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克伦威尔把军队开进伦敦，安定纷争，并召开了一次军政大会进行讨论。这次大会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各类人等都公开发言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许多十九实际才树立的宪政理念，在这一次大会中都冒了出来——穷人和富人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一个人不必服从他未参与建立的政府，各个选区平等，根据自然法每个人对他所见到的物品都拥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等等。 本来克伦威尔的观点属于中庸，认为基于财产的选举权才是稳定的选举，以及军队与国王之间应有的服从关系等。但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士兵的加入，使得大会的观点越来越激进——不少基层士兵和军官提出了应当彻底打倒国王平分贵族财产。克伦威尔与议会其它贵族之间、苏格兰长老会之间发生了争论，他们甚至开始鼓噪克伦威尔本人也被国王收买，军队开始有了哗变的可能性。 革命洪流在这个微妙关头发生了反转，民众、议会、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倒向了国王，集中起来反对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新兴军事实力派，认为他们的独裁专制远不具备国王独裁的合法性。拥有新式军队的克伦威尔只好开打第二次内战，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困难，他很快就消灭掉了所有反对他的力量，最终确立了他的军事独裁。 丘吉尔反思道，克伦威尔的胜利并不代表民主和议会战胜了君主制，而是相反，是两万名军人战胜了英格兰的宪法，宪政制最终演变成了地道的军事独裁。 第二次失败的内战，导致查理一世必须接受审判。克伦威尔也认识到，要安抚军队，就必须审判国王并定罪。查理一世不认可审判，当然参与审判的六十名议员也找不到审判国王的依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什么都要依循习惯，依循判例。英格兰的传统和习惯法里当然没有审判国王的先例，只能按照克伦威尔的强制命令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他在行刑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轻蔑的微笑，即便趴在断头台上，他用举手示意的方式命令行刑人操作断头机。——他在断头台上的表现，赢得了敌人们的尊敬。一百三十年后的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走上断头台时也是如此，她的微笑和从容，让最痛恨他的粗鲁军人们都暗骂：那婊子头也不回地走向断头台。 
查理一世一辈子都在反对议会民主，一辈子都在与贵族做斗争，到了临死，却突然变成了英格兰自由与传统的象征。他确实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或权欲，他是为了国王至高无上不可侵犯这个理念。这一年，中国进入了清代顺治统治，多尔衮为摄政王，正统领大军席卷中国南部各省，确立了四位汉人藩王。 查理一世的儿子当时躲在荷兰海牙，西欧诸多王室对他表示了同情。苏格兰则直接宣布他为查理二世国王，对他表示效忠。查理二世后来率领苏格兰军队与克伦威尔作战，无奈此时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如日中天，真是谁挡杀谁，不仅屠戮了爱尔兰，还两次血洗了苏格兰军队，几乎把正规军都歼灭了。查理二世只能出逃——逃离不列颠的路上，他得到了五十多个普通人的帮助——他们依然认他为自己的国王。 克伦威尔继续他的政治实践——对内建立服从自己的议会民主，扶持新教，对外联合新教国家，一致对抗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国家——实际上也就看着人家的殖民地。这个时期他拥有著名的海军上将布莱克，不仅肃清直布罗陀和地中海的海盗，还能完全击溃西班牙舰队，封住西班牙港口——从此时起，英格兰海军真正迈入世界之巅。 克伦威尔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他用军政取代了英格兰的王权-议会政治传统和法官自治传统，他也痛苦地发现，摈弃了这种传统的代价，就是不断加强军事管制，把行政管制深入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街区才行——非常类似我们的体制，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出身和所接受的教育又让他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有着天然的认可，这是他竭尽全力要保护的底限——随着军人管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基层人民和士兵提出要彻底平分王室和贵族财产，克伦威尔深知这就是叫多数暴政，看起来是追求平等，实际上却是追求权力。 军政的弊病就在于，统帅对将领，将领对士兵，都需要一种功能性的维系，统帅要有东西可让将领依靠，将领要有东西可让士兵敬仰，即便在和平年代，也需要树立共同的敌人，尤其是外部敌人来维持这种依赖。一旦找不到外敌，那么很快就是失控的内斗——集权体制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差不多这样。 克伦威尔凭借自己的军功和威望，尚能制约军人们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当他一去世，立刻就是天下大乱——这就是强人政治，军政管理，集权统治，抛弃传统与习惯法的人为强制平等，强制管理的模式的可怕弊端，随着强人下台或离世，每个权力交接的关头都是社会动荡。 在一片混乱中，保皇党人再次与苏格兰王国形成联合，对英格兰形成威胁。关键时刻，克伦威尔治下的蒙克将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是当时唯一具有克伦威尔的大局意识和沉稳气度的军人，更重要的是，他深刻认识到克伦威尔的矛盾性格和局限性，他知道需要恢复到从前王权-议会的体系上去。所以一方面指挥军队抵抗入侵，对内实行管制，另一方面，与查理二世开展了一系列谈判，核心议题是可以恢复王权，但不能引起动荡，对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加以否定。查理二世答应了所有要求——当然是策略性的。 之前争权夺利不休的各派系，居然瞬间就在国王复辟的情势下都统一了起来。1660年5月5日，查理二世到达伦敦。丘吉尔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议会曾经反对国王专权，并动用军事力量赶走了国王，其后，议会又自行纠正了过激的错误，迎接国王回家，并与国王议定了各自的权限——这才是英格兰的传统和习惯法——盎格鲁撒克逊体制极强的纠错能力和柔韧性。即便在克伦威尔军政时期，大家都认为法官才是最高权威时，法官们也不承认——因为习惯法和判例里没有这样的先例——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习惯法之上。 
接下来议会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解散克伦威尔那战无不胜的新军——铁甲军。这支能对国王和议会构成威胁的军队很快就解散并消失在人群中，相当一部分士兵可能去往了新大陆。其二是问罪当年处死查理一世的人。这件事很有意思——反而是查理二世主张宽容，但议会却主张严惩不贷。也能理解，查理二世毕竟是经历过了颠沛流离生活的国王，他懂得克制，也需要获取各方面的同情；新成立的议会，为了表明与过去的决裂，必须要拿出牺牲品来背锅。当初在判决书上签名了的六十多人，只剩下了二十多人，查理二世最终确认定罪了九个人死刑。但议会仍不满意，要求处死更多的人——查理二世只好同意，把已经去世的克伦威尔和几个当年的执政者，从坟墓来挖出来进行惩罚，以死人来代替活人受罪。查理二世非常清楚，现在不断怂恿他杀人的那批议员，当年也都不断怂恿过克伦威尔杀国王，但他明白这就是政治。
同年，中国的顺治帝下令严禁人民自由结社。 之后，英格兰政局上分裂为以保皇派为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新议会派为首的改革派，这种分裂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分别称为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来源。这两派也促成了英格兰宗教的分裂，奉行国教一统天下和奉行教派多元与宽容。查理二世本人主张宽容和无为而治，因而给了议会以前所未有的权力。 1665年，英格兰在海上的贸易活动与荷兰发生冲突，两个在克伦威尔时期的盟国，现在需要在海上一决高下。然而荷兰此时拥有不朽的海军上将德莱特，德莱特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为荷兰顶住住了英格兰的舰队进攻，甚至于在1666年，顶住了英法两国联合舰队的进攻。法国此时当政的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即便是他发动陆地进攻，也没有能够动摇荷兰的根本。荷兰的战船甚至把战火烧到了泰晤士河口，这是英格兰过去两百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之前还只有祖先撒克逊人这么干过。 战事上的暂时失利，导致查理二世的保皇党议会倒台，改革派组织了新议会，再次开始了一轮内政争斗——基于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的斗争，斗争中又一批坚定的天主教信徒被送上断头台。不论是坚持宽容政策，还是坚持统一政策，都为后续议会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做了坚实的铺垫，这个要命的问题就是——于1678年出台了《人身保护法》，强调并维护个人不受政府随意逮捕的权利，只要法庭根据现行法律无法给人定罪，就必须予以释放——这也是议会各派系激烈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却为保证国王、政府、议会总能听取和收集到反对意见，确保权力不会走向极端，提供了最为坚实的保障。 可以看到，议会和陪审团制度从诞生至此时，短短的两百余年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争权夺利、频繁争吵、朝令夕改，也从来没有显出它有多强的效率，能提高多少GDP，表面上显得很不和谐，往往还显得十分低效。但恰恰是这批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议会和陪审团的争吵不休和朝令夕改，逐步地理清了王权、贵族、议会、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在执行层面上的意义，他们仅用了两百余年时间的实践，摸索出了宪法大纲、人身权利等一系列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模式。 议会的一个关键功用即是，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议会机制的相对可控和和平的斗争模式，始终在推进英格兰内部政治机制的进化。每一次派系或观念之争，就相当于一次光荣革命一般，持续累进地推进人们对政府和法治机制的认识和实践。相比之下，中国同时期明清时期超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则要么是死水一潭，要么是生灵涂炭的动乱，所有的政治实践并没有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形成积累，并没有增进人们对政治和法律运作的知识。 这一年，清帝国的康熙皇帝在位，刚刚把郑经和刘国轩赶到台湾，清初一代文豪李渔去世，敝号推介过他的《闲情偶寄》，其实他更知名的作品是《肉蒲团》。如果那个时候能翻译成英文，估计查理二世会非常喜欢——查理二世虽然宽容无为，但却是出了名的淫乱宫廷之主。1669年，英格兰已经控制了新大陆的几乎整个东海岸——他们通过四个公司建立了四块最初的殖民地，又从荷兰手上夺取了纽约、新泽西。 查理二世去世后，没有合法的子嗣，他有一个私生子。于是顺位王权继承人是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这就是著名的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居然是个天主教徒，之前议会也好，国教也好，贵族们也好，都不希望这个天主教徒成为国王，但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詹姆斯二世远比他无为而治的查理二世哥哥要能干，竭尽全力要恢复王权的威严。他率军平定了查理二世私生子发动的武装叛乱，其后强行要求议会通过法令设立直属国王管辖的常备军，增加王权的武力威慑。他掀起教会与议会的派别之争，以进一步加强自己作为平衡二者的政治地位，并停止召集议会，安插天主教徒进入重要岗位。 这一系列作为却反而让议会越发警惕，国教教会也开始向议会靠拢，一股反对国王的国教和新教联合体逐渐形成。这其中也有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的原因，由于路易十四一心要恢复昔日查理大帝的版图，持续对外作战扩大领地，在国内则为了压制反对意见，实行不宽容政策，严格信奉天主教，迫害其它教派。导致大量的新教徒逃难至英格兰，这样一来更加加强了英格兰国内的新教和国教势力——他们都恐惧英格兰的天主教化。 
因此，1688年，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看起来詹姆斯二世拥有常备军，更为充实的国库，且在外拥有法国和爱尔兰的支持，但在内部，一个广泛的涉及所有国内各派别的反国王联盟已经形成——最为重要的，他们与欧洲大陆的反法联盟遥相呼应，这个反法联盟中，居然还有雄才大略的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他居然对法国镇压迫害新教徒的行为不满。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反国王联盟，较之前两百年的反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更懂得分化和瓦解策略，都更懂得谋定而后动，都更倾向于无须动用武力即迫使国王妥协。
詹姆斯二世颁布了两次免罪令，其目的是为迫害非天主教徒提供庇护，为一切宗教不宽容提供法律支持。这个免罪令不仅违背了教皇的旨意，同时也激怒了英格兰天主教的主教大人们，他们不甘心做国王手中的鞭子，于是全体一致拒绝颁布免罪令。詹姆斯二世发火，要求对所有主教进行审判。谁知法庭宣布主教们无罪——英格兰理智、独立、不屈服的议会及陪审团运作机制已经开始彰显其威力。 引爆抗争的，是詹姆斯二世生了个儿子——几乎所有英格兰贵族和臣民都绝望了，这就意味着詹姆斯二世还会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依然是天主教徒国王。反国王联盟此时已经渗透进了国王的军队高层，皇家禁卫军也有一些将领不赞同国王，他们联络了同盟的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恳求他出兵帮助英格兰反对自己的国王。 威廉是荷兰王室，娶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为妻，玛丽时为荷兰女王。威廉自幼成长于严酷的政治氛围之下，身体孱弱，还有些跛脚。这个身体虚弱的青年，却有着勃勃的雄心和无畏的勇气。他不近女色，对自己的妻子荷兰女王玛丽由衷喜爱。也正是玛丽的建议和牵线，使得他得以能够在荷兰遥控英格兰反国王联盟对国王军队的和平瓦解工作，历时四年之久。 当联盟向他发出出兵要求时，奥兰治亲王威廉面临一个抉择，如果法国下一步要进攻荷兰，那么他就无法分身去支援英格兰议会，如果法国进攻德意志，那他才有机会。于是乎，这个决策又取决于詹姆斯二世，如果他愿意与法国结盟，那么法国毫无疑问会进攻荷兰，如果他与荷兰结盟，那法国就只能去进攻德意志。詹姆斯二世犹豫了，他想和法国结盟，但又出于爱国热情需要对抗法国。结果法国的路易十四把兵锋指向了德意志。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得以出兵英格兰——詹姆斯二世的犹豫断送了自己的王权。 威廉出兵之后，英格兰国内的教会、贵族以及民意汹涌而来，全国上下都是反对国王的声音，要求国王停止迫害新教徒，停止一切扩大王权的举措。 1688年10月，奥兰治亲王威廉率军登陆德文郡，詹姆斯二世立刻组织他的四万大军予以对抗。然而，瞬间几乎大部分将领都倒戈了，各地贵族纷纷起事反对国王——反国王联盟长达一年的工作没白做，就在国王眼皮底下瓦解掉了他看似强大的军事力量。詹姆斯二世变成了孤家寡人，只身潜逃，且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英格兰。勇敢无畏的奥兰治亲王威廉接续了王权。 这一年，清帝国的康熙皇帝亲征准格尔，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委派了六位科学家访问清帝国，后来路易十四还亲自写了封信给康熙表达问候，但后来因为英法战争爆发，没有能送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