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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个很神奇的地方，从帝王角度看，一是有泰山，二是有蓬莱。泰山的话，历朝至今，皇帝都喜欢说自己这朝是盛世，盛世的标识则是泰山封禅，封禅就表示王朝兴盛之至，主上无比圣明。圣明之后，接下来帝王的追求就是长生不老了——继续向东，要么找仙人，要么找方士，吃丹药。 汉武帝接着秦始皇就开了这么个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这次封禅中被意外贬斥的——大约是因为司马谈坚持封禅礼仪的原本规程，而汉武帝想创新。所以，司马迁整个冷眼旁观封禅的过程——各地官员献祥瑞，不断报送好消息论证盛世已到——那个年代是麒麟出现，或者挖出个鼎啥的，现在其实也有，只不过换成了好看的统计数字、群众发自肺腑的感谢之情等。后来封禅的过程，司马迁也一句话带过，看上去挺喜庆，很成功，没有出现什么其它的意外。只不过汉武帝最宠爱的霍去病的儿子霍壇在封禅后第二天就离奇地暴毙。 司马迁一生之痛就在李陵事件上，他确实是因为为李陵平反而震怒汉武帝，导致身遭宫刑的。这其中也有司马迁的个人私见——他不喜欢贰师将军李广利，而李广利恰恰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之所以要把这么一个并没有什么带兵经验的人推到对抗匈奴的第一线，并且为他配备当时最强悍的将军团队来辅佐，很简单，找理由创造机会让李广利有资格封侯。李广利其实很尽力，但他带兵确实远不如卫青霍去病，连李广可能都不如。两次大的失败都是因为迷路造成的。 李陵也是一个在汉武帝身边成长起来的贵族侍卫，他一心要觅封侯。汉武帝本来也想栽培他，把他派到李广利身边参谋，然而李陵少年志高，不愿意屈居李广利之下，非要自行带兵，与李广利兵分两路，为李广利减轻正面战场压力。汉武帝前后两次调整对他的支持方案，实际上也是尽了心，给他配备的五千步兵，可谓当时汉朝最强悍的步兵方阵了，不然他也不可能在三万匈奴围攻之下还能坚持那么久。 李陵的不幸在于，他确实低估了大漠作战的难度系数，很快就身陷重围。他的五千步兵斩首匈奴四千级，击败无数次围攻，最多是一天发出去五十万羽箭。刘勃算了一下，那几天时间李陵部队用去的铁，相当于汉朝全年产铁量的5%，相当于唐代一天全国产铁量。不说战事如何激烈，光看看人家这装备就知道了，有点像两千年后的朝鲜战场。 本来要安排去援救他的路博德，则因为是李广利的人而不积极接应，导致李陵最终兵败被俘。他没有自杀，而是留在了匈奴，以便下一步计划——他的爷爷李广当年就是这样，被俘之后找机会逃走。 然而命运又捉弄了他。汉武帝为了寻找他，要李广利安排人去寻找他。李广利派的人是公孙敖。公孙敖是谁，是当年卫青为了重用他，而让他替代了李广的位置，导致李广兵败自杀的人。这个害了李广的哥们，接下来又把李广的孙子给害了——他道听途说匈奴那边俘虏了一个李姓将军，已经投降了，正帮匈奴训练军队。他赶紧把消息报告汉武帝，汉武帝震怒之下，杀了李陵全家。 这下让李陵彻底断绝了回程。他后来知道是公孙敖的问题，也把消息传回了汉武帝，那个投降的将军是李绪，并不是李陵。然而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 司马迁对李广利看不来，影响到了他对李陵的偏爱和支持。他言辞激烈地支持李陵，从而获罪。他可以说也是间接地被汉武帝对李广利的偏爱给害了。所以，到史记结尾了，李广利因为卫太子发动政变失败，被归为太子党，全家也被汉武帝抓了。李广利正率军在外，得知消息了，也跟当年李陵一样，索性投了匈奴。司马迁很开心地记录了这笔账，这可谓是能把汉武帝的脸打得啪啪响的账。 李广利后来还是很英雄气概的，他临死之前仍然诅咒说，我死必灭匈奴！死后不久，一场瘟疫就降临，大批牛羊死亡。单于出于恐惧，把李广利作为一尊凶神供奉了起来。 其实，感觉能代表汉武时期士人气概的，不是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的言语，反倒是主父偃这个酷吏的一句话：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史记的历史地位，除去上面那些精彩片段所揭示的文笔之外，最重要的在于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撰写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国度历史的范式——纪传体。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只有两种历史书写方式，其一是尚书模式，就是把古代君王贵族们的讲话、报告和记录直接编纂起来，相当于文献集。这种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历史书写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资料整理方式。其二就是左传和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即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一年地写下来。这种方式当然好，不过很麻烦的就是，一年里不相干的事情也很多，纷乱复杂的，都得记录下来，变成流水账。 司马迁之强悍，就在于他采用当今我们称之为模块化写作的方式——把历史事件分为五种不同的写作模式——本纪（帝王及家族传记）、表（同一年各类事项列表，按时间顺序）、书（针对重大问题写的论文，一共八篇）、世家（贵族家世传记）、列传（名人传记）。他把历史写作的核心重新树立为“人”本身。 在时间分段上，他也很明确，划分为五个阶段：从黄帝到西周灭亡为第一阶段，这几乎都是传说和神话，最近的公元前771年也离司马迁有六百年之久，况且司马迁本人也没有见过甲骨文、金文这些真家伙。第二阶段是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475年，春秋时期。第三阶段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士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第四阶段是最重要的，公元前221年到刘邦去世，这是中国创造出一种全新社会制度的阶段。第五阶段则是从刘邦去世一直到汉武帝时期。 司马迁这种模式，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的历史书写模式。乃至五大类型纪传的笔法，起承转合，后世也都是照搬。比如，项羽本纪的开头：项籍者，下相人也，子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然后再看看后世的各种写法——李娃传：汧国夫人李娃，长安倡女也。聊斋志异：王子服，罗店人，早孤，绝慧。三国演义：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他写人物可谓一绝，绝就绝在，很多场景和细节，其实肯定不是他见到过的，甚至也不是其它方面有记录的，但他能描写得那么细致——作者列举了赵高如何在嬴政驾崩后操作，劝服李斯一同篡改诏书，改成胡亥继位二世这一幕，非常细致，让人感觉到真实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司马迁非常注重逻辑，每个人的行动和决策，都有其缘由，都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也符合常人基本的心理状态。司马迁通过对话来展现三个人的内心状态，手腕非常高明——后世却没有几个人学到这一手，倒是在十八世纪西方小说中被用到极致。 司马迁的文字所能带给人的东西，远比他写的要多，或者说，他所表达的东西，远比他写的多，他写的，也远比他想到的多。这可能是文学才能做到的事。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司马迁的风格，司马迁有很强的偏见，他会把他喜欢的人，喜欢的故事，描述得非常好——借用美帝一个普通小学二年级教师给孩子的评语——you’ve got great descriptive language；他也不会落下他所厌恶的人的美德美行。 偏见和实录并不矛盾，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各式各样的偏见并存，总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好——当然，至今这一点都挺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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