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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爱情神话》刚开演不久，李小姐从剧院出来，一副“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的样子，提议再找个地方喝一杯，不如就去同行的老白家，边说却边往反方向走去。老白有点想纠正她，又担心画蛇添足，赶忙跟上，机灵窝囊得好像一条拉布拉多犬。我想，这不是方鸿渐吗？后来又看到他住在市中心的小洋楼里，收租为生，不用上班，日常教画。我又想，方鸿渐这趟总算走了运。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方鸿渐是钱锺书长篇小说《围城》的主人公。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一样，《围城》也深受误解直至今日。人们谈到它时，总爱复读杨绛稍嫌草率的结论：“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抵如此。”这话说得对，又不完全对——《围城》的主题，当然有关“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但你有没有想过：小说原著里真正令到“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的那座“围城”，可能既非“婚姻”，亦非“职业”，而是方鸿渐自己。或更准确地说，是方鸿渐的性格与理想。 这是否故作惊人之语，只需将“围城”的主题公式代入方鸿渐情史即可得证。方鸿渐经历过四段感情纠葛，其中三段均处“猎物”而非“狩猎”位置，是被撩拨、被追求的那个。当鲍小姐在邮轮甲板上以借火为名赠他一个间接的吻，方鸿渐“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苏文纨殷勤示好要为方鸿渐缝扣子洗手帕，他只想保持距离，避免误解与纠缠，“自己得留点儿神！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危险可以减少”。而最后成功将其诱入婚姻的孙柔嘉，则可能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一个“绿茶”人设：“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方鸿渐的时代没有社交媒体，从未接受过防备勾引的训练，这才开始疑心自己“是不是爱她——有一点点爱她呢”？ 而无论鲍小姐，还是孙柔嘉，在得到方鸿渐的人或心之后便失望了，前者在投以几个白眼后重回未婚夫的怀抱，留下方鸿渐“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后者对丈夫“鄙薄得不复伤心”，只能用一声声“Coward！”纾解胸中愤恨。也就是说，《围城》里重复着别人如何进出方鸿渐这座城池的故事，而非反过来。进一步讲：方鸿渐的可爱之处，恰恰就是他的可笑可悲可恨之处；得不到时可爱，得到后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可笑可悲与可恨，巴不得离开他，才可谓“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因故，围城主题之辛酸，恰藏在方鸿渐性格的可爱里。 ——“你不讨厌，但毫无用处。”（《围城》） 赵新楣评价方鸿渐：“你不讨厌，但毫无用处。”用纳斯鲍姆的话说，这揭示了“善的脆弱性”，即善良、温柔与廉耻等美德，往往相伴着无能、懦弱与胆怯，若不能坚强到将前后两者分开，难免会遭受生活欺凌，不断迎来失望。这很好理解，因为温柔善良就是懂得为他人着想，而为人着想与受人摆布间的界限并不容易把握，或直说了吧，很容易滑落。大约150年前，尼采就看透了这点，所以提倡重估道德谱系，强化个人意志。方鸿渐是与尼采相反的人，他总愿表现得像个君子绅士，简言之，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所以当苏文纨在月光下用法语要求方鸿渐吻她，他无力推脱只能低下头从命。钱锺书写：“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意思是其中没有肉欲和情爱，只有对规则的顺从——当女士索吻，绅士不能令她难堪。方鸿渐出于伴着温柔的软弱（本就一体两面），礼貌而温驯地将暂时的危机存入时间的账户，未想到连本带利取出时，付出的代价是与真正相爱的女孩（唐晓芙）诀别。
电视剧《围城》剧照至于那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是钱锺书精心埋下，却屡遭误解的另一条“围城”线索。人们常以为这不过是方鸿渐学无所成，百无一用的证明，殊不知钱锺书自己也在拿到学位之前便离开了牛津，因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有关“副博士”的说法，也是种善意的隐瞒——是不是与方鸿渐有几分相似。买下假文凭，如同与鲍小姐的云雨情，对有着君子梦的方鸿渐来说，实属污点，但钱锺书曾在别处说过，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重要的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这点方鸿渐算有做到，他暗自承诺买学位只是临时救急，“反正将来找事时，绝不开这张学历”。于是走进了另一种美德——“廉耻”的“围城”。 钱锺书却非要方鸿渐为“廉耻”付出代价。因为缺少高等学位，他被降职到副教授，却又得知同学院的系主任，就凭借克莱登大学的文凭谋得顶薪。方鸿渐有些后悔，“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这不就是“城里的人想出去”。但方鸿渐总没有勇气踏出“廉耻围城”，离开大学后，依旧没有使用过一次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即便被妻子骂成懦夫，即便最终在孤独和阴冷中睡成“死的样品”。 ——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他睡着了。最初睡得脆薄，饥饿像镊子要镊破他的昏迷，他潜意识挡住它。渐渐这镊子松了、钝了，他的睡也坚实得镊不破了，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围城》） 看《爱情神话》的时候，我想剧中老白与方鸿渐是同一种人，一样善良、温驯、知廉耻，招人喜欢，又容易受女人摆布。虽是同一种人，却有完全相反的境遇，说到底，竟是家产多寡的区别。 方鸿渐的失败，在于想简单复制孔子留下的君子理想，却没达到“君子”应有的经济水平。你没看错，孔子所谓“君子”，有基本的经济水平暨社会地位门槛，即贵族封建制中的统治阶层。如今我们常用“君子”“小人”指代人格的高低，但孔子的原意——用今天的话说——却是统治者“格局”的大小。不理解这个，就读不透《论语》。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樊迟请学稼”的故事，故事讲樊迟求孔子教他种地，孔子说，去问农民；又求孔子教他种菜，孔子说，去问菜农。樊迟走后，孔子痛心疾首道：“小人哉，樊迟也！”就是在批评樊迟的“格局”太小。孔子认为，一个统治者，贵在克己复礼，如能做到，人民会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又哪里用得着你自己种田种菜呢？（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因此对“君子”来说，学习任何实用技能都不如修身养性来得重要，这就叫“君子不器”，“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如今也有人会说“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云云，其精神之根或就在此。 孔子诞生于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之时，旧秩序几近瓦解，新秩序还未建立，每个贵族都想成为诸侯，每个诸侯都想自立为王。孔子想做的，却是“维稳”，而“维稳”的方法，则是说服统治者舍弃功利私欲，恪守仁义礼信。以此为伦理起点，任何会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事业与技能都被看作下品。这在后来催生了“士-农-工-商”的“鄙视结构”，商人最受轻蔑，因为其与利益最近。所以当方鸿渐得知女诗人苏文纨竟靠上海代购赚外快时不禁感慨：“这朗朗青天不再是天堂与上帝所在了。”他的精神与灵魂，属于孔子理想中的贵族。 他却不是贵族。虽然曾经有机会是。 孔子的理想在春秋时期并未实现，虽然诸侯们喜欢孔子，因为他能教训小贵族安分守己；但又讨厌孔子，因为他也要求他们安分守己。最终，官僚制取代了封建制，皇族日渐依赖从平民中选拔官僚治理国家，但又难免担心官僚造反，于是主张安分守己的“子曰”就充当了趁手的教化工具。教化之余，皇族亦明白高薪养忠的道理，因此给官僚极高的物质待遇，他们似乎相信钱足够的人不会在乎钱，就像水足够的地方不会节约水。鲁迅的六世祖曾高中举人，因此直至鲁迅上代，整个家族都不愁吃穿。而方鸿渐的父亲，正好也是举人，偏偏方鸿渐身在二十世纪，而进入二十世纪后不久，晚清举人就拿不到俸禄了。因此他只沾上了贵族的理想，却没有贵族的命运，又缺乏平民的自知之明，不明白没有俸禄又不够坚强的君子，终会化作鲁迅笔下的涓生与子君。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付丽。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自己，为子君。（《伤逝》） 如果晚清没有覆灭，方鸿渐可能就会变成《爱情神话》里老白的模样，善良，温和、依旧有些胆怯，但很少人会嫌他窝囊——有成顷田产可以收租，生活必须的那些坚强就不重要了。所以我羡慕地想，老白真走运啊。而未想到，老白的走运会为电影带来争议。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有人说，老白太幸运了，这幸运让他身上及身边的一切美善都显得虚浮，言下之意，未经历苦难磨砺的美善不是美善。这实属对人类道德提出了过高要求，因为并非所有幸运儿都愿意仅仅利用自己的幸运保护心中的美善。毕竟就连孔子，也只对幸运的贵族们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要求，而大多数贵族并不以为意，在他们眼里，幸运是跋扈的资本与机遇，万不该被书呆子幻想出的美德约束。若老白生在春秋，他或许就能成为孔子眼里的君子。 又有人说，老白太幸运了，他的幸运构成对诚实劳动者的讽刺，配不上如此受人青睐，亦配不上代表上海的任何阶层或普遍存在。但实际上，人就是人，没有任何实在人或虚构人，担当得起整座城市或阶层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往往情不自禁地将某种卓越与理想作为代表，称之为城市高度或者速度。假使如此，那在《爱情神话》中确有某些以往作品中鲜见，但在现实生活里屡屡动人的美善，它不是高度也不是速度，而是不因幸运而跋扈的可爱之处。 ——“在评价人的一生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分清什么是有赖于世界的，而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善的脆弱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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