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田野考古市场化历程

RK588 202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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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基本方式，也是保护文化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内陆与香港田野考古均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内陆的田野考古一直是由政府部门审批、监管，事业单位负责业务的开展。香港回归前的田野考古更多的是民间力量的参与；香港回归后，田野考古迅速步入市场化。土地私有、文物国有的香港，田野考古市场化之路可为内陆田野考古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香港的田野考古根据主导方的不同，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业余爱好者主导

20世纪20年代，英澳等国考古爱好者施戈斐侣（W.Schofield），韩义理（Heanley，C，M.）、肖思雅（Shell shear，J.A.）等利用假日之余，调查并编号了港岛、九龙等地150处遗址，并采集、记录了地面文化遗物，如南丫岛大湾遗址编为83号，龙鼓洲遗址为123号，这些编号一直沿用至今。施戈斐侣的调查笔记如今保存在香港考古学会的档案中。韩义理和肖思雅的调查资料均已公布，如韩义理的《香港的石器》一书。这是香港田野考古的肇始，也是香港考古最早的研究成果。30年代，施戈斐侣、芬戴礼（Finn， Daniel.J.）和陈公哲以水平发掘法，对香港各个离岛的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尝试建立香港考古文化的分期和序列。这个时期的考古主要是由外籍业余考古爱好者主持，由于他们都是出色的地质专业学者，故发掘和调查也有相关记录和研究。发掘所获文物亦无规定要上交政府。二战期间，香港考古工作被迫停顿，而文物的存放地点也有不同。芬戴礼将文物寄存于香港大学利玛窦堂；施戈斐侣将东湾出土文物寄存于香港政府工务局库房；陈公哲收集的文物则存放于某单位。战后，芬戴礼由于个人身份，存放的文物受轴心国外交保护，得以保存至今。而施戈斐侣发掘的东湾文物全部遗失，陈公哲发掘的则全部被日本掠夺。

1956年，香港大学考古队成立。香港考古队是由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组织和资助成立的，会员多来自港大师生，前身为成立于1953年的港大地质地理系组成的“地理、地质及考古学会”。香港大学考古队主持并负责发掘了万角咀遗址。此次发掘受到港府拨款3000元支持，诸多学者参与其中，如戴维时（S.G.Davis）教授，白尔德医生、陶美（Mary Treager）女士和卫伦书（B.V.Willams）修士等。1961年，港大考古队在《远东史前学家会刊·卷四》发表了万角咀遗址的发掘报告。同时，也组织召开了历史、考古和语言学研究会议，参与学者有著名外籍学者巴格（J.M.Brage）、杜夫（Roger Duff）和安巴赫（W.Eberhard）等，以及中国内陆学者饶宗颐和罗香林。此次会议的论文在1967年合成一册，名为《香港、东南亚和华南地区语言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会议论文集》（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n Souther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Hong Kong Region）。这一系列工作和成果标志着香港考古工作逐渐组织化。

第二阶段（1976—1998）：协会和政府主导

到了60年代，港大考古队由于资金缺乏逐渐衰落。1967年，为争取港英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支持，香港考古学会成立，只要有志于从事香港考古的人士，都可自愿参加，合作保护香港古迹。由香港总督戴麒趾（Sir David Trench）爵士任会长，下设三个委员会：“设备委员会”、“地质委员会”和“田野委员会”，成员为六七十年代活跃于香港史前考古领域的学者，如白尔德、戴维时、许舒、卫伦书和苏泽霖等。香港考古学会得到了港府的支持和公众的参与，集结了一批有志于从事香港考古的人，带动了政府部门、大学和其他学会参与香港文物保护工作，并协助博物馆建立中央考古收藏室，组织了学术会议和参观，也在私人捐助和政府资助下进行了发掘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基本确定了香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时期的文化面貌。

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古物及古迹条例》，为香港考古发掘的制度化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香港进行挖掘及搜寻古物前必须取得“挖掘及搜寻古物”牌照，无牌照不得进行古物发掘。申请牌照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a）有足够科学训练或经验，使其能进行令人满意的挖掘及搜寻工作；

（b）有足够人手及财务资源或其他资源供其运用，使其能进行令人满意的挖掘及搜寻工作；

（c）能对挖掘及搜寻所发现的任何古物进行或安排进行妥善的科学研究。首次申请挖掘及搜寻古物牌照的人士（不论以组织代表或个人身份申请），必须提供学历、专业资格及过往挖掘工作经验的相关证明。

1976年，港英政府成立了古物咨询委员会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古物咨询委员会负责就古物古迹事宜向古物事务监督（发展局局长）提供建议；建议采纳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部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有关决定。古物古迹办事处负责香港古物古迹的大小事务，包括鉴定和确认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并予以记录和研究；组织和统筹考古调查和发掘；保护、修缮和维修古迹；保存并整理古迹、出土文物的文字和照片记录；向市民进行教育和宣传，鼓励其关心香港古迹和古物。1977年，港英政府又设立了中央考古收藏室、香港历史博物馆。中央考古收藏室负责考古出土文物的收藏，香港历史博物馆负责展示和研究香港历史。

至此，香港考古完成了制度化建设，实现了考古发掘（香港考古学会）、发掘管理（古物咨询委员、古物古迹办事处）、出土遗物保存（中央考古收藏室）、展示利用（香港历史博物馆）等环节的制度化建设。80年代后，香港考古学会加强了与内陆考古工作者的交流和合作，香港考古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内陆的地层发掘法开始在香港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阶段（1998—今）：市场化阶段

1998年，香港正式实施《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根据该条例工程倡议人须评估大型发展或工程计划对文化遗产（包括考古遗产）的影响和落实必要的缓解措施。评估范围为项目边界50米以内的范围。考古工作者接受工程部门、顾问公司或承建商的委约，进行陆地或水下的考古项目。将过去考古工作由古物古迹办事处直接委约考古工作者改为公开竞争方式，由顾问公司联同考古工作者共同争取环评研究合约或工程合约。近年私人发展商也聘请考古工作者为发展项目进行考古遗产的影响评估，政府机构已非合约考古项目的唯一来源。

香港考古步入市场化以来，经常申请考古牌照的考古工作者不超过10人，能拿到牌照的本地人仅有5人。发掘牌照无需年检，只是每个项目需要检核一次，这既反映了香港政府对考古工作者的资质要求较高，也反映了本地考古工作者的缺乏。目前香港有两家较大的环评公司下设考古部门，另外还有2家规模较小的公司。提供文化遗产评估专业顾问的公司所拥有的专业考古人员也是寥寥可数。因此，从人员规模上来看，契约考古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在考古工作上，发掘和整理一般由同一支考古队进行。部分香港考古工作者认为，考古报告发表的数量（公众可查阅到的考古报告），考古报告的品质（以提供基本资讯为最低要求）和考古资料的管理（能为未来考古工作者作进一步研究）尚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香港考古市场化与英国有一定的关联。1979年，英国通过《古代遗址与考古地域法（Ancient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Areas Act 1979）》，规定在考古遗址的范围内（areas of archaeological importance）施工时，须提前以公告通知，方便考古工作者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为减少政府的开支，英国政府采取使用者付费的原则。1991年颁布了《规划政策指引：考古与规划（Planning Policy Guidance 16：Archaeology and planning）》（PPG16），要求开发商支付考古遗产调查、发掘与保护的费用，所有基建项目都必须进行考古工作。《宝藏法案（Treasure Act 1996）》（1996）规定所有地下发现物品原则上都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只有黄金类需审批和上交，即只要征得土地所有者同意，一般遗址都可以进行考古发掘。这直接导致了英国考古发掘市场的高度介入。

近年，我国与田野考古相关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早期业务主要以勘探为主，近两年业务扩展至田野发掘。目前，基层考古发掘任务重，专业人员少，一个项目负责人经常同时负责数个项目，业务人员常年处于发掘状态，没有时间进行室内整理，导致考古资料的公布远远滞后。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事业单位编制紧张、经费使用等问题，为田野考古发掘注入新的力量。中国内陆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否需要市场力量的介入，如何介入？同为文物国有的香港，市场机制介入田野考古领域已逾二十年，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引入市场化机制存在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现有法律法规已有规定，按规执行即可，如文物安全。但有些环节，目前尚处盲区，需要不断摸索。《考古发掘管理办法》将团体领队的范围限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直属考古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系（专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及有条件的地、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公司无法直接参与考古发掘项目。公司以何种途径参与田野考古、介入的程度是止步于田野发掘，还是也可以承担后期整理乃至成果公布、田野发掘规范的执行与监管等等，都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