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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夷陵之战，讨论基本上集中于陆逊，小说演义太有成就，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只知道陆逊火烧连营——大多认为刘备失败在于没有充分发挥水军优势，而是用步军，结成七百里连营，导致失败。其实，夷陵之战整个过程历时一年有余，分成了三个阶段，整个战局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并非一般通史或演义讲的那样简单直接。 战役第一阶段，是刘备花费了大概半年时间，打通三峡水路通道——首先得要出去，即收复江陵上游的重要港口据点——秭归、巫等地。这一阶段很顺利，刘备很快就把三峡全线贯通。 战役第二阶段，则是陆军沿江行军。为什么不用水军为主力？这一点刘备心里是清楚的，玩水军你能玩得过孙权吗？而且，打水战其实挺怕顺流的——顺流的船很难控制速度，极容易一下子就冲进敌方水阵之中（近一千七百多年后的曾国藩对太平军的首战靖港之战就犯了这个错误）。打通水路最大的作用是有供给线和运兵线。当然，陆军行军非常艰难，缘山截岭，中间还有蛮夷阻挡，因此花费时间较长。 战役第三阶段，即是双方对峙于夷陵。从这一阶段开始，刘备放弃了水军，蜀汉水军仅扼守三峡的峡口，保证运输线畅通。双方的兵力上，刘备大约四万人，陆逊大约有六万人——可见孙权是作了非常充分的应战准备的。 这里得看下地图——夷陵就是现在的宜昌，三峡的末端，长江在此处，从之前的由西向东，转为由北向南，到夷道（今天的枝城镇），又改为由西向东——就是一个之字型。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排兵布阵就是个问题——到底摆在北岸还是南岸，东岸还是西岸。刘备的安排是，主力放南岸，偏师放北岸，主要是防北边的曹魏偷袭。当时陆逊守在夷陵城，很强悍地坚守不出战，所以刘备想到绕开夷陵，直下枝城，在枝城附近屯兵。由于夷陵还在陆逊手里，所以，从夷陵到夷道之间大概一百公里的路程上，刘备安排了一系列兵营驻防，这可能就是陆逊所说的连营的本来面貌。 陆逊的强悍就在于他兵力实际上强于刘备，但却不主动应战，而是等待时机——他的理由很充分，先看看刘备的实力，让他兵力在长江沿岸展开拉长，然后等待战机。在长江里的水军就是他最大的支持。 关键在于，为什么陆逊只出一击，竟然会让刘备蜀军全线崩溃。 当然不可能就是一把大火，而是刘备的战略意图出现了转变，这个转变被陆逊捕捉到了。刘备在出三峡之前，目标很明确——与陆逊主力对决。但在到了夷陵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荆州原本是刘备的地盘，听说蜀汉来攻，当地各部族就都投来效力（与刘备在蜀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荆州他有民心）。于是，刘备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夷陵以南的广大湘西区域，可以成为征兵和用力之地，他在征召湘西的蛮夷部落作为一支侧军，打算由南向北攻击枝城镇。从战略上看，就是刘备的由东向西之攻击力，在逐渐转变为由北向南之攻击力。 用孙子兵法上的奇正理论来说，两军交锋，纵向正面相抵，那是正，就像两条牛顶角一样。侧向上或者说横向上如果再用兵，那就叫奇。正向上全力在顶，那么侧面上就是薄弱点，所以，用兵常有侧击取巧的说法。反过来，如果在正面相抵，有一方有横向侧向使力的意图，被另一方识破的话，这另一方只需找准对方转力的空档，拼力一击，就可以使对方失去平衡。太极拳啥的那些善使巧力的搏击术也好此道。——这就是陆逊看到的那个点。 当刘备屯兵于夷道之南，并不去进攻长江上的正面据点时，陆逊敏锐地察觉到了刘备的用意，并且捕捉到了战场形势的变化——正面上，不仅刘备不强攻夷陵，连下一个据点夷道也不强攻，而是等待侧军的支援，由此造成了蜀军拉长在从夷陵到夷道一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等待对峙的局面，刚刚出三峡时的锐气，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侧面上，夷道以南的湘西武陵地区尚未形成气候，蛮夷部落的部队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威胁。 陆逊就在刘备从正面用力，转向侧面用力，正面刚刚有所懈怠，侧面的力尚未跟上的当口，发动了倾力一击！再次提到陆逊的强悍，他不是试探性进攻，而是倾力一击，充分利用长江水道优势，他可以把兵力以极快的速度随时输送到他要进攻的点上去。所以，他的要求是从夷陵到夷道，所有据点同时发起进攻。奇正战术和时机把握的经典之作。 火烧，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点而已。猝不及防的蜀军，狭长的阵线受到多点攻击，全线崩溃。刘备由此完全被击倒，兵败不久就一病不起，轮到永安托孤了。 刘备托孤的人是两个，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李严。诸葛亮代表跟随他的亲信——在蜀汉属于外地派系，李严是原刘璋体系内的人，属于本地派系。托孤的重点，其实是刘备对前期战争失败的总结，以及对当时蜀汉内部面临的动荡局势的担忧。 诚如前述——刘备称帝的政治基础本就不牢靠，蜀地本地派系中仍然有不服的势力存在，而称帝后的第一战又以惨败收场——更增加了他帝位合法性基础不足的缺陷。由是，蜀汉政权立刻陷入动荡——先后出现了三次较大范围的叛乱。内部叛乱还在其次，这个时期，曹丕干了一招更狠的——他正在刘备失败的同时，发动了对蜀汉内部反刘势力的和平统一攻势——这一招足见曹丕之能。一大批曹魏高官，以蜀汉高官们的故旧之交名义，纷纷给蜀汉统治集团的个人们写信，劝大家向曹魏称臣。这些招降举措虽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却给蜀汉统治集团造成了分裂——从此后，对于北伐曹魏，蜀汉内部始终持有反对声浪。这也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述，托孤时的“危急存亡之秋”。 刘备总结后认为，只有一件事对蜀汉政权的存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北伐曹魏。他认识到，其一，此前自己一意孤行的打击孙权，确实犯了战略性错误，导致这场战争既没有道义上的意义，也没有实际利益的收获，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其二，蜀汉政权存续的核心意义在于匡扶汉室，那就必须讨伐曹魏，到中原收获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其三，只有通过北伐，对外作战，才能安定蜀汉内部各派势力。 这也可能是他与诸葛亮、李严三人在病榻前讨论后得出的结论，从而成为了诸葛亮此后持续努力的方向。 诸葛亮主政之后采取两招稳定蜀汉局势——对内，采用安抚和收买益州本地势力来赢得安定团结局面，镇压叛乱；对外，重塑与孙吴的联盟友好关系。刘备去世，给了孙权向蜀汉求和的机会。孙权考虑到自己联刘抗曹，接着降曹叛刘，在中原和荆州可谓都失去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因此退而求其次，再次与蜀汉建立联盟，以期保住自己东南一隅，并且为自己称帝争取蜀汉政权的支持——并尊二帝。 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李严与诸葛亮的关系。既然能和诸葛亮一起成为顾命大臣，李严当然不是吃素的。李严是刘璋手下重臣，刘备起兵夺益州时，他主动投降刘备，成为了刘备手下的重要官员。此人文武均有韬略，颇与诸葛亮有一番比肩之意——既有行政才能，又能独自带兵。在刘备执政后期，独自平定了几个叛乱。前面说过，刘备之重用他，一个关键就在于他可以笼络刘璋残余势力——蜀地的本地派。也正因此，他毕竟没有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所以，虽同为顾命大臣，但军权却牢牢把控在诸葛亮手中。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特意安排李严就地守灵守地——留在了永安，没有让他返回成都中央政府——可见诸葛亮对他的防备。 总的来说，谁让他的竞争对手是诸葛亮呢。从此他始终被诸葛亮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最后被罢官清除出了体制。史书和本书作者均强调李严在后来诸葛亮主持北伐时的种种不配合行为，是导致他被废黜的缘由，诸如不给支援，分庭抗礼之类的。而实际上，整个过程看下来，李严从来也没有表现出独立和不服的意思，包括后来对他的废黜，以及废黜之后他的言行，也均无异见。诸葛亮去世，他还表达了哀怨，而且紧跟着也去世了。个人感觉，对李严的批判很可能是后来添油加醋而已。李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本土派势力的代表，与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派，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诸葛亮在政治、人情上，是个绝顶高手，应该说，他的政治观念、政治手腕，远超过他的军事才干。为什么他那样坚定地主持北伐——从屯兵汉中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即便是处理李严这个政治对手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回去过——因为他深知蜀汉政权的存续，完全在于匡扶汉室这个战略使命和除篡扶正这个价值观，简单说，蜀汉的存续取决于道义，而非本地实际利益。 刘备的东征失败就是放弃匡扶汉室之义，追求蜀汉本国利益的结果——刘备在被击败的那一瞬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不仅对外作战无力，甚至连国内都叛乱迭起，内政不稳。 德与暴、善与恶、义与不义，这是此前千年兴衰的主线。对于政治权力角逐而言，什么是德？什么是善？那可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来说，在政治场上，德与善就是潮流，潮流是什么？就是在最大人际范围内争取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高明的政治家、战略家，一定都是塑造、兴起、追寻潮流的高手，也就是争取最大认同和归属感的高手。 因为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形势常常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都交织在一起，每个人、每个问题都有多面性。在纷乱的实际局面中，理清这些矛盾，提纲挈领地找出最能激发认同，并且塑造认同的人，就是驾驭潮流的人。 大家可以想见，过去三千年信史，那么多暴君、仁君、贤臣、奸臣、君子、恶人，是他们真的大善至善，大恶至恶吗？当然不是，都是因为他们被当时及后世的人归入了当时的潮流，在潮流的浪尖上，因此，所有的恶都集中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善都集中到了他们身上——所谓居天下之流，众恶（善）归之。所以，政治权力上的角力，到根本上就是塑造、驾驭潮流的角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讲究“师出有名”，讨伐之前一定要有檄文——旨在于纷乱的历史环境中，突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价值观、视角，引导和激励人们来认同我、归属我，把敌对方置于万恶归之的境地。 当年刘邦与项羽之争，一开始本就是权力之争，但刘邦却能跳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本体，做出为义帝发丧，昭告天下，控诉项羽杀害义帝的罪行，坚守荥阳举行丧礼这样的政治大手笔，一下子改变了原本形而下之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对不义行为的讨伐，把项羽至于天下共伐之的恶的首位。 后世的曾国藩，面对拥有价值观和理念追求的太平军，抛开既有军政体系，从零开始，以一群读书人为骨干组建起准独立的湘军军政体系，也同样是为了以其人之道，以正统儒家观念、家国观念为武器，塑造和推动恢复纲常的潮流，把原本占据道义和正义的太平天国，推向了抛却传统、人神共愤的众恶境地，才孤立了太平天国，掐断了太平军力量的来源。 诸葛亮正是这么一个战略和政治的高手，才把偏安一隅的蜀汉盘活，虽然最终失败，却树立起了自己千年不不朽的形象。 诸葛亮去世之后，为蜀汉留下了一个三英并治的局面。所谓三英，乃是指蒋琬、费祎和董允，这三人以蒋琬为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诸葛亮甚至还指定了费祎为蒋琬的接班人。蒋琬继续主导北伐，费祎负责国政，董允则负责宫政，三人能力杰出，且合作很好，也可见诸葛亮对手下人的调教之强。三英虽然完全承继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但已开始进行战略微调——不再主动出击，而只是驻守汉中，始终保证军事威胁。 蒋琬和董允去世之后，费祎继续了诸葛亮以来形成的习惯，丞相主持北伐，不驻成都——始终坚持“帝业不偏”——也就是始终要以北望中原为蜀汉政权的政治信条。不过费祎进一步推动整个国策从主动向维持变迁，对于坚持要执行北伐战略的大将军姜维，费祎时常对他的兵力进行控制。 蜀汉后期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随着时间久远，三国鼎立的形势已经成为传统，蜀汉政权赖以凝聚人心的匡扶汉室信条，就不再有潮流的作用了。到这个阶段，还动辄征伐，就很容易激起民愤。这也是费祎主政期间不停地通过大赦来安抚民众的缘故。 到费祎去世，杰出人物不继，当然投机取巧走皇帝近臣路线的人物，就开始擅权了。 费祎去世后的蜀汉，诸葛亮留下的唯一火种，就是当初年轻的大将姜维。作为诸葛亮倾心培养的第三代接班人，姜维远没有在曹魏和他地位同等的司马懿的谋略水平，他始终没有走出作为一名武将的局限。姜维虽然始终坚持北伐，也均连攻而无果，但确实抵不过时过境迁，所战不知为何，新生代普遍厌战的现实情况。一直到司马昭时期，曹魏开始内乱，姜维也没有再能策应出兵了。蜀汉最终败亡，当然与后主本人以及后续辅政人物的问题和错误有关。不过，从国运角度来看，倒也是一种必然。 刘备之崛起而拥有蜀地，最后称帝立国，其依恃的就是匡扶汉室这个政治信条和价值观。以此为基础，偏安于中原之外的西南一隅，导致蜀汉政权处于一个尴尬境地。要么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真正走出蜀地，进入中原，要么就是后来实际历史所展现的结局——这就叫立国时的时势与价值观，决定了一国之国运。诸葛亮之连续北伐，也是因为深知蜀汉政权合法性不足的缺陷，他力图模仿当年刘邦在鸿沟与项羽谈妥中分天下的主张后，紧随其后就讨伐项羽而拥有天下的那种“趁热打铁”之势，无奈时势不予。 刘备和诸葛亮所开创与坚持的，本就是一个时移世易、人力难以企及和达成的事业。 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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