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时，草原上又冒出来了蔑尔乞部的铁木真。铁木真是诸多草原部落中的一支，蒙古也是后来诸多部落如克列、塔塔尔、蔑尔乞等合并而成，真要追究起来，这些部落也都是突厥、沙陀、契丹等部落的遗留。有关铁木真的崛起，前年敝号推介的维泽福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有详尽介绍，与此前阿骨打和女真的崛起，也真是有的一拼。 铁木真的国家建制是完全依托于游牧军事部落制的，即以十进制来编制组织，分左右两翼，并且承继草原部落决策机制，建立了大帐决策制度——忽里台制度，军事首领们共同议事制度。铁木真造就的蒙古秃鲁思组织极其善于学习，每兼并一个国家或文明，就会兼容并包其优势，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也多采用联盟的方式。 从1210年到1215年，铁木真连续发动四次战役，攻击大金国，占领中都。在这个过程中，契丹族的全面并入蒙古，起了莫大的作用。契丹族的加入，不仅给铁木真得以统领蒙古高原的机会，还为铁木真向中亚挺进提供了便利。 1217年，铁木真攻灭了中亚的花拉子模，随机进攻西夏。在西夏得手前三天，1227年铁木真去世。窝阔台继续他的事业，于1234年攻灭了大金国，在1235年开始建立站赤制度——全境内的驿站。这是蒙古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第一条国际信息和贸易线路就此成型。 1236年，窝阔台开始了向南宋的进攻，一开始以窝阔台去世而暂停了征讨。记得维泽福德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提到，窝阔台是两线同时作战——西边直抵东欧，东边直抵黄河，两条战线直线距离8600公里。这一漫长的战线，直到700余年后的二战中，才由美国打破——西边是诺曼底登陆，东边是珊瑚岛海战——何等可怕的战力。窝阔台、察合台都去世之后，铁木真的儿子辈就已经凋零殆尽。孙辈们出场了，经过拔都、贵由们的争夺，最终由当年的长子术赤这一支系的拔都，扶持蒙哥登上汗位。 蒙哥是铁木真孙辈中的佼佼者，一上位，立即展现出帝王的凶悍——在整个欧亚帝国范围内，清除窝阔台的所有亲信和影响力，他把这巨大的帝国分成四大板块——从中亚开始到沃罗思交给了拔都，拔都是当年不受待见的铁木真长子术赤的儿子；从内蒙古到华南由二弟忽必烈管理；从阿姆河以西开始的西亚由三弟旭烈兀管理，自己经营蒙古本土。从这个安排也可以看出，蒙哥更看重三个弟弟中的谁。 蒙哥继续窝阔台的两线作战，1253年同时向华西南的大理国，阿姆河以西的伊朗开展，于1258年灭掉了伊斯兰的阿拔斯王朝。 此时，就如何征讨南宋，蒙哥与二弟忽必烈发生了分歧。忽必烈主张迂回缓和，他攻下云南之后，立刻回到了内蒙，把经营重心放在了华北区域，建立完全汉化的政府机构——你可见此人对于帝位的觊觎，他始终不离蒙古大本营太远。 蒙哥见这个弟弟不急着进攻南宋，遂干脆于1257年御驾亲征南宋，由塔察尔开始进攻郭靖黄蓉所在的襄阳；其次，蒙哥派出“中央巡视组”，对忽必烈的华北政府进行巡视，很快找出了忽必烈任用汉人的不法证据，以此为由要罢免忽必烈。忽必烈的幸运在于，塔察尔一时间没有攻下襄阳，首战受挫，蒙哥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劝说忽必烈前往进攻襄阳。忽必烈借机下台，跑去向皇帝哥哥承认了错误。1258年，兄弟俩兵分两路，蒙哥从四川进攻，忽必烈从武汉进攻。谁知蒙哥在四川的军队发生了疫情，蒙哥本人在钓鱼山去世，此时是1259年8月，也可能是蒙古军队受不了闷热所致。 蒙哥去世时，中亚的拔都也已经去世，只剩下西亚的旭烈兀和大本营的阿里不哥，情势对阿里不哥很有利。忽必烈因为刚刚被蒙哥启用，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军队，所以他决定豪赌一把——继续进攻武汉，他意识到，只有继续蒙哥的战争，才能让自己拥有号召力！果然，原定要与他合并的兀良台、塔察尔都跟了过来，加入了忽必烈，就连蒙哥留在四川处理军务的木哥，也率军前来投奔。忽必烈瞬间就拥有了此前没有的兵力。 1260年，他率军返回内蒙的开平，召开忽里台，参加忽里台的，只有元帝国的东方势力。期间他一定做了不少统战工作，让塔察尔和帝国第一长老移相哥支持了自己，宣布即位皇帝。蒙古大本营毫无疑问则在阿里不哥的掌握中，阿里不哥有铁木真的三子察合台势力的支持，元帝国被一分为二。两人于是在内蒙古开战。 阿里不哥连续两战都不敌忽必烈——有时候都在想，这蒙古军对蒙古军，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大家用的差不多都是同样战术。敝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分析过，比如铁木真的大将速不台（速不台其实就是郭靖的原型）的战术，就是一开战接触就开始分散后退，后退的用意是让你把你的战线拉长，战线一拉长，你的防卫和接应就会出现漏洞，一旦后退到他预定的反击地点或者伏击圈，就立刻换马，反冲击回来。速不台就是用这种战术，把欧洲的条顿骑士团那些重装骑甲打得溃不成军的。这蒙古骑兵怎么对付蒙古骑兵，倒是值得研究。 忽必烈的最大优势，是控制了内蒙古和华北的粮食供应，这是蒙古大本营的生命线。所以战争一开始，忽必烈就掐断了粮食供应，阿里不哥始终处于饥荒境地。最终于1264年投降了忽必烈。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之间，忽必烈的后院还起了一次火——李璮造反。 李璮本来是忽必烈很信任的一名汉人军阀，被授予江淮大都督——统领从淮河到长江的地域。不过李璮受到了当时南宋的支持，趁忽必烈北返去争夺帝位，起兵造反。不过他起兵之后，发现在长江以北几乎无人响应，所以只好退缩在济南驻守，并向南宋请求支援。 忽必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毫不慌张，他知道自己的重心是阿里不哥，所以他几乎没有动用蒙古军，而只是动员汉人军阀起来围攻济南。李璮在得不到南宋支援的情况下，弹尽粮绝，城破身死。 1265年，为了统一帝国意见，处置阿里不哥，忽必烈召集帝国的西方三大块——西亚伊朗的旭烈兀、中亚察合台家族的阿鲁忽、东欧的别儿哥，召开忽里台，确证自己帝位的合法性。谁知，这西方三大巨头居然在同一年相继去世，一下子西方领地全部陷入混乱，统一的忽里台也就再也没有举行过。 大元帝国的联盟属性就此奠定。 忽必烈对南宋的攻击再次开幕。双方的纠缠地点就是襄阳和樊城，没法子，襄阳先后折损了蒙古的阔出和塔察尔，连蒙哥也间接倒在这里。所以，忽必烈这次采用了汉臣的建议，不再使用蒙古战法，而是采用围城打法。他花费了半年时间，让基督教聂斯托利教派教徒马月和乃和穆斯林商人阿里别，修建起来水陆联运的供应系统——这是世界上的头一遭，然后围绕襄樊建立了上百公里的环城包围，再不紧不慢地在汉水上训练蒙古水军。1271年双方第一次正面作战，南宋军被蒙古军以纯正的汉军战术，水陆协同，彻底击溃。接着又运用了从东欧战场上学习来的先进武器——投石机，把襄阳硬生生给砸了下来。襄阳守将吕文焕坚守六年，没有等到南宋的支援，只好投降。 襄阳破了之后，蒙古军就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沿汉水东下，直取武汉，临安，灭亡了南宋。 在打击南宋的同时，元帝国还在向东南亚、高丽、日本同时发动战争。山杉正明提到了一个观点——忽必烈进行这些战争，很大原因可能是经济上的，尤其是对南宋、东南亚和高丽的作战，获取资源、开展通商贸易是很重要的目的。这一点，估计是元帝国在西征过程中学习到的，尤其是占据了中亚、西亚之后，穆斯林商人带来了很多新鲜的商业做法——如前面说的驿站、水陆联运等等。也正是元帝国对东南亚的拓展，激发了东南亚的海运贸易路线形成。 对日本的战争，山杉正明也认为，并没有日本人自己说的那么玄乎，什么神风保佑之类的，他指出，进攻日本的主力，实际上是原南宋的四十万降军。如何安置这庞大的军队，对忽必烈而言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所以，发往前景不明的日本，任其自生自灭，是当时看来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庞大的水军，持有的农具和种子，可能比武器更多。 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建立的管理这样一个空前绝后巨大领土国家的体制。概括来说，这个体制有三大特征，首先，这是一个二元体制。 其一，总体上，以蒙古军力为保障支柱，以穆斯林商贸机制为沟通支柱这一二元体制，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 其二，国家行政决策机制上，以金宋传统的科层制官僚体系架构为主要行政管理体制，以蒙古忽里台机制为最高决策机制这一二元体制，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第三，以行政科层制为特点的集权管理体制来管理中华区域，和以自治程度高得多的联盟体制来管理的广大西域、中亚、西亚区域，这一二元体制，实现对广大领土和民众的管理。忽必烈体制第二大特征，就是侧重以城市与交通物流的网络化建设。国家的本质，原本就应该是控制国家力量所集中的首都以及领土范围内的据点城市，只有掌握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交通物流，国家才能得以存在。创建和配置以自己为中心的交通系统，并直接管理，紧紧抓住沟通和牵动人群的纽带，就能把握住社会和人群。正是在元帝国建设之下，陆路上的驿站陆运体系，中国境内的河运、海运体系，以及东南沿海的海路，基本连成了一个整体。这确实是元帝国的创举。 第三大特征，就是高度重视穆斯林商贸流通。这应该是蒙元帝国西征最大的收获——商贸流通既可以带来财富流通，又可以带来信息流通，充分发动商业利润对人们的激励作用，能够增促广袤帝国的资源互补流动。水陆联运体系的运转，既要靠财政支持，更要靠贸易利润的激励。 忽必烈对财政的重视程度，体现在他对各地管理上，虽然对于大部分区域的管理都趋向于自治，但财政官员是必须中央直接派驻的——管理税收。国土的广大，促发了新的金融工具——钞票的诞生，税收通过这种便捷的方式，通过运输和兑现集中到中央，又通过兑现的方式，点对点发放到各地，实施差异化的财政支持。这些无不是穆斯林商业的发明。蒙元帝国时期，由于欧亚大陆五分之四都实现了无国境壁垒，商贸流通空前繁荣。 商贸流通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平等。这一点，敝号在《印度佛教史》中有过分析。交易的关键是双方地位平等，等价交换，你得首先承认交易对手与你在一个层面上。附带来的，就是帝国政府对于各个民族都不抱有蔑视、排他意识，反而特别热心掌握信息、知识和科学技术。我们历史书上所谓的划分人等，把南宋人民划为南人最低等，那种做法，只是在很小的一个领域如科举事项中才实施的。总体而言，蒙元时代的各个地域管理都是较为宽松的。 忽必烈去世后，其子铁穆耳继位。帝国范围内的海都又发起叛乱，在1305年被平灭。直到此时，大帝国才迎来了真正的统一。不过，统一之后却不和平，铁穆耳去世后，其子海山又经过一轮争斗和内讧，才继得大统。海山继位之后不到四年，就被兄长爱育黎拔力八达毒杀，此后又是政权混乱。海山的兄长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皇后答己操纵政权。1323年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海山的旧属刺杀了他本来要继位的儿子，让也孙帖木儿继位。1328年，也孙也不长命，突然猝死在任上。 接着继续动乱。政权又落回到了海山的儿子图·帖木儿身上。四年后，图也去世了，1333年脱欢帖木儿继位，这下才相对稳定下来，脱欢在位37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正是在他治下，南部的中国起事造反，南方出现了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四个汉人割据政权。 从此时开始，帝国的西部开始出现分裂迹象。旭烈兀图鲁斯部分，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开始分崩离析，分裂成几个蒙古割据势力，直到萨法维王朝的出现。中亚的察合台图鲁斯，分裂成了新疆伊犁和蒙古的一部分，以及西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部分。只有东欧的术赤图鲁斯部分，保持了游牧国家体制，相对稳定，此时莫斯科大公国已经在罗斯之地开始缓慢发迹。后来，术赤家族的统治也告分裂，由此莫斯科大公国从15世纪开始向俄罗斯帝国发展，不断吞并之前的蒙古诸部王国。 最后一支蒙古王国是克里木汗国，在奥斯曼帝国庇护下，一直维持到了1783年，熬过了四百多年。 从14世纪开始，整个欧亚大陆进入了一个气候异常时期——小冰河期，连年持续的各地出现天灾——如1342年到1351年，整整十年间，中国的黄河每年都在发生水灾，这种异常气候持续了整整七十年时间！中国南方的起义就源于帝国要治理黄河水患。这让蒙古帝国迅速蒙上了阴影，转而逐步解体。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还有17世纪的气候危机所造成的欧亚大陆动荡。 放大了视野来看，人事与天事就是相联系的，大部分的王朝更迭和动荡，其实都有气候变异的根本原因。把一个帝国或王朝的崩溃，归结于昏君无道之类的说法，常常是春秋笔法的需要而已，哈哈一笑就可以。 从安禄山的范阳起兵，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期间六百余年，整个欧亚大陆在大动荡中，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洗礼，最终走向了多民族统一融合。东西方不论是儒家政治治理模式，还是游牧治理体制，还是穆斯林商业治理体制，甚或是基督教治理体制，最终都被草原军事体制征服并融合起来。 在我们看来，是中华文明影响了蒙古人，而放到欧亚大陆视野，则应该说是蒙元帝国以区域自治和联盟的形式，通过据点-驿站的网络建设、商贸物流的整合实现了对欧亚广阔领土各区域的统治。这种治理方式之先进和现代化，一直要到帝国解体之后三百年，才会为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所领会到。也诚如当年维泽福德所说，正因为蒙元帝国的空前强大与宽松治理，反而导致它分崩离析之后，重新独立出来的各民族国家，急于摆脱它的影响，用各种方式诋毁、消除它的痕迹。这真是一种源自人类品质中消极一面的遗憾。 站在现在这一端，回望这段人类历史上超越时代的帝国模式，辽金蒙元的帝国模式，不得不带有特殊色调——它们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这深切关系到“国家”究竟是什么的根本性问题。 现代化，之不同于既往，在于我们要超越曾有的文明框架，超越民族中心论调，虚心地站在人类的总体发展，站在人类群体这一角度探寻既成的过往，探寻可能的未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