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堰过去在十里八乡很有名，庄主姓雷名觉敏，县志里有粗略的记载。 那时的雷堰，寨墙高，庄丁强。爷爷讲，当时庄子有内外两条寨河，内河沿上寨墙高耸，清一色的灰砖到顶，糯米汁砌口；南北两个大门用的是两拃厚的榆木，周边用厚铁皮包裹。四角四个碉楼，有护庄队员持枪把守，易守难攻。最多时护庄队有二百人，四五十条快枪。时局动荡，匪患严重，南边彭店路口一带的匪首彭老四和张铁柱比较猖狂，趁着夜色四处抢掠，杀人放火，糟蹋妇女，一夜之间就毁掉好几个庄子。一时间人心惶惶，谈匪色变。周围十里八乡便凑钱推举了主事的前来央求庄主，一番交谈之后，庄主同意夜晚让他们来寨中避难。 每到傍晚，通往庄子的路上便挤满了人，牵牛的赶羊的，推车的扛包的，大姑娘小媳妇，带着值钱的家当，脚步匆匆，神色慌张，全都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寨门。 暮色四合，鸡鸭入圈。一阵吱吱呀呀响声之后，十多米长的吊桥被高高竖起，高大的寨门便悄无声息地闭上了。 门，上了死栓。 门楼上挂出了四盏气死风灯，五十米开外亮如白昼。 爷爷也是护庄队成员，负责把守南门，严格盘查出入人员。一袭皂衣短束，拦腰一条宽宽的牛皮带，裤脚紧扎，手端一条快枪立在吊桥边，利索威严。瞅着蜂拥的人群，嘴里不停催促，前面的走快点，后面跟上，不要挤。 要不还说，大家放心，进了寨子就安全了。赶紧找好落脚的地，看好自己的东西，听到枪声不要乱跑，要守寨子里的规矩。 枪是好枪。枪管锃黑明亮，泛着幽幽蓝光。每条一百大洋从外地购来的。快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多半队员拿的是长矛和大刀。使枪的自然是庄主最信得过的人。 有此做屏障，土匪一次也没有敢来祸害过。但雷堰依旧是戒备森严。 庄主良田多，宅院大，为人较善。老太和爷爷就给他扛长工。我老家是北乡项城一带的，有做炮仗卖炮仗的手艺和习惯，早些年还有拉着架子车拖着满满一车来找爷爷认亲的。北乡大旱闹饥荒，活不下去了。老太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一路逃荒来到这儿安了家。雷家有多少田，爷爷也说不准，但雷堰庄上多一半的人都种他家地，有骡马二十匹，大车六挂，长短工最多时三四十人。庄里宅院四处，三处四合院，一处小洋楼，全都大青砖黑瓦，糯米汁砌口，坚固结实，冬暖夏凉。 庄上的佃户都尊称他为雷爷。 他不讲究穿着打扮，终年一顶黑帽子，帽边油油的，染色的土布衣，手纳的圆口布鞋，走在人群里和普通人没两样，只有随身带的那杆旱烟袋和别在扣子上的怀表链子亮明了身份，烟嘴镶嵌的是一块质量上乘的和田玉，烟袋上用金丝绣着一条龙，腾云驾雾。表是瑞士进口的，链子是纯金的，煞是气派。他爱抽云南的叶子，老远就传出烟草的醇香。这两个物件都是从省城买来的。 天晴农闲，他会到庄中转悠，见到对劲的人，不论身份，他都掏出烟袋扔过去，和气地说，别慌恁狠，来一袋，顺顺气。那人赶紧双手接过去，低眉顺眼，多谢了雷爷，今儿碰见您又过回年！ 一锅烟抽完，倒出烟灰，在鞋底上一磕，双手一背，催着那人说，赶紧到地里去，拔拔草，撵撵飞雀，多打点粮食是正事。 他吃饭也不大讲究。平常和长工在一个锅里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到庄家季子，额外给长工们蒸白面馍，自己一家吃杂面馍。有此待遇，长工们干活干得欢，庄稼收得又快又干净。等到粮食收好晒干进仓，场面收拾利索，就把长工聚在一起，杀鸡宰羊，置摆酒席，犒劳发饷。爷爷说，有一次他吃了四碗肉，五个大卷子，喝了足有一斤的酒，第二天腿绵绵的，打的酒嗝里还透着香。 爷爷对他忠心耿耿不仅是他对长工好，没架子，更重要的是他有恩于我家。老太偶感风疾，没在意，谁知病情日重，卧床不起，其间庄主来看过，送来一些细粮和钱。月余，老太竟抛妻舍子，撒手人寰。爷爷粒米不进，强壮的汉子一下子垮了。究其原因，我家扛长工的，没有一分地来埋葬。眼看着出殡日到了，爷爷一筹莫展。这时庄主差人告诉爷爷，不嫌远的话，可以埋在河沿处的地里。风水先生后来对爷爷私语，这可是个好坡，周围开阔，埂高林秀水绿，风水好得很！ 庄主有多少钱，雷堰没人说得清。人们只知道隔上一月两月的要到县里省里走一趟。爱打听消息的人说，他在县里省里都开有银号、当铺和酒楼，在焦作有煤矿的股份。这应该是真的，当庄上的人家还在烧麦秸劈柴时，他家就成马车的往家拉煤烧锅了。 有一次，他让爷爷驾车去县城接他。爷爷去得早，一直等到日头向西斜了，他才和一帮子官员模样的人从县城最大的酒楼得意轩出来。跟着他的管家看见爷爷，忙招呼爷爷跟他进了酒楼，进到一偏僻房间，地上放着一个大楠木箱子，半人高，外面上把大铜锁。管家挽起袖子要帮爷爷抬。爷爷年轻气盛，说，管家爷，歇着吧，我一个就把它抱走了。 爷爷俯下身，双手扣紧两个角，身子一抹，喊声起。箱子竟纹丝未动。管家急得直摆手，欲语又止。爷爷直起腰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紧紧束腰带，叉开腿，全身用满了劲，箱子慢慢离开地面，可还没等换上劲，咣叽一声，箱子斜倾，哗啦一声，银元撞击的清脆声如雨打青瓦在室内荡开了。爷爷目瞪口呆，管家气得连连摆手。定下神来，二人小心翼翼把箱子抬到马车上，外面再蒙上破麻片。爷爷又赶紧铺好褥子，管家扶着醉酒的庄主躺了上去。瞅着一大车的银元，爷爷扯着管家的袖子，手直哆嗦。 庄主眯着醉眼，拍拍腰，掀起衣襟，一把崭新的驳壳枪斜别在裤腰上，口齿不清地嘟囔着，走，咱有这个，新买的，怕个球！ 满心害怕，爷爷一路驾车狂奔，庄主鼾声如雷，全然没有颠簸之感。到家时，驾车的骡子浑身淋淋，卸下套，就瘫倒在地，浑身抖个不停。一百多里地，累趴下了。 庄主跳下车，用袖子抹把脸，指着骡子嘱咐爷爷，先给它饮点温水，找几个人把他拽起，草料里再加点豆饼，明儿个就能下地干活了。 爷爷瞅瞅庄主，端着烟杆，一手叉腰，嘴巴里传出急促的吧唧吧唧声，抽得正香，没有一丝倦意。再瞅瞅管家，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捂胸，可着劲喊疼，像件破柜子，年代久了，一折腾，全身散了架。 庄主识字不多，上过几年私塾。人很精明，加之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对读书识字看得比较重。 他出钱请乡里有名的私塾先生张文生来庄上开馆授课，每月五块大洋，一百斤细粮，月末改善一次生活。他的二儿一女全部读书，庄上佃户的孩子愿意读的每月交五斤粗粮，二斤蔬菜即可就读。学堂鼎盛时有四十多学生，旧址位于现在的村小，那时栽下的一棵榆树现在有两三搂粗，依然枝繁叶茂。 他常到学堂转转，给孩子们训训话。着一身干净衣服，斜挎着盒子枪。每到学堂，话不多说，拍拍盒子枪，拿起先生的教鞭用力挥几下，大声说，好好识字，不要像大、娘一样是个瞪眼瞎，到时间被别人卖了还嘴咧着帮别人数钱哩！然后挥挥手，跟着的人就会抬出一大箩筐杠子馍，一人一个管够。 得益于他的开明，他的孩子一个个把书读到县里，读到省城。大儿子考取汝南师范，后来参军，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为革命的功臣；二儿子和女儿走得更远，一个到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 解放前期，雷堰曾遭受一次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 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夏天。 当时在雷堰一带活动的有国民党的部队，有土匪。还有一只八路军的游击队，领头的人称王区长，不是本地口音。他们有四十多人，昼伏夜出，锄奸剿匪，宣传革命主张。这引起国民党部的强烈不满，就和周围的土匪密谋准备剿杀游击队。 一天早晨，王区长得到情报，说有一小股土匪刚刚祸害了百姓，破坏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正在荒坡刘大桥处庆祝狂欢。机不可失，王区长当即集合队员，简单动员之后，一路急行军赶到荒坡，准备打掉这股土匪，震慑他们的嚣张气焰。队伍刚接近刘大桥，忽然枪声四起，喊声震天。 坏了，上当了，同志们，赶快走！情形危急，王区长果断下达了撤退命令。 抓住姓王的，四爷和柱爷赏一百块大洋；打死他的赏五十大洋。今儿咱人多，他游击队跑不了啦!火光中，匪首彭老四声嘶力竭。 游击队一路狂跑，中弹倒下的的越来越多；土匪是一路狂追，从旁处聚集的也越来越多。 游击队将陷于全军覆没之中。 快，往雷堰方向撤，进寨子！情急之下，王区长想到了躲避之处。 时间已是上午过半。 气喘吁吁的王区长清查人数，跟上来的人连他在内十二人。 护庄队员认识王区长，王区长一喊，吊桥很快放下来，十二人顺利撤进寨内。 闻讯赶来的寨主也到南门和王区长见面。放眼望去，土匪黑压压一片，有四五千人，把南门围得水泄不通。 枪声不断，直到傍晚，土匪也没有占到便宜。 恼羞成怒的匪首派人趁黑凫水过河，砍断了吊桥绳索。把小山般的堆满麦秸的两个太平车推到了寨墙下，点燃麦秸，霎时火光冲天。 庄主说，坏了，这门怕是顶不长了，你们还是趁黑赶紧跳墙逃吧。 看出王区长有些担心。庄主说，我在这一片还是有点名气的，国民党那边也有熟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无非是村里人受点灾，赶紧逃吧！ 王区长又嘱咐道，老雷，死的这四个弟兄一定要把他们埋好，不要让土匪糟蹋了。庄主说，放心，我也是个有血性的人。 在护庄队长老周的带领下，来到村西偏僻处，靠着一根绳索，王区长他们顺利溜下寨墙，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从此再没有见过。 寨门最终被烧毁，土匪潮水般涌进寨子，挨家挨户搜查。庄子里鸡飞狗叫，叫骂声，呵斥声，悲哭声混杂在一起。 姥姥说，她当时新媳妇刚刚过门，土匪进来时，她往脸上抹了厚厚的锅灰，穿上男人的衣服，躲在磨道里，吓个半死。 折腾到天亮，加之国民党驻军也派来了人，匪首彭老四开出了条件，大洋四千块，小麦五千斤。 雷堰经此一劫，元气大伤。 庄主没有食言，牺牲的四个八路军战士偷偷葬在了村东头，都是无名墓。解放后村小和中学每年清明都组织学生扫墓，请来老周讲解那段革命历史。 世道越来越乱，后来庄主举家搬迁到城里，留下管家和几个长工维持日常的农活。庄上人几乎再没见过他。 临近解放时，因病去世，享年57岁。 土改时，庄主被划为大地主，所有财产分给穷人，小洋楼被农会主席分走了。他的弟弟做过伪保长，和土匪关系密切，被人民政府以通匪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寨墙被老百姓一点点地毁掉了，整块的砖被偷偷地拉回去盖房子。四处四合院被扒掉，取其材盖了村小学，大队部。据说扒墙时还有人从夹墙里搜出了成坛的银元。约一半的砖头毁掉了，糯米汁粘的实在太结实。 早些年，每逢暴雨冲刷过后，庄里人还能从旧址上捡到货真价实的“袁大头”。 八十年代初，我也记事了，一个夏天，半晚上。一溜儿小轿车开进了雷堰。一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领着一群人沿着寨河走了一圈，又到了烈士墓前，老泪枞横，悲痛欲绝。有人向他打听四人名字，时间久了，他也记不清了。后来又在大队部单独召见过老周和爷爷。爷爷回来说，那是王区长，现在南京工作，特意回来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庄主的大儿子退伍后参加了工作，后被打成右派，平反后从事教育工作，现已退休。另外两个定居在香港和美国，改革开放后，才又有了音信联系，互通了来往。 十五年前，熟知这段历史的爷爷和老周最后离开了人世。 六年前，四个无名烈士墓被民政部门移走，统一安葬在烈士陵园。 这些人和事在雷堰人的心里也就越来越远了。 作 者 简 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