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个性的发展，密尔认为个人没有什么责任，关键在于外部社会和政府不能滥用权力和影响力，压制个性的发展。一个社会中精英和杰出头脑的数量，一定是与这个社会中行为乖张和怪癖的人的数量呈正比的。唯独在这方面，密尔上升到了他所不太喜欢的价值领域——剥夺个性的发展，实际上是剥夺了一个人作为人的乐趣。缺乏个性，人作为人的能力也就凋零了，一句话——行尸走肉。——由此我联想到一些特定岗位上的人，即一个表情可以保持三四个小时不变，交流一个小时你也不会知其所想，知其所言，知其所好的那种人——scary。 任何制度或体制，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压垮个性自由发展，那么不论它是秉承了什么理念或上帝的意志，都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消灭了专制本身可以存续和发展的空间，社会机制变得不可改变不可撼动，最终只能通过全盘否定的方式被革命掉。 密尔指出，习俗是什么？习俗就是从前某个阶段被视为标新立异的东西。人类道德、理性的动态就在于，不断以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发现来调整自己的经验。不可否认，当前的英国是大多数循规蹈矩，遵从习俗的人所维系的，但当前的英国，一定是少数拥有创造力的人开创的，也必然需要依赖拥有创造力的人阻止它的衰落。习俗本身并不导致僵化和衰落，而当遵从习俗的要求开始压制个性与多样性时，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这方面，很不幸，中国成了密尔著作中屡屡举出的失败的例子，他一再提示大家不要陷入到中国式的停滞中去——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我认为有必要复述他所说的，虽然他是观察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但其中提到的观点，对现在的中国也不无裨益： 我们有中国这个前车之鉴，中华民族富有才能和智慧，在很早起就配备了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是一些杰出的人物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最开明的欧洲人也必须尊重他们。他们的不同寻常在于，他们能找到绝佳的办法，把最佳的智慧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中，并让那些拥有最多智慧的人来占据职位和荣耀。能做到这一点，无疑他们中的杰出人士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可是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变成静止不动的了，维持现状达一千年之久。他们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自由、个性与多样性的容忍度，用同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所有人的思想与行为。早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拥有更大的个性和多样性。中国衰落的根源，在于趋同性。他们为了维持帝国权力架构的稳定，宁可损失个性与多样性，放弃进步…… 这是密尔描述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看到这里，除了说四个自信，真不好说什么。 探讨完思想自由、个性自由、个人联合行动自由这三大主题之后，接着就是社会与个人，也就是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了。与个性自由那章不同，这里密尔回复到了英国传统的细腻、严谨、平和的论证方式。 他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社会的。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因此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不可损害他人利益，第二，保护社会及他人所需付出的代价承担自己的份额，就是诸如纳税、兵役这类必要的事务，第三，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了损害，尚未达到法律制裁程度的，承担道德和舆论的指责与监督。除此之外，都是个人行动自由的领域。 密尔花费了两章的篇幅来逐一探讨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干预情况，这中间的交叉地带非常之多，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领域也正是专制主义或者集权体制用于反对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密尔认为，秉持保护自我和他人这个基本原则，尽可能地把政府和社会所能覆盖的领域缩小，这是维系社会和个人创造力与多样性的关键。 政府干预要缩小到什么范围呢？第一种情况，个人或社会办理，比政府办理更有效，更好，当然政府就不要管，这种情况很多，大多数市场领域的事情都属于这个范畴；第二种情况，个人或社会办理不一定比政府办理更有效，但，政府还是尽量不要管，这种情况也很多，如慈善、区域性公共服务、陪审团制度等，密尔认为，让个人自主从事这类公共性质的事业，可以增加对公共事业开发模式的试错，可以激发更多公共事业自给自足地发展，而不是一味依靠财政供养；第三种情况，就是大家都普遍认为的，应该政府来管理的大公共范畴。即便是这个领域，密尔也主张尽可能缩减——因为不论意识形态，任何体制下的政府都有扩大权力，集中资源的倾向，而政府本来就是人构成，很容易沦为单一党派操纵权柄和资源的工具——促使政府专制化和集权化，进而走向思想和言论自由、个性发展自由的反面。 密尔进一步预言：行政机器构建得越是高效和科学化，网络能力最强的高手来操纵这个机器的安排越是精巧，其祸害就越大越深远。如果一切社会事业都掌握于政府之手，如果最杰出的人才都进了政府机关，那么这个国家所有文化实践产生的智慧，势必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社会上其余的人势必在一切事情上仰仗于政府，都要听从它的指令，大家都习惯于政府给他们办好一切事，责任与矛盾也就全部集中于政府。这样，不仅社会群众越来越缺乏自谋生存的能力，也越来越缺乏监督批评这个官僚机构的能力和方式。最终，政府自己也无力实施与官僚利益相反的改革。 这样的政府时常会以民众没有能力为由来扩大权力，民众则会因为政府无法解决一切事务而抱怨。这样的国家不能经受一点风吹草动，必须严控一切可能的骚动，这就促使政府进一步钳制自由。于是一旦矛盾累积到无可附加的地步，就会是剧烈的动荡。——他是根据当时俄罗斯沙皇改革的失败来推导的。 密尔是一个生活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人，那个时候英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逐步建立起世界霸权，大家一片高歌猛进、正能量和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下，他能够看穿这一切背后隐藏的专制化、集权化力量，并预言到这种力量在二十世纪可能导致的灾难。 相反，那些民众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因为人民习惯于自己处理事务。他以当时的美国为例，即便这个国家某一天中央政府没有了，各个区域的美国人也可以很快建立一个新政府，接替原有政府的各项必要职能，整个社会依然会正常运转——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美国社会自治程度之高，普通美国人动手能力、协作能力之强，你不去接触是无法体验到的。——联想下疫情期间美国的现状，我们嘲笑归嘲笑，自豪归自豪，反思下来应该看到，在总统和联邦政府，甚至是部分州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基本完全是靠自治和协作来抗疫和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抗疫这件事上效率显然不如我们高，但美国的社会一切也一样照常在运转，这种机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社会成本、财政负担显著低于我们。 密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国家一个显著的优势是，他们形成了一种结构，能够把全国民众的经验和实际能力整合起来，越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政府也越能汲取民众的智慧。而不像集权国家那样，分明地分裂为“无所不能”的政府，与“嗷嗷待哺”的民众两个层次，他们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创造性才能和社会的多样性，他们是把全体国民训练为一个有纪律的整体，没有差异，目标是实行统治，而不是人本身。这个体制越完整，则每个人就被禁锢得越深刻——统治者自己也一样。 他最后甚至得出了一个近似于我们的老子，或者说佛学的观点：越是严密监控、无所不干的政府，越难以达成对社会的治理；要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大治，政府就应当是放手与分散权力，为个人和社会腾挪可以发挥功能与试错的空间，让民众的自治能力与智慧得到培育和提升。 我想，正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体制能够容纳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的存在，才展现出了这种体制的鲁棒性和持久性。 最后，引用这个一百五十年前的政治学巨人的两段话： 从长远看，一个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是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不致力于把个人智力的提升和扩张作为基本利益，而只求在管理技巧或事务细节中求得改进，一个国家如果致力于把人作为驯服的对象，造成个人智力上的发育不良，那么它会看到，自己不惜一切争取到的国家机器完善，为了让机器运转良好而牺牲掉个人和社会活力，终将使得它归于失败。 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去对群体施加压力，而应该反过来，是要对统治者施加一些限制，这个限制，就是本国公民的自由。爱国者的目标是保证本国公民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自由主义传统把个人的创造力、个性与自由度，以及社会的多样性视为价值本身，政府和法律机制都是为此服务的；专制主义传统或者集权主义传统，则把整体性、一致性、稳定性视为价值本身，个人与社会是服从和服务于体制的。没有那么多战略导向、国家利益和阴谋，价值观差异是根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