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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举例他的一个病人就是如此，对于所有事情都在寻求模式，要是能计算出教堂钟声余韵与敲打之间的数字比例关系，或者能画出黄金分割比例的线段时，他就感到极其快乐；他最喜欢的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家里或者是自然界，记录湿度、温度、降水和风速，记录了几百本这样的笔记。——如果环境得当，这肯定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叫零度共情能力，高度发达的系统化能力。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接触过一个类似的例子，这位哥年纪一大把了，不出去工作，在家里呆着，也没有朋友，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数学问题，研究了也从来不去发表或者公开。我因为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他，找他玩。他给我展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出任一大小的数字相除之后，最后六位数字会是多少。为此他写满了堆起来有一尺高的手稿，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他列举的数字结果，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公式里有一个常数是109376。 好像纪录片频道也有过一个系列介绍这样的孩子——星星上来的孩子。 为什么零度共情，与高度的系统化能结合到一起？因为寻找模式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本能，人总会发现世界上各种重复的模式，因此也就会习惯于寻找模式，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模式就是系统化，系统化一般是通过观察来发现，或者是观察再加试验操作发现。 现代心理学也把这种系统化倾向分成了各级别，最高的第六级，就属于那种严谨至极的科学家类型，对任何有模式特征的东西都会痴迷。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天赋——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信息面前，这种人格能够更快地发现纷乱信息后面的模式。如有的孩子可以连续两个小时盯着洗衣机转动，一旦叫他离开，还会尖叫拒绝。 所有高级别系统化的人格，既有发现模式的天赋，同时也有重大缺陷——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旦面对变化，甚至可能崩溃。他们只能接受真实的信息，非对即错，对真理极其关注，可以不计代价追求真理。他们的世界是严密界定的，没有含糊和灰色，也没有闲谈和比喻，他们尤其不会去注意类似他人的情绪和感受这种缺乏规律和模式的事物。而共情能力恰好就是人类能够容忍错误、容忍模糊不清、善于应对变化的一种能力，需要人去发挥想象判断和推断他人想法和感受的能力。 所以，共情能力高的人，很难做到高度的系统化和模式化，相反，高度系统化和模式化的人格，自然就很难做到共情了。下属父亲去世了，报告上级周日去参加葬礼，一个符合当前成功管理者要求，同时也是缺乏共情能力的人的回复则往往是这样，哦，那周一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同样的，回想一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坚定与小资产阶级父母划清界限甚至参与毒打父母的小将们。 其二，另一类正面的零度共情状况是典型自闭症，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他人当做物品而非同类。你伸手给他，他可能会把玩一下你的手，就把你的手当做物品，而非一个人的手，也不会联想为什么别人会伸手来。自闭症是一种严重的共情能力缺失，这类人既无法识别他人的情绪，更谈不上如何做出恰当反应。 阿斯伯格综合征与典型自闭症，迥异于边缘型、精神病态型和自恋型人格的地方，在于二者可以发展出一定的道德能力，甚至由于系统化程度很高，会发展出自己一套超标准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是他们自己的逻辑构建的，严丝合缝，不容钻空子。科恩指出，人类历史上诸多伟大的艺术创作和科学发现，都是这两类人的贡献。 同样是缺乏共情能力，为什么有的人会走向三类负面状态，有的人会走向两类正面状态？ 遗传是一个重要因素。精神病态型大约有50%的遗传，边缘型人格有70%的遗传。在寻找共情基因的同时，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攻击型基因，攻击行为常常与神经突触间血清素过多有关，参与血清素清理的基因为MAOA基因，MAOA基因有一种MAOA-L型导致MAOA浓度降低，从而血清素增高，导致攻击行为增加。这个基因也被称为“武士基因”。 科恩通过基因测试的系列实验，发现了4组基因与共情能力相关，还发现了6组基因与自闭症有关。 以上就是科学层面的发现。接下来看恶行又是如何从社会因素中产生出来的。 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按照上面所述的系统化机制建立起来的——为了特定目的存在的组织，把诸多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完成特定的任务。包括我们当前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也都是用系统化的方式搭建起来的。系统化的方式的优势是高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没有系统化机制，就不可能有人类今天的成就。 也正如科恩指出的，系统化机制越强，系统的共情机制就越弱，这一点，不但在个人脑结构中存在，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我们可以把国家体制按照系统化的强弱排成一个序列——依照系统化程度的逐渐增强，从非洲土著民族的社会形式，一直到西欧国家形式，到英美模式，系统化程度较强的，当然是中国、朝鲜这类社会主义国家形式，而极端则是斯大林苏联和纳粹德国形式。 共情机制在社会体制上的表现，就是容错机制、个人言行自由度、文化氛围的包容性和宽容程度——不要忘了，所谓共情就是承认不仅有我，还有别人，还有别的想法，别的观念，别的情绪和感受，这种承认本身就是一种容纳力和容错能力。 这么一排下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说系统化强度与共情强度是反向关系，且在社会体制上也同样适用了。 社会的系统化机制，通过设置单个人在组织内的岗位，责任和职能，把完整的人格分裂开来——实际上组织只是用了你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的全部——所谓八小时内外。到现在，党可能还要管到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系统性很强的组织（如政党、投行、军队）更是如此，任何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这里不能容纳个人的想法，一切都是组织观念和命令的体现，每个人都是螺丝钉。每个人在系统中的言行的唯一道德来源，就是上级命令。不遵从上级命令，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这个时候，个人的外部职能与其内在价值观和理念完全分割开来，也就与个人良知和常识分开，得以能够做一切组织要求做的事情——他甚至都可以不用负责。 这种系统化机制，必然可以导致正常的人的共情能力暂时关闭，甚至很长时间关闭，完全执行系统的要求。 系统化机制既有组织模式，也有其他模式，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宗教，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这种严格的宗教形式，高度地系统化，高度地不宽容，通过宗教灌输、仪式等方式，激发人的系统化狂热，完全脱离常识与良知，自然就可以做出任何需要做的事，包括残酷的暴行。 就像敝号介绍过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说所述，运用制度和流程把人与生动的现实隔开，是让人只有组织性质而脱离人性的关键。就像纳粹的杀人生产线上的操作员们一样，在战后审判时，A说，我只是列了个犹太人的名单。B说，我只负责抓捕犹太人，送他们去火车站。C说，我只是打开车厢门，让他们下车。D说，我只是按指示打开淋浴喷头，我不知道有毒气会出来。每个人确实不知道这条生产线的最终产品是什么，每个人都遵从组织的意图，其实每个人都尽职免责了。 我们今天也在说，什么都是体制问题，是制度问题。问题在于，体制和制度不是人，不是道德主体，体制和制度没有道德责任，我们没有办法惩罚体制和制度，我们只能惩罚人。体制和制度没有良心，不会后悔，也不会惭愧，只有人才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必要的守护，守护什么？同情心，共情能力，生存的常识。如果大家都是集体主义，组织的一个螺丝钉了，都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了，那么是谁在保证这个组织，这艘船，不会撞向暗礁，不会驶向毁灭——然后就说命不好，每个人都说当时是没办法。 事实上，相比脑科学的原因，社会因素对于人的共情能力缺失，影响更为广泛——它可以把正常的人变成零共情的人，可以把原本正常的共情功能关闭，消除人的内疚、惭愧和悔恨心理，达成目标可以不惜代价和手段，我们的同类可以被变成“必要的代价”，包括我们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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