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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与刘瑜（敝号介绍过的《观念的水位》作者）同为中国当代少有的女性公知，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系国内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这两册札记系她对东欧各国亲访的感受与研究，能通过散文方式了解东欧国家现状也挺好。 波兰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国度——作者总结为不怕流血怕流汗的国民国度。波兰历史曾经四次被列强瓜分，论这个国家和民族遭受的苦难，甚于中国。仅以二战为例，战争死亡人口比例达到可怕的22%，同期苏联是10%，中国7%。波兰这么一个小的国家，牺牲人口数占中国的25%，大家都熟知的奥斯维辛，就在波兰。更可怕的地方在于，二战中德意日侵略到的所有国家中，只有波兰没有“波奸”，只有波兰是必须靠德国直接治理的——找不到本地亲德乃至亲苏势力来代理。整个波兰历史上也是如此，即便是在苏联铁腕统治下的共产党执政时期，波兰民众也始终采取反抗或至少是不顺从方式应对。波兰人对于政治领导人或民族英雄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是否反抗外部强权——这一标准反而使得波兰人较之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白俄罗斯、捷克等国家更为客观，他们对于共产党执政时期能够反抗苏联的领导人也依然保持尊敬。 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给人感觉一定是作革命状和同仇敌忾状吧？一定是无比团结，纪律性高，积极作为的吧？却又相反——波兰应该是东欧各国中最反对集权体制的国家，他们就跟痛恨德国、苏联一样，反对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号实行铁腕统治的任何领导人或党派。波兰人崇信天主教，天主教恰好也是讲究等级与不宽容的，这一点却又没被波兰人应用到实际上。你要问任何一个波兰人是否希望大教主来出任国家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会反对，坚决反对政教合一的集权。这一方面，他们极其地不民族主义，不集体主义，不爱国。 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波兰人相比周边国家人等，是出了名的懒散。以金雁的观察，休息日不多，但一到休息日，你是绝难找到开门营业的私营第三产业的。用旁边德国人的话，如果农场主以提高工资的方式来激励工人多干活，那么德国人一定会加班来获取高工资，而波兰人则会减少工作时间，宁可维持原来的收入，也要增加自己的休闲时间。 好吧，当你觉得波兰就是这么一个懒散休闲国度的时候，又来看看波兰历史，他们出奇地喜欢管闲事——在过去的三百年间，波兰人主动出击，先后参与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匈牙利革命、德国巴伐利亚革命、意大利西西里解放运动，还不是一般地参与，贡献了这些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和志愿军。在他们那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貌似就是一回事——不仅自己不喜欢被人管，而且也不愿意别人被人人管——全世界哪里有民族民主运动，波兰人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不为了波兰的实际利益，纯粹就是价值观上的驱动和喜好。 难道不有趣？就是这么一种外紧内松的习性，波兰这个小国贡献了无数杰出人才——哥白尼、显克微支、居里夫人、肖邦。 发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欧“异见运动”。这个运动不过是后人的命名，并非一场专门的运动，不过是多场目的不同的反抗运动的总称。反抗什么？最开始是苏联的沙文主义统治，接着演变为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剧变之后，又演变为对当时一边倒的资本主义的反抗——所谓异见运动，并不是简单的反对这个，拥护那个——而是，只要谁在台上执行的是集权和压迫政策，谁要管制思想言论，就反对谁。这个持续了近四十年的运动，贡献了无数杰出的头脑——萨哈洛夫、哈维尔、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等，为世界呈现出了一派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像——在纷乱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守护社会的良心与反思。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就上世纪十到二十年代有过一点。 建设社会主义体制是否有不同的模式？最早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布哈林。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共刚刚开完一大。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苏联也刚刚开始建设，探索经济建设道路，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到了不同的革命模式，诸如在高级资本主义阶段如何革命，初级阶段如何革命，但尚未进入到如何建设共产主义。没有了本本，那就只有自己摸索，自己总结，走一步提炼一步理论。到1924年，布哈林形成了关于不同建设模式的初步理论，遗憾的是，他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失败，很快就被打倒了。 布哈林的模式理论主要包含下述论点：其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取向，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和时间线索；其二，不同国家和民族即便是在资本主义阶段也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现实基础；其三，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起源于非常落后的封建农奴社会基础，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相对落后的建设模式，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不宜作为通用的建设样板和经验去传播和简单套用；其四，各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将长期并存，而不是短时现象，建设过程也有阶段性；其五，所有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都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人家就提出的观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问题，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经过中共近六十年的探索之后，一一予以证实。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分阶段问题，成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布哈林的不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问题，成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问题，成了我们现在的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但政治权力通常不会选择真理。 布哈林之所以斗争失败，其理论也是一条重要原因——按照他的不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理论，苏联就没有理由要求其他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模式和经验来做，以俄为师就缺乏合法性了。——正确的理论，在短时间的政治斗争中，大概率都是要失败的，因为政治是短视的，理论是长期的，必然会有巨大的矛盾和裂隙。 金雁指出，布哈林的理论实际上在中国也颇受冷落和压制，原因很简单，这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性打了折扣。 与布哈林的宏观预见相应的，还有具体的农业经济学者恰亚诺夫。这位早期共产主义实践的理论家专注于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研究，形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理论。1930年，因为不符合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恰亚诺夫本人被打倒并死于集中营。同样的，过了三十年后，不仅苏联自己，包括英美在内的诸多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到了恰亚诺夫农业理论的价值。四十年后，中国干脆实践了恰亚诺夫的理论。 恰亚诺夫的农业理论，因为专注于一个领域，较之布哈林的精确性更高，也更吓人，他的观点如下：其一，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是最具优越性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先进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小农场，而非农业工厂；其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不是横向兼并重组，而是纵向一体化，从生产资料，到生产过程，到销售渠道；其三，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将是乡村企业——乡镇企业，这是一种把家庭生产与非农业的集中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有没有发现，里面几乎所有的内容和词语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理论研究和预见。 恰亚诺夫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度的预见力，与他研究方法的对路是分不开的——他的研究基点方法论是西方经济学，即把农民作为理性人来思考和决策，同时，从田野调查和微观生产经营调查开始做。比如他之认为家庭生产经营单位最合适，就在于农业首先是一个比工业和商业都要复杂的组织生产过程，土地、劳动和资本乃至天气四者都要相结合，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决策机制比较适用而灵活。家庭生产经营的范围，由家庭所能承受的生产经营组织劳动付出，与家庭生活舒适度之间的平衡所决定。 无独有偶，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起源于一个个农村家庭的生产实践，绝不是政府宏观规划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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