再次独立验证一般。塑形出来的笛卡尔的样子，不论与丹麦，还是巴黎收藏的笛卡尔的画像，几乎一致。 这说明？ 诚如作者所言，笛卡尔的骨头，或者说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加诸于其上的，其实是关于我们曾经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以及那些使我们分裂的信念、困惑和冲突。 西方世界是分析性文化，这给西方世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论何时都在自动地寻求确定性的知识和解释。然而，根据现代的科学和哲学理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理解的那些看似坚固、清晰、确定的东西（尤其是政治宣传的永恒的东西，简直就是五六年一变），事实上都漂浮与或然性的大海上，无论是核物理学、道德哲学、意识形态还是宗教，偶然性才是压倒一切的支配性原则。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即便知道了这个结果，也还是挡不住我们的习惯，始终会去追寻答案。也许现代的真正形象不是笛卡尔，而是福尔摩斯，试图从各种些微线索里还原出事物原本的样貌，这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习性。 实际上，不需要区分信仰与理性谁究竟更好，两者推至极端，都犯下过致命的错误，引发过大规模的灾难。关键问题在于，承认不确定性和或然性，承认我们会犯错，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伟大领袖也好，神圣教宗也好，精心策划也好，完美的模型也好，都会犯错，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不承认理性的错误和限度。承认理性的限度，人的限度，为道德与情感留有余地，才是能够拯救世界走向混乱和灾难的折衷选择。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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