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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政府在期间扮演的角色也一样，08年金融危机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不论SEC还是美联储，都还在畏首畏尾地考虑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权范围的问题——当然，反过来说这是一种体制优势，杜绝独裁和一权独大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不是08年的美国政府较之八十年前更加集权，可以容忍不经立法程序的行政干预，可能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会糟糕很多。危机最为紧急的关头，需要尽快让第四大投行雷曼破产倒闭，相当于截断导火索一般，不论是财政部还是SEC，都不敢下这个命令——他们依然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私人企业的决策。最后是高盛出身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下决心，不管国会或媒体界会如何评论，也要坚决压迫雷曼宣布破产，这可能是金融危机期间最重要的一个主动干预性决策。 加尔布雷斯接着又分析证券供应问题——主要是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股价上涨是因为证券供应不足。那么既然一般的公司股票供应不足，那就应当创造更多的供应，这期间就是大公司的作为。创造证券的方式有两个，其一是对现有行业的兼并重组扩张，引发资金需求，发行新的证券。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正经历着第二轮兼并重组潮，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公用事业，如水、电力、煤气、公交、奶制品等，这些公用行业主要通过控股公司的并购，逐步结成了跨区域的大系统。这是典型的市场自发式的大联合——公用事业属于自然垄断型行业，同一座城市一个自来水厂，总比五六家自来水厂各自修建管道的成本要低。加尔布雷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用事业行业的大联合，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地方政府的职能缺位和管理不足。因为美国地方政府自治水平较高，小政府意识又很强，只要州议会、郡议会不同意，就不会投钱做任何民生事业。因此这些长期缺乏资金支持，管理支持的地方公用事业，就倾向于合并做大。主要方式是控股公司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购买这些地方公用事业公司的股权，可能控股公司上面还有其他控股公司，最终形成一种复杂的控股关系网络。第二个方向是类似百货店、电影院这类的，主要是通过开设连锁店的方式进行扩张。 创造证券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投资信托，这与前面说的兼并做大或扩张企业没有关系，它不过是新成立一个公司来重新分配存量的公司股票，它可以使自己发行的证券金额，远远多于信托公司所持有的其他公司证券的金额，简单说就是卖给投资者的证券多于它买进的证券，由此创造出了证券供应。信托投资公司本身的供应能力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信托投资带来的杠杆效应，即信托投资的股权债权结构（即同时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和债券）决定的杠杆率，可以使得普通股的收益率达到300-800%。于是乎，来了。后来的08年金融危机本质与之相同，只不过工具花样更多，关联更加复杂。 加尔布雷斯专门列举了高盛公司在此期间的作为，这可能是对于高盛公司最早的研究。高盛公司在1928年以前一直都是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人公司，此前都没有从事过信托投资，到大崩盘前一年才加入到信托投资领域，但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先是在1928年年底发起成立高盛贸易公司，发行1亿美元证券募集资金，两个月之后就膨胀到两倍，紧接着继续成立了三个类似的信托投资公司，1929年的第一个月就发行了2.5亿美元证券。其后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参与到这些信托投资股权中来的，既有资本家，也有政客，还有律师，以及未来的总统们。——一个新时期的郁金香狂潮。 于是1929年第二季度，股市涨了整整一个季度。短期贷款利率又到了12%的水平，全世界的资金都被吸引进来参与股市投机。反观当时股市，涨得最厉害的大多是制造业如通用电气、杜邦、福特、美国钢铁、电话电报，确实不像一些警告的人提示的那样危险。学界倒是保持了相对冷静和反对——常青藤联合会专门发布了对股市前景的谨慎说明，预测可能到来的衰退。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则直接说，股价已经达到了一个永久高位特征的价位。华尔街唯一赞同此观点的只有国际承兑银行的保罗·沃伯格，他呼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投机狂潮，否则可能发生导致全国大萧条的崩盘。 这些细节都与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 加尔布雷斯颇有文思地放慢叙述节奏，开始描绘大崩盘之前美国核心城市的文化与生活——全民投机，赚钱成了这个社会唯一的目标，于是政客忘记了政治，律师忘记了委托人，教师忘记了学生，医生忘记了病人，即便连女人都忘记了虚荣。虽然最终参与投机的人数并不多。 9月5日，一直上窜的股指和股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掉头向下跌落。之前预言过崩盘的统计学家巴布森再次强调，一次大的萧条可能要出现。不过很快声音就被华尔街抵制住了，即便连欧文·费雪也认为不会出现崩盘或者萧条。因为其实股市下行一直呈震荡状态，没有几个人真认为是熊市到了，绝大多数人都仍然乐观。所有人都看好美国繁荣的经济基本面，股市不过是过去几年经常出现的震荡而已。乐观几乎是所有当权者在危机之前的态度。 震荡到了10月份开始形成下行趋势，从10月21日开始，自动报价机开始跟不上下跌行情速度，造成了小范围的恐慌抛售，大家开始等待“对股市有组织的支持”——就是类似花旗银行的米切尔曾经所做过的单方面注资一样。10月24日，短暂上升之后，又开始了全面恐慌抛售，股价直线下跌，随即开始了全面恐慌。这一天中午，有一位刚刚离开纽交所观光长廊的游客——温斯顿·丘吉尔。四年前，正是他极力主张美联储放松银根，催生了这场泡沫。 24日中午，银行家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议联合救市。因为1907年的大恐慌中，就是老摩根开会说了一句，是时候制止灾难了，于是力挽狂澜。现在老摩根已经去世多年，大家也仿照着他的行动，为股市增加信心。银行家们的行动是有效的，很快就止住了猛跌的态势。当然，政府也好，华尔街也好，一再强调股市的表现是技术面的，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下的当局，都会是这样说。 10月28日周一。居然又是狂跌——加尔布雷斯说，崩盘就是这样一种事情，持续时间很长，事态还不断恶化，前一天你以为最坏的时候过去了，到第二天才知道那不过是开始。银行家们又开了一次会，但没有做出具体行动的决策。10月29日周二，比周一更为恐慌的暴跌，从实业公司股价，一直到信托投资公司的股价，一路狂跌。银行家们在周二连续开了两次会，开始解释，银行业的目的不再是稳定股价，而是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作。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开会的银行家们回去就开始主动抛售股票。 由于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投资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涌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投资信托公司股票来供应市场，这些股票相对于实业公司股票而言，实际价值当然要低很多，往往除去债券和优先股价值以外就没有什么价值创造了。当股市开始暴跌，大家急于出手手中的证券以换取现金，却发现投资信托公司类的股票很难找到卖家，只有诸如美国钢铁、滨州铁路、福特、标准石油这类股票还有市场，所以就竞相抛售实业公司股票来获取现金，以便缴纳不断被催缴的保证金。因此，反而导致经营还不错的实业公司股价大跌——这就是格雷欣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劣股驱逐了良股。实业公司股价大跌，又引发实业公司经营现金流的困难，这就实现了股市动荡反过来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传导。 可以看到，股市上升时期来推波助澜的投资信托公司，这些大投机商，正是股市下行期加剧动荡和扩大传导的罪魁。 加尔布雷斯感叹道，银行家逃避不了职业的命运，因为银行家不见得受人欢迎，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一名优秀的银行家很可能不讨人喜欢。反过来讲，老百姓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的钱托付给一个到处讨人欢心的人，而宁愿托付给一个敢于拒绝别人，不愿与各种人都有往来的人。银行家必须是冷酷无情、严厉算计的人。 下跌一直持续到1929年11月中旬，虽然显示出了探底的迹象，但商品市场也已开始萎缩，工业生产指数也持续下降。胡佛政府从有组织地支持，到有组织的安抚，过渡到了有组织的宣告——也展现出了美国当时的体制在处理这种系统性问题上的部分功能失常——类似2020年的疫情。胡佛政府除了稍微降税以外，就没有其他行动了，几乎是用了一系列名义上有效但实际没有任何行动的会议来取代了政府本可能采取的行动。 对此，加尔布雷斯不惜用了五千字的篇幅，颇有马克·吐温感觉地扯谈了有关各类会议的分析，非常有趣。如：有很多会议之所以要举行，不是因为有问题要解决，而是因为有必要营造一种正在解决问题的氛围，这样的会议不但能够取代行动，甚至还胜过行动。如：凡是交流思想的会议都是有益无害的，几乎很难找到可以说没有思想交流的会议（这种幽默特别的冯古内特）。如大企业的执行官们召开务虚会议，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觉得某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非常重要，这种会议的意义不在于交流思想或者得到支持，而在于一种严肃的行使召集会议权力的责任感；领导人的报告即使平淡无奇，内容上的欠缺也可以用权力来弥补。如在一个健全、有效的民主政体里，某些在不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候佯装采取行动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等等，挺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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