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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是中国文学的第二个高峰。 诗词实际上只是一个方面而已，真正在文学这个学术领域里有核心建树的，还应该是韩愈和柳宗元。这二人是所谓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毫无疑问的八大家之翘首。到唐代，文体和文学本身发展至臻成熟，韩柳提倡复归先秦古文——恢复文以载道的传统，把锤文炼字技巧和体裁律法都放在了思想之后，倡导文章首先应当能够说明白道理，没有内容可说，不如不写。 从韩愈的文章来看，他重视思想理论，把文章作为工具和载体的倾向十分显著，因此他更像是个思想家而非作家。柳宗元则相比要折中一些，他重视文体和技法，当然也重思想，所以柳宗元的文章体裁多样，风格别致，而且也颇有情趣——“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不管怎样，他们推动的古文运动，造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趋势——文学下沉到了草根阶层，汲取到了更多的养分。 另一个文学日渐成熟的表象，就是小说的发展。文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虽然说很多依然以南北朝时期的神仙志怪为主，但已经开始描写当代的社会生活与人物。爱情小说也有发展——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都属于已经呈现出严谨布局和叙事技巧的爱情小说。甚至于还出现了以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为代表的讽刺小说——即运用虚幻象征来讽喻现实问题，类似我们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还有一类就是侠义传奇类小说，这类传奇小说对于戏曲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谈及唐代变文——即以说唱志怪奇异故事为目的的文本形式时，刘大杰提及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截至唐代，中国的文学作品整体上缺乏想象力，即便是楚辞系列那种对于我们而言比较丰富的想象，也难以企及同时代西方文学的想象力。这一点个人深为认同。 今年上半年敝号推介了中国作协主席张炜的《陶渊明的遗产》，张炜在把陶渊明与同样提倡“诗意地栖居”的荷尔德林相比较，发现，二者在形式上的差异性显得更为有趣——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视角上的差异。 西方游牧民族天然就具有一种更辽阔广大的悠思，能够把当下眼前的感悟，推广到渺远之极的宇宙星空——荷尔德林是在黑夜里游走的灵魂，与低沉苍茫的宇宙衔接得更为紧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游走不定，对于土地没有我们农耕民族天然的依赖和情感，他们更需要仰赖星空的指引，眼光永远是向着天空与远方的，天然就拥有流浪跋涉的野性与豪迈。因此，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就是对自然万物和浩瀚宇宙的辽阔视野与联想。他们的栖居，总是在远方和游走中。 陶渊明是农耕民族后代，他的诗意栖居，总是立足于一块特定的田园，基于固定的地理位置，而做出的细微观察和幽深联想。他没有那种周游跋涉的心猿意马，身心均是安顿在田间声色中。陶渊明甚至都没有屈原的那种俯仰天地的视角，他就一直在田园、篱笆和茅屋里。 与此相应的，农耕民族的文化对于生死大事的考虑就相对欠缺了。自孔老夫子开始，中国人对生死之事的思考就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肤浅的状态中。相比而言，西方的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用逻辑考虑清楚了死亡之后的事情——他之对生死的看淡，是基于运用逻辑分析得出灵魂不灭的结果。 与陶渊明同时期的圣奥古斯丁，则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把生死之事分析到了极致。孔子只是在去世之前唱了一曲——高山之崩，朽木之坏，圣人之没，算是终于谈及了死亡这件事，不过就此而止。与陶渊明一样，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于死亡基本是避而不谈。这对于中国人乃至中国文化而言，都是一个在思考上缺位了的维度，并由此生发出了很多习俗、文化和文学上的特点。 回到正题——唐代变文，实际上就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西方宗教富于想象力的故事输入，并与汉语结合的结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正是印度思想输入，导致鬼神奇异之谈杂出。 而且，由于自魏晋开始的大量译经行为，也导致西方拼音语言的一些技巧方式，融入到了汉语中，发生了语言上的融合创新。典型的就是在散文之后用韵文重复，就像佛经讲述完毕之后，总会有偈语用于总结，便于记忆。后来中国的变文，章回体小说，都采用了这种西方文体。 我在云冈石窟观看那些一千五百年前的洞窟佛教故事石雕时，就深深体会到西方那种宗教信仰、瑰丽想象与中国上古传统的差异之大，以及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影响之深。 有名的变文就是此时的《维摩诘经变文》，敝号在前年推介过《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算是知名的佛教十三经中最具文学趣味的小说式的经典，很好玩。维摩诘经变文就是把经文演义为故事，加以想象和铺陈。维摩诘经本身不长，但变文却长出几十倍，成了一个有二十卷之多的巨著——想想，为啥西方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字、十几卷的史诗，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一点点小事，可以上天入地无穷不尽。 佛教故事变文之后，开始出现中国历史故事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这些就是小说、话本、戏曲的滥觞。 初唐时期的诗歌，仍然崇尚南北朝时期的宫体诗——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些香艳诗，而且以李世民为首，崇尚那些温香柔软风格的宫体，而且是一堆宫体诗人，包括魏征在内，实在是品味有限。 太宗一朝能称得上初显唐代诗歌风格的人，就是王绩。王绩在贞观初年当了个中层官员，从诗歌来看，智商超高，也算是看透了世风，所以沉迷于酒坛。那时候官员每天都能由宫廷发放三升酒的待遇，他还嫌少了，后来上级给他加到了每天一斗，由此号称斗酒学士，后来还叫五斗先生。去年敝号曾专门为他的《五斗先生传》写了一篇随笔。这个神人喝酒还能喝出这样的成绩——研究之前历代的酿酒技术，编了一本《酒经》！喝了酒还弹琴，又写了本《山水操》琴曲！ 他的名篇是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他对自己沉迷酒香的解释是：“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王绩的境界和风格是第一流的。他有篇《自撰墓志》，写自己的际遇和性格，写得非常好，可以一观。 王绩之后的初唐四杰，命运都不怎么样，死得很早。王勃是28岁溺水惊悸而死，他还是前面王绩的侄孙，卢照邻是50岁因病投水自杀，骆宾王搞造反40来岁不知所踪，杨炯40岁就病死了。不过这四杰的确起到了开创唐代诗歌盛世的先锋作用，律诗在他们手中趋向成熟。王勃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是我幼年读唐诗三百首时的第一首，即便年幼，也能感到那种不可企及的高古，与王绩的野望几乎是如出一辙。 武则天时期的律诗高手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此两人把律诗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不论是技巧，还是情感，也都精确得当。只不过此两人都是“正能量”官员，为朝廷应景做了大量宫廷歌颂诗。 武则天时期还出了一位富贵公子式的牛人——陈子昂。陈子昂是把初唐诗歌推进到盛唐诗歌的关键性人物。陈子昂出身豪富之家，条件非常之好，所以，他年少时先学纵横之术，然后是寻仙访道，到二十岁开始闭门读书，精研坟典古籍，博览百家。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两度出塞参加战争。这样的经历和眼界，造就了他不凡的胸襟。 陈子昂推崇复古，追求汉魏之风骨，反对六朝的柔弱靡丽风格，诗歌的风格和格调都与宫廷诗截然不同——融入自然的音调，自由的文体，雄浑的字句，这才是盛唐气象。 刘大杰指出，即便是盛唐这样的气象，也没有改变文学的一个基本定律——能流传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游离于当时政治及官僚体制以外的作品，没有哪个时代的政治应景之作能够真正得以流传。盛唐时期的诗歌基本就分为两个阵营——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退隐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两个阵营，都是游离于核心政治圈以外的。即便是集大成的李白，也以在进入权力中枢之前和离开之后的作品为最。 王维是个不世出的奇才，十五岁作《过秦王墓诗》，十六岁作《洛阳女儿行》，十七岁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十九岁作《桃源行》。也就是说，传唱到今天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一千四百年前一个17岁少年写下的。十九岁时，他不仅以诗文闻名，而且还因精通音律而闻名长安，同时也是个画家。到长安参加府试时，被岐王邀请到家中演奏琵琶，他演奏了自己谱的曲子，并写了歌词，这又是音乐又是诗歌的，让岐王目瞪口呆，赶紧把府试的试官召到府邸，给介绍了王维，由是王维被点为府试头名解元。 这当然也让很多人对他嫉恨不已——过于出头。他二十一岁就中进士，成了大乐丞——官位非常之高，也可见他作为音乐家胜于他的诗文。由于他管理的伶人（演员）犯禁，据说是私自舞了黄狮子，由此被贬官。后来又由于他的大靠山张九龄倒台，王维的政治前途彻底完蛋。安史之乱，他无奈被任职于安禄山政权，又给他蒙上了认贼作父的阴影，到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他也彻底地脱离了政治，晚年修佛写诗而已，六十一岁去世。 青年时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年时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离乱中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到晚年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到修佛之后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真是每个人生阶段均留下至臻化境的诗文。 相比之下，湖北襄阳人孟浩然就普通多了，四十岁才能应试进士，而且还没考上，其后就无缘官场，完全走向故乡田园。他的名作特别能说明他的际遇——“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但又“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所以只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的田园诗之最，本人认为是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有五言长城之称的河间人刘长卿，是进士，其诗风格颇似王维，意境高远，表现细腻，“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王维是追求静，刘长卿则是闲淡。 走闲淡风的还有韦应物，其诗文意境之美，到了不可追的境界：“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边塞诗派则开创了另一番境界。 岑参也是进士，后来到了边疆西域当节度判官，有了机会接触荒漠草原，由是发展出了酷热严寒、火山黄云、狂风大雪、飞沙走石、金甲红旗、胡琴羌笛等西方游牧民族旷达任性、粗狂果敢的意境。很有意思的，由于岑参接触的是西域文化，所以他的诗文也以七言长歌见长，与中原内陆的风格迥然不同，而且诗文富于幻想和夸张，喜欢用类似乐府诗词式的日常语言——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西方语系下的文学特性。“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同样风格的高适，因为出身贫苦，一直到四十岁以后才得志——有了机会当哥舒翰的书记员，所以，高适的边塞诗更多的是苍凉慷慨，刻画了一些边塞军队的现实情况。 岑参的朋友王昌龄，是太原人，所以把这种边塞风格融入了中原的音律，又造就了一种不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同时还有王之涣和王翰，王翰的名句是“葡萄美酒夜光杯，路饮琵琶马上催”。 李白杜甫两人可略过不提。李白的诗篇，刘大杰引用了很多，然而个人认为，他一首最为简单质朴的小诗，却最能体现他自己，以及盛唐之气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种慷慨激昂、一泻汪洋的气势，以及他笔下描写的最多的对象——月亮，都包含于其中。杜甫的苦与难，以及他的才情，则可用三句来说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从李杜到白居易过渡阶段的大诗人是张籍，张籍相当于小杜甫，也是现实主义的写手。他的诗歌不仅多用口语，而且关注了中唐社会的方方面面，描写的对象有破产的农民、辛劳的船工、苦难的丁役、濒死的征夫、哀怨的主妇等等，把诗写得有点巴尔扎克的感觉。古代能把诗写成纪录片的，也就他了。 白居易的诗歌也不多说了，他可能是唐代大诗人中官做到最高的——刑部尚书，而且活到了七十五岁。这里主要提一下他的另一个建树——文学理论。他以非常鲜明的论调，阐述了对文学复古运动的看法：其一，文学的根本是反思，是对时政的反思，是对人情的抒发，要文质并重。其二，过去五百年来的文学路子走偏了，从内容走向了形式，形式主义。其三，复归传统的关键，在于要学习诗经的传统，一切材料内容均从生活中来，既有情感抒发，又有对时政的讽喻，还使用大量的技法。 因此，白居易算是把李杜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诗人，既密切关注时事和生活，又有高超的技巧和想象力。 晚唐诗人李贺、杜牧和李商隐，才情实际上不在白居易之下，但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境界高度和思维视野的宽度，越来越向内卷，向情感和心思的细腻深处进发，在取得情致深透、清幽冷艳的同时，失却了勃勃的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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