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法西斯侵略最早、受占领时间最长、遭受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中国还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过最大贡献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在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中，英国政府特别是丘吉尔政府，他们无数次向中国政府保证作中国人民的盟友，但又无数次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企图把该地区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进而侵占全中国。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然使用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野蛮行径，不但威胁了美英在华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均势”。 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演这里不作说明，单讲英国的行径：英国当时是世界的霸主，在中国有许多利益，但他的利益多在长江沿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对他没有什么损害，于是便不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相反他很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制约美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势力和当时中国的革命力量。所以，当到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行政院提出请求，要求国联采取行动时，英、法、意、德等几个在国联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国，竟然把中国和日本同样看待，9月22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双方撤退军队。” 30日，国联又通过一个决议，要求中日两国速行恢复两国间的通常关系。国联把日本和中国同等看待的政策，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偏袒和纵容。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下，国联决定派出了一个以英国人为代表团团长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日中冲突的根源。该调查团半年后才到达中国，调查团于1932年10月1日才将严重歪曲事实的报告书交到国联发表，报告书说什么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从苏联来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研究东北问题“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因素”；说中国的革命运动“使日本受害较其他国家为大”；主张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 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逻辑，然而丘吉尔却认为：“李顿调查团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 尽管当时丘吉尔只是一个处在半退休状态的下院议员，他的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即使他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对日宣战后。也不可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1939年6月，日本亲德派政府平沼内阁，借口天津英租界内有一汉奸被刺，便在日占区以发动大规模反英运动为借口，胁迫英政府屈服。经过谈判，于7月24日，达成了协定。其内容是：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用暴力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承认日军在华有“特殊要求”，亦即有镇压和消灭中国抗战力量的权力；“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这实际上是张伯伦政府在远东搞的慕尼黑阴谋，连当时的美国都认为英国人对日本让步太大。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在欧洲的绥靖政策破产，但他仍然坚持在远东与日本妥协的阴谋，继续玩弄绥靖政策，特别是丘吉尔当上英国首相后，英国政府完全置中国利益于不顾，于1940年7月17日与日本政府达成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议》。它决定： (1)由香港至中国输出武器、弹药一事，自1940年1月以后，已经禁止，但日本政府所重视之任何军需物资，现在亦不由该地输出，将来亦不输出，即以后禁止缅甸输出货物，在香港亦禁止输出，自不待言。 (2)英国政府，本年7月18日起以后3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及铁道材料通过缅甸输送。 (3)在香港及仰光之日方官宪为使本件禁输有效起见，关于应采取措施，与英官宪保持密切联络。 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其直接的军事后果，就是帮助把国际援助中国的战略通道给卡死，让日本在中国境内速战速决。 这期间正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为了早日南进，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加之中国的国力衰弱，抗战用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依靠外援（除了八路军、新四军外），英国政府的这种助纣为虐的举动一经公开，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7月1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在得知此协定后，立即向英方交涉，郑重向英方指出：英国“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自不待言。英国接受日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异帮助中国之敌人。” 丘吉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无动于衷，它期望这一牺牲中国利益的绥靖做法能抚慰日本，暂时获得远东的安宁。可是，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称霸整个亚洲太平洋，它对英国的挑畔，是日本南进的尝试的开始。英国政府对日本的卑躬屈膝，并没有得到日本的同情，此举被日本外交官称为“临终逼债”。就在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第五天，日本大本营便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大陆令第439号，要求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摧毁“敌人”继续抵抗的企图，要在适当的时候，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作战，同时，对第三国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随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新一轮大屠杀，在英国丘吉尔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仅日本空军对重庆惨绝人寰的轰炸，就死、伤中国同胞数万人。 这算是丘吉尔暗算中国人民的第一铁证。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人加入到降服日本法西斯的行列中来了，中国人民经过整整10年抗战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公开支援。狡猾的丘吉尔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次日，假惺惺地向中国政府发来电文：“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丘吉尔口里说的是朋友，但在战争期间从来就没有把中国当作朋友来看待，旧中国在丘吉尔的眼中永远是一个“二等国家”。 12月23日，英国政府为了让中国人替他们保卫缅甸殖民地，下决心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双方签订《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 中国政府根据两国的协定，立即着手组建入缅远征军。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保卫滇缅公路畅通的考虑，多次向英方交涉要派兵入缅，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线，可英国远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在地中海总打败仗被撤职）奉丘吉尔之命拒绝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英国人拒绝中国军队入缅的真正理由是害怕中国战后会在缅甸扩大影响，不利于英国统治。 由于丘吉尔战时内阁对日本进攻方向判断的失误，日军于1月4日从缅南发动攻击（英国人判断日本军队要从缅北发动进攻）)，很快开始空袭仰光……英国在远东的英军根本就不能打仗，只是一件用于维持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因此经常在日军进攻的时候，不是投降，就是败逃……3月8日，只有两个营守备的仰光陷落，同时也宣告了英国在远东军事战略的失败。 中国远征军由于英方的阻挠，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直到1942年2月，英方才吁请中国远征军入缅。1942年2月16日第5、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输送，两军共10个师、10万人。由于英国军队担心全军覆灭，竟然把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当作他们一有战事便可逃跑的挡箭牌，他们把中国军队分散部署，1个师守备一个要点，少量的英军则躲在中国军队背后。英国在中国军队各军、师都派有联络参谋，以便加强联络，而中国军队向英方的部队派驻联络官一事却遭到英国方面的拒绝，真是岂有此理。看来不光是丘吉尔不能平等对待我国，就连他的将军们也是如此。 中国人缅远征军部署完毕后，参谋团团长林蔚留驻腊戍工作，指导中国军队作战，并负责与英军协调作战等事宜。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兼程进入缅甸时，英军却于3月8日放弃仰光。 中国远征军为了顾全英军的利益和整个盟军在缅甸的防务需要，从3月8日起，全面接管英国人逃跑后留下的支离破碎的防线。到16日，杜聿明将军统帅的第5军、第6军已经在缅北和缅南展开迎敌。具体部署是：第5军直属骑兵团在彪关河附近设防；戴安澜将军指挥下的第200师在东吁及其周围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塔泽、漂贝地区；新编第22师及第96师于23日后在曼德勒东北地区集结。甘丽初将军指挥下的第6军主要沿象越边境布防，暂编第55师在南桑地区，其一个团前出到垒固与保勒间；第49师在孟畔地区；第93师在景栋地区；刘观龙支队在孟勇、芒林、大其力等地，军部及直属队在雷列姆。 3月18日，考虑到中国远征军面临的防御战线宽长，而兵力不足的情况，总预队之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28师、第29师奉命提前入缅。 3月25日，印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飞抵重庆，代表英国政府感谢中国对保卫缅甸给予英军的军事援助，并告诉中方英缅军已集中卑谬地区布防，表示英军一定要坚守卑谬。于是中国一面命令前方部队坚守阵地，一面命令后续部队加紧入缅。并通报英方，中国远征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是：远征军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为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以确保国境。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首先是为英国人而战。当时英军在缅甸的总兵力不过3万人，而中国远征军的总兵力达10万之多。 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战，就是从3月18日接替英缅军防线，掩护英军撤退开始的，地点是缅南的东吁地区。东吁首战远征军以较小伤亡重创日军进攻的锐气，歼敌5000余人。 此后的作战中，因英军望风就逃，使远征军准备与日军进行会战的企图一次又一次落空。4月14日，由于缅北英军各部队官长不负责任的后撤，致使缅英军第一师全部及坦克营一部被日军第33师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英缅军司令惊恐万状，多次紧急向中国远征军呼救。远征军随即派新编第38师孙立人部全部出动，解英缅军之围。 19日，全师展开对日军攻击，再与日军激战一天，至14时，攻击部队冲破日军包围线，击退日军，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汽车100辆、战马1000匹，以及被俘英军、美军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接着掩护英军向宾河北岸撤退。 仁安羌援英之战，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一部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敌军，救出被围困数日的英军，可谓战功卓著。为此孙立人师长和该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等多人被英国政府授予了勋章。 与此同时，第6军在缅东与占优势的日军展开激战。 由于远征军在指挥上不协调，加之又是在亚热带密林中作战，往往不能按时完成指定的集结、攻击、撤离等任务，致使日军于4月28日袭占腊戍——远征军大本营，这等于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的路。此时，由于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已经不想在缅甸作战，并想赶在大雨来临之前将全部英军撤退至印度境内。 从4月26日开始，中国远征军掩护最后一支英军退入印度后，便接到全线撤退回国的命令。中国远征军没有被日本军所击败，却在退入国内的路上损失惨重，而导致中国远征军被迫撤退的正是英军一次又一次不负责任地擅自撤退。 而在撤回国内的路上最为悲壮的要算是第200师戴安澜部，它们完全走的是一条死亡之路。 4月下旬，第200师在东枝地区完成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后，开始北撤。该师官兵在师长戴安澜率领下，全师抱定“誓死不入印度，爬也要爬回祖国，死也要死在国内”的信念，沿着缅东北茂密的原始森林撤退，毒蛇猛兽、热带恶性传染病、自然沟壑、蚊子小咬等等，都加入到了夺取远征军将士生命的行列中，再加上日军在后面穷追，给养全无。 5月10日，第200师与杜聿明统帅的第5军军部、第66军新编第28师会合。在穿越西保、摩谷公路的封锁线时，遭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掩护主力撤退时，身负重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殉国。第200师官兵硬是抬着他们的师长回到了祖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也身染重病，昏迷达3天，后经抢救脱险。 同年秋，中国为戴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祖国人民高度赞颂了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业绩。 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现在应该讲，中国远征军应英方的要求，紧急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作战也是为了履行中国政府对盟军的庄严承诺，首战即给日军以重创，救英国盟军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中国远征军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功勋，在英国政府的二战史册里，特别是作为当事人的丘吉尔（亲自向中国政府求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对远征军只是轻描淡写：“5月10日，4个中国师在昆弄及其上方的萨尔温江，从而困扰了日军的侧翼。” 由此可见，丘吉尔又一次欠下了中国人民的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3年下半年后，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大局。作为四大盟国的美、苏、英、中，开始感觉到必须就战后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一致。1943年11月在埃及召开的开罗会议，就是盟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邀中国参加盟国四方高峰会，这是罗斯福总统的主意。根据传说：美国的战后政策是，在欧洲重新把德国扶植起来——即马歇尔计划；在亚洲准备把当时蒋介石扶植起来，以取代战前的日本，作为美国捍卫其亚洲利益的重要盟国。所以，罗斯福总统不顾斯大林、丘吉尔的反对，坚持要开一次四大盟国高峰会议，并于1943年初就开始斡旋，1943年7月向蒋介石发出了出席此次峰会的证明书。后来斯大林以苏联还没有对日作战为由，拒绝参加有蒋介石的四方峰会，最后不得不把此次会晤分成了两次开，即美、英、中开罗会议和美、苏、英德黑兰会议。 作为大英帝国的忠实护卫者、代言人丘吉尔，自然成了会议的多事人，因为在远东有他重要的殖民利益。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如何早日击败日本的问题。由于这段时间丘吉尔始终惦记着他的巴尔干计划，所以根本不想在打击日本军队方面出多少力。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要发动一次大的联合攻势，将日本逐出缅甸，打通支援中国的交通线，使中国能在大陆上向日本军队发动反击作战，从而为总攻日本创造条件，但却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对，美方和英方的代表激烈争吵，几乎使会议中断。 罗斯福发现英方有些过分，就以通牒的方式告诉与会代表：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盟军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罗斯福想以此来逼英国上马，但丘吉尔仍以“这一作战计划将会影响正在意大利开展的作战行动”为由，仍不作任何具体承诺。后来开罗宣言中说：“三国军事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经获得一致意见。”这主要是为了说给日本人听的。 第二天，会议开始讨论战后如何处理日本问题，中国基本上同意美方提出的方案，即彻底铲除日本军阀，日本战争期间掠去的土地，应全部归还各主权国家等。美方根据与中方达成的共识由美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执笔写了一个草稿。 开会时，一提交会议讨论，英方代表就节外生枝地提出一些附加条件，使会议无法讨论下去。英国狡辩的中心，还是想暗算中国。 丘吉尔反对草稿中关于“满洲、台、澎归还中国”的明确提法，要改为“必须由日本放弃”的含糊措词。当时中国曾提出香港战后地位问题，结果被丘吉尔一口回绝。罗斯福总统曾建议，日本把香港归还中国，再由中国宣布为自由港，丘吉尔当即告诉罗斯福总统：“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外交官们还是真有点骨气，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坚决不作出任何让步，美国方面出于自己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也尽力支持中国。英国方面感到如此僵持下去，担心开罪美国，最后就同意了原来提法。 这次几乎让丘吉尔得手。不过香港、澳门问题当时没有得到一揽子解决，仍然是一个民族的耻辱。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将所有这些历史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可能是丘吉尔无法想到的，如果他还活在世上，肯定会无地自容的。 现在中国人不仅仅是满心欢喜，而还应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屈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因为迄今为止仍有许多西方列强还在那里做让中国四分五裂的梦，因为他们还不甘心他们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现实中，中国还会面对许许多多个丘吉尔。 中国人民应该高呼——事业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