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战国时期“邹鲁之风”的形成与演变（二）

◎王志民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

 三、邹鲁之风的形成

关于邹鲁之风形成的过程，并无直接的文献记载。但作为邹鲁之地一种“儒风”文化现象，来探讨其形成的历史轨迹，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的追溯:邹鲁之风的文化基础，应该上溯至周公封鲁之时。杨向奎认为:“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作为以尊孔读经为主体展现的邹鲁之风的形成，则应该从孔子生前整理六经、并以六经授徒开始。其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形成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肇于孔子、兴于子思、盛于孟子。

第一阶段:肇端孔子，始于鲁。

孔子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即是对三代文献为主的古代典籍整理而编定“六经”。《庄子·天运篇》借孔子与老子的对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匡亚明在“文革批孔”后不久出版的《孔子评传》中即高度评价说:“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现仅存'五经’)，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六经’不仅是我国的珍贵史料，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整理六经过程中，孔子本身就为学生和社会树立了一个学习经典、尊崇传统的榜样。《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事，可见他读经之勤奋和编经之艰辛。据笔者粗略统计，《论语》中，有13次专谈或采引《诗经》，74次提到礼，数次引用《书》、《易》，多次论乐。诵读、研习《诗》、《书》、《礼》、《乐》、《易》成为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和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应该是“邹鲁之风”的开创者，也是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前人早已注意到，孔子编定六经的目的之一，是作为私学教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近人周予同先生说:“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孔子的弟子众多，其弟子尊崇孔子，亦以孔子为榜样，读经习经。可以设想，在孔子生前，鲁地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形成一种崇礼重经的文化风气。

应当看到，孔子去世后，鲁国文风曾一度消沉。一是弟子四散。《史记·儒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汉书·艺文志》引刘歆语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虽然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然后“相诀而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但毕竟师生相聚论学、共读经典的昔日风光不再，鲁地的文风大受影响。二是百家之学兴，读经之风消。时入战国之后，列国纷争，兼并战争激烈，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各国争相延揽人才，催生诸子百家的形成。而各家各派学者大多“喜议政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力求投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以三代文献为主编定而成的“六经”，因其不合时宜，则受到冷落。这也对鲁地文风产生重大影响。《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论说:“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第二阶段:兴于子思，扩于邹

在邹鲁之风的兴起发展中，子思是一个关键人物。子思，名伋，为孔子嫡孙。其一生以弘扬乃祖之学，教授六经为己任，在邹鲁之地大兴私学，使邹鲁之风得以兴盛发展。关于子思的生平，文献记载较少，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子思生于孔子晚年，曾亲聆孔子教诲，他一生以弘扬孔子之学为己任。《孔丛子·记问》记载:“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可见，孔子晚年对子思的成长十分关注，每有闲居独处之时，祖孙问答，即刻教诲，解疑释惑，着力培养。《孔丛子》记孔子与子思对答共四处，涉及家事、任贤、礼乐、哲理等，内容广泛，可见多所用心。而子思也继承乃祖之志，以弘扬儒学为己任，成为孔子之学的正宗传人。正如康有为所说:“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唯圣孙子思，亲传文道，具知圣统。”

子思曾受孔子得意弟子曾子之教。《孟子·离娄下》曾记载说“曾子、子思同道”。《礼记·檀弓上》、《孔丛子·居卫》都记载有曾子对子思教育的话。宋儒则认为:“孔子殁，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孟子则“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可见，子思上接孔子，下启孟子，是孔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

其二，子思做过官，但官职不高，曾受到鲁、宋国君重视，做过师傅、咨询一类虚职，大致属于颇有声望的“士”一类。他曾在鲁穆公时为官吏。《孟子》中多次提到子思:“鲁穆公之时，公仪休为政，子柳、子思为臣。”他也曾在宋国做官，但依孟子的说法，“子思，臣子，微也”。可见，子思的官职并不高。

其三，子思一生主要的事业是继承乃祖的衣钵:读经传经，兴学授徒，安贫乐道。《盐铁论·贫富》曾记载:“孔伋，当世被饥寒之患。”《说苑·立节》则记:“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可见，他一生比较贫寒。子思兴学的直接文献资料亦较缺乏，但他一生门人众多，应是事实。孟子即“受业子思之门人”。《礼记·檀弓下》记载:子思之母死于卫，子思哭于庙，而门人随至，劝其不要哭于庙。另有多处记载子思与门人的对话，均可见其门人之多。

子思兴学授徒，曾扩展到邹地。这方面先秦两汉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但《史记·孟荀列传》中，既有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一说，孟子就学未有到邹之外的记载，可作一证。另外，邹城地方文献及林庙石刻中有多方面记载，众多历代遗址尚存，想必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邹城现存宋代以来的林庙石刻中记载，子思曾来邹地讲学，并在邹地写成《中庸》。元代所修的中庸精舍，有《中庸精舍记》记其事:“旧名子思讲堂，谓孟子传道于此。”此后，改为中庸书院、子思书院等，明清时代多次重修，今遗址尚存。

笔者综合各种资料认为:在战国初期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中，子思是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一是他将孔子去世后，因弟子各奔东西、散游诸侯，鲁地一度消沉的文风重新振作起来，使之得以延续。二是他将兴教讲学扩充到邹鲁之地。这在战国初期鲁国国力日衰，“状如小侯”的情况下，为邹鲁之地传承发展儒学、培养人才、提供了支持，也为孟子的出现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三是子思施教，以传授五经为主。这为形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的邹鲁之风形成打下基础。《孔丛子·杂训》载:“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这说明，在战国百家之学兴，天下之士朝秦暮楚、以干世主的风气下，面对混乱的思想局面，子思坚持“学必由圣”，排除杂说，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传承儒学，对邹鲁之风的形成、延续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事实上，邹鲁之风的形成由孔子教授六经之起到孟子崇孔读经之兴，子思是个关键人物。正如清代黄以周在辑录《子思子》时所言:“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纽。”子思所作《中庸》中，共引《诗》14篇，亦可见他对诗学的重视。

第三阶段:盛于孟子，风行邹鲁。

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邹鲁之风的繁盛和战国之世儒学的振兴，是直接联系并连接在一起的。而这都得之于孟子的伟大贡献。

《汉书·儒林传》:“天下并争于战国，儒学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这说明，在战国早中期相当一段时间，儒学声势大衰，《诗》、《书》、《礼》、《乐》的传授也仅在齐鲁之地绵延不断而已。儒学的振兴，主要得力于孟子、荀卿二人。六经复传，并推动邹鲁之地形成知识分子一代文化风气的，则主要是孟子。原因有二:

其一，孟、荀为战国时代振兴儒学之大师，且因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论儒传教，影响巨大。但孟子较荀子早半个世纪。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共推儒学，显于当世。而所谓“威、宣之际”儒学“显于当世”，主要是孟子。根据历代学者考定，荀子出现在稷下的时间大致不早于齐泯王时期。

其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邹国。其对邹鲁之地的文化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有关孟子生平事迹的材料较少，但现有历史文献中，大致可以这样来分析他与邹国故乡的关系:

第一，他在40岁之前，没有离开邹国的记载。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生活内容:一是他在邹国接受了启蒙教育，著名的“孟母三迁教子”的故事就是出现在这个阶段。二是他在这儿从师学习，受子思影响巨大，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尽管后世学者以此认为孟子可能在鲁国求学，但古代文献中并没有孟子在鲁国或其他地方从师学习的记载，为子思之后学，与是否在鲁求学是两码事。孟子很可能是子思及其弟子在邹地兴学的直接受教者。三是孟子曾在邹地设教授徒。四是初仕邹国《孟子·梁惠王下》曾记载邹穆公问政孟子之事，如清人周广业在《孟子出处时地考》一文中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穆公举之为士。”

总结来看，早年孟子之与邹国关系大致可概括为:幼承母教，从师学习，设教授徒，出仕为宦。他的人生是从邹国开始的。

第二、孟子在40岁到60岁的20年间，曾周游列国，于齐、梁两大国之间奔波往复用力最多，冀有所为。孟子在邹、鲁、滕、薛、宋等国间率徒游说，传经讲学，将邹鲁之风传播各地。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在齐威王、宣王之时，三次游齐，在稷下学宫长驻达十数年之久，在各国与君臣交往甚广。《孟子》一书中提到齐宣王就有23次，是所有国君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其在齐之稷下率徒讲学，不治而议。但官居卿位，特受尊崇。辩说争鸣，影响极大。在魏国，他与梁惠王大谈“仁政”，希望他“省刑罚，薄税敛”，“与民同乐”;他称不行仁政的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在滕国，他“馆于上宫”，受到很高礼遇。他劝滕文公保民而王，大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如此等等。可以说，孟子对“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一是孟子尽其所为，所到之处，大力弘扬儒学，力挽“儒学既黜”之颓势，重振儒风，大力提升了邹鲁之风的影响力。二是培养了大批“邹鲁之士”。同时，孟子讲学始于邹鲁，其弟子大多为邹鲁之士。孟子出游，从者如云“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实际上为邹鲁之风的发扬光大，培育了数代传承的生力军。第三，终老邹国。根据大多数前人研究的成果，大致说来，孟子自60岁左右直到84岁去世，晚年20余载主要是在故乡邹国度过的。其晚年对邹鲁之风兴盛发展的推助及影响甚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其晚年以研究《诗》、《书》、《礼》、《乐》为主业，对邹鲁士风影响极大《史记·孟荀列传》云：（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考证》引清人梁王绳语:“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故称叙《诗》、《书》”赵歧《孟子题辞》亦说:孟子晚年，“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庄子·天下篇》所言:“《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能言之”，与孟子晚年与众弟子万章等人在邹地的《诗》、《书》活动有极大关系。其二，晚年教授大量生徒，为邹鲁之士的大量产生做出突出贡献。孟子晚年生平情况文献记载不详，但其广招弟子，讲经授徒是可以肯定的。从文献记载看，万章、公孙丑之徒是其晚年不离左右的弟子，后世学者多认为:“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孟子曾说：“君子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天下英才为三乐之一。天下英才集中于前，可见其晚年学生数量多，来源广。孟子以此为乐事，估计其晚年教育成就之大，自己是很满意的。

孟子是孔子之后传承、弘扬、发展孔子儒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不仅对孔子尊崇备至，而且也以捍卫弘扬孔子之道为其一生最主要的历史担当。孟子认为:“自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云圣人之世如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而要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后世学者从东汉赵岐到韩愈也都对孟子在儒学特别是对先秦孔子儒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给予中肯的评价，称“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因而，观战国之世儒学及百家之学发展，孟子实为儒家学派挽颓势、开新局的中兴之巨人。自其同时代稍后的学者庄子《天下篇》始，孟子已成为战国儒学的代表。故在《天下篇》中“邹鲁”并称孔孟之乡，邹、鲁并称，邹在鲁前，实因孟子。这是战国儒学发展的时代印记，也是孔孟故里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儒学因孟子而兴，邹国因孟子而名世，“邹鲁之风”因孟子而达于繁盛。

四、“邹鲁之风“的发展演变

纵观从孔子到孟子“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过程，结合《庄子·天下篇》及先秦文献对“邹鲁之风”的有关记载，笔者认为:在战国之世形成的所谓“邹鲁之风”，实际是一种士风，亦即在邹鲁之地形成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时尚风气。这种士风的文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它是一种以“述唐虞三代之德”为己任，坚守传统，弘扬传统的风气。也就是说，它是以历史担当精神，对上古三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守、传承和弘扬。孟子“言必称尧舜”，邹鲁之士对三代以来的经典文献《诗》、《书》、《礼》、《乐》热衷研习、传诵，以致形成了一种邹鲁士人共同创始的独特文化风气。战国时代，社会巨变，战争频繁，“士风”的主流是热衷政治，竞逐功利，著书立说，游说诸侯，迎合时尚，以干世主。邹鲁之风显示的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社会风气，不合时俗，却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二，它是一种尊崇孔子、弘扬儒学的风气。孟子以“私淑孔子”自道，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以孔子编定的六经为教材，“聚天下英才而教之”。邹鲁之士，对《诗》、《书》、《礼》、《乐》独“能言之”这在战国中期，列国纷争，“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的大环境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象。从战国儒学发展讲，邹鲁则是弘扬孔子儒学、培育儒家学者、坚持传播和发扬儒学的一个大本营和文化基地。

其三，它是一种崇尚道德教化、宣扬修身养性之风。邹鲁之士研修《诗》、《书》深挖圣王先贤的“圣德”以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孟子道性善并专讲仁、义、礼、智四端之说，倡言以身示范，立志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孟子》中38次引用徜书》③，引《诗》35条,大力宣扬“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他认为邹鲁之士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下，大力弘扬传统美德。“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这是孟子所极力宣扬和坚持的，也是邹鲁之风所体现的一种道德精神。

其四，它是一种知识分子坚持理想、壮志有为的风气。由孔子到孟子，历览邹鲁之风形成的精神发展过程，都体现着一种胸怀天下、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孔子及其弟子、子思、孟子是这样，邹鲁之士也是以此精神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由这样一个群体形成的士风，也同样充溢着这样一种“士”的精神。孟子之所思所想即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投身其中，“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甚至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有志难申之时，则“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坚持理想，独行其道，这反映出以孟子及其弟子为主体的邹鲁之士的共同精神面貌和风气时尚。

以如上四点为主要内涵特征的邹鲁之风，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变迁中传承发展，与时俱变，蔚然成为邹鲁之地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象。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士风到世风。即由知识分子风气演变为邹鲁之地的社会风气。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既殁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这说明孟子去世之后，特别是经秦始皇“焚书坑儒”，邹鲁之风有可能受到了摧残。但邹鲁之风并未泯灭。一是士风延续，断而未绝《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末农民起义中邹鲁之士的活动情况，其中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子之礼器，往归陈、王”之事，足见邹鲁之风在暴秦之世的坚守；又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的文化景象，兵临城下，依然书声朗朗，弦歌不绝，亦可见邹鲁之士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依然有着坚守传统、光大邹鲁之风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二是影响所及，向世风转化。《史记·货殖列传》：“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这说明，好儒之风，到秦汉时，已从知识分子的“士风”逐渐演变为邹鲁之地的民风民俗。邹鲁以其尊孔好儒，风行诗书礼乐，已成为邹鲁异于他邦社会的文化景象。第二，由邹鲁影响到全国。由于孟子及思孟学派的大力推动，邹鲁之风在战国时代已远播全国，深深影响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发展。

一是孟子率邹鲁弟子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力倡仁政，传播儒学，弘扬邹鲁之风的文化精神，使区区小国之邹，因孟子而名扬天下”“邹鲁”遂成为儒学故乡之代名，由此推高了儒学在战国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地位，大大提升了邹鲁之风在诸子争鸣中的影响力。

二是邹鲁之风劲吹稷下。孟子带万章、公孙丑等弟子，三次游齐，与齐宣王及稷下先生多有论辩，大力推行仁政主张。他长住稷下学宫达十数载，官居卿位，待遇优厚，备受尊崇，与稷下各派学者争鸣、交流、辩说、研讨，推动了邹鲁之风与稷下之学的交汇、融合，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儒学在齐地的传播。战国之时，稷下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光大儒学，助推了诸子学术争鸣。而齐鲁之地则南有邹鲁之风，北有稷下学宫，共同营造出战国学术文化的“重心”地位。

三是邹鲁之风远播长江南北。从孔子到孟子，邹鲁之风如何影响传播到长江流域，历史文献中相关资料并不多。《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孟子的话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有关荆楚学者北学孔孟之道、感受邹鲁之风，从而南传长江流域的一则间接记载。陈良是否来邹鲁之地或求学于孟子，该篇记载不详，但却记载着楚人学者许行和陈良及其弟子陈相与其弟陈辛等数十人在滕国与孟子辩仁政、论农家之事。滕为邹之邻国，又是孟子率徒久住论学之处，我们说，有大批的楚地学者来邹鲁之地求学，与邹鲁之士谈经论道，将邹鲁之风带回长江荆楚之地，应在情理之中。战国邹鲁之士是否到长江流域传经说儒，虽然所见文献的直接记载不足，但是，史载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人，“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史记·儒林列传》也有“澹台子羽居楚”的记载。可见，邹鲁之地的孔门后学曾大批南下长江一带，恐怕从孔子时代就已开始。《吕氏春秋·去宥》有“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的记载，沈尹华为何处之儒家学者，史无详考，但楚国威王学《诗》、《书》、《礼》、《乐》应有儒家学者教之，其中应有邹鲁之士。总之，仅从文献典籍考察，邹鲁之士将“邹鲁之风”传播至长江流域是完全可能的。

20世纪90年代，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一批战国中后期的竹简及其释文的发表，为邹鲁之风远吹长江流域荆楚之地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些竹简中有14篇为儒家著作。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的“这些儒书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连，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对于简书《五行》篇，庞朴先生认为“经部是子思所作，说部是孟子后学的缀补”。陈来先生结合《荀子、非十二子》中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进一步提出“《五行》说文为孟子所作”。其中出土竹简《缁衣》即出自《子思子》已是绝大多数郭店竹简研究学者的共识。而《缁衣》中“简本保留战国中期的特点，引文只引《诗》、《书》”。郭店竹简的出土，为邹鲁之风传至长江流域，提供了探讨的路径。

邹鲁之风怎样吹到长江岸边?杜维明先生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分析思考。他说:“郭店出土的资料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次出土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先秦时期一个精致的图书馆里的材料。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现在认为是'东宫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他应该是当时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

杜先生的推导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窗，让我们看到了邹鲁之风吹绿江岸的美妙图景。这个“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不知其名，但极有可能是一个饱学的邹鲁之士。理由有三:一是从竹简的内容看，儒学的著作共14篇，而其中主要的是思孟学派的著作。这个时期，正是在子思及其门人和孟子推动下，邹鲁之风的极盛时期，一位邹鲁之地的儒学大师当了“东宫之师”最具可能。二是从《五行》的作者即是子思与孟子来说，可能从子思到孟子，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邹鲁之士持续地传播儒学于长江流域，使邹鲁之风在战国之时即重现江南。三是从《缁衣》内容多引《诗》、《书》看，所谓邹鲁之风传布江南，实际是再现了从子思到孟子讲学授徒重《诗》《书》的传统，是以邹鲁之士“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在楚地落地生风为主要体现的。这更显示出，邹鲁之士在江南复制了邹鲁之风的历史。

从郭店竹简发现的思孟学派有关活动情况，结合《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综合分析，大致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邹鲁之风形成的骨干力量———邹鲁之士，实际即是思孟学派的广大成员。他们根植邹鲁，活跃四方，西至中原，南到长江，是推动邹鲁之风吹向全国各地的骨干力量。《荀子·非十二子》中记载荀子批判思孟学派:“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这段话，以思孟学派在邹鲁之风形成发展中的一种文化影象来理解，会找到更好的注脚。荀子在这里，以激烈的言辞抨击思孟，说他们那些“言必称尧舜”，自称是传承“真先君子（孔子）之言”的学说，由子思首倡在前，孟子呼应在后，这个前后近百年的“唱和”，是以那些“嚾嚾然不知其非”的世俗之儒，“受而传之”，推波助澜的。这些“世俗之沟犹瞀儒”，实际即指那些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而被荀卿指斥的思孟学派的“俗化”，正是指的邹鲁之风将孔子之教义，将《诗》、《书》等经典推向大众化、社会化和风俗化的过程。这是思孟学派的特征，也是邹鲁之风在先秦儒学发展中的巨大贡献所在。郭店楚墓中儒简的出土，佐证了《荀子·非二十子》中对思孟学派特征的描述，也证实了邹鲁之风强劲的文化传播力。

战国时代，邹鲁之风是先秦儒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的发展演变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在西汉时期上升为国家和民族的统治思想，为秦汉以后不绝于史的“邹鲁之风”在全国各地的落地生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章选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