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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强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北方系青铜器，这批器物系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935年捐赠给原金陵大学藏品中的一部分。因当时金陵大学没有陈列文物的场馆，所以福开森捐赠的文物暂存北京古物陈列所（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1949年10月，故宫博物院将这批文物交付南京金陵大学（1952年与南京大学合并）保存，现收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藏北方系青铜器计7件[1]，可分为兵器和车马器两类，兵器有短剑、蕈首刀、棍棒头，车马器类有镝衔、竿头饰、卧鹿。现介绍如下。 一 兵 器 短剑 1件（馆藏号58）。剑首为蹲踞状的两兽尾部相对连结形成环首，兽首凸起，引颈抬头，耳部、躯体、尾部有圆形穿孔。剑茎扁平，两面均装饰圆圈纹、勾连云纹、折线纹、三角形纹等几何纹饰。剑格为两个蹲踞状的兽形成翼状剑格，兽首凸起，引颈昂首，以圆形穿孔表现眼部，兽身装饰圆圈纹。剑身呈柳叶形，中间起脊，近本部略鼓凸，向前直伸，三角形尖锋。通长32.4、剑身长17.9厘米（图一）。  蕈首刀 1件（馆藏号102）。蕈状首，弧形柄，下阑较尖锐，刀身凸背弧刃，锋略残。柄上装饰栅栏纹。范铸，刀柄处留有铸痕。通长24.5、柄长8.9、柄宽1.3～2、阑长1厘米，刀身残长15.5、背厚0.3～1.1、刃厚0.1厘米（图二）。  棍棒头 1件（馆藏号55）。器作扁圆形多瘤状，中有圆形銎。扁球体表面近銎口处各有6枚乳丁状凸起，凸起直径0.7、残高0.4～0.7厘米。在两排乳丁中间有6个较粗壮的四棱锥状凸起，凸起高1.2厘米。器身最大径在相对的两个锥状凸起之间，直径5厘米。两侧銎口内收，口径2.6厘米（图三）。  二 车马器 竿头饰 1件（馆藏号71）。顶部圆雕伫立马，空腔，双耳竖起，洞眼，嘴部微张，尾巴弧形下垂，上有三个凸起装饰，尾尖贴附在左后腿上。铃部为一镂空球体，下为一长方梯形銎座，近底部有圆形钉孔。通高14.6、马高6.4、马长7.8、銎座高8.2厘米（图四）。  铜卧鹿 2件（馆藏号131）。锈蚀。伏卧状，四蹄曲跪，短尾。空腔，腔内残留泥土、朽木等，均为两范合铸，铸造痕迹明晰。一件头部残断，从断面可见腔体内填充草拌泥，有铅或者锡冷凝后形成的球状颗粒，可能铸造前铜液含有较多的杂质。长8.6、高6.3厘米（图五，1）。UⅠe38，头部残断后用锡焊接，其上附着铁锈痕迹。长8.6、高6.6厘米（图五，2）。  马衔 1件（馆藏号138）。仅余一节。器身中间为一实心的椭球体，通体布满小乳丁。两侧各有一环纽，一纽侧立，一纽平置。范铸，器体上有明显的范线。通长6.5、环纽外径1.7、内径1.3厘米（图六）。  三 器物年代 短剑的形制较为特殊，剑首、剑格作背向双兽首造型，目前尚未发现相同的遗物，从风格来看可能是春秋中期的器物。 蕈首类型铜刀在国内发现较少，河北省废铜中拣选1件[2]，内蒙赤峰征集1件[3]。刀柄栅栏纹（或称羽状纹、鱼骨纹、叶脉纹、肋骨纹等）的装饰比较常见，在殷墟出土的铜刀上就已出现[4]，另在商周时期北方系兽首刀、环首刀等柄部也有见到[5]，当是铜刀常见的装饰。下阑的作风在殷墟M040（13：1059）、辽宁兴城杨河、河北青龙抄道沟等地出土的商代铜刀上也常见[6]。蕈首刀在卡拉苏克文化中大量存在，其源头应该在米奴辛斯克盆地寻找。 棍棒头在国内发现不多，有学者称之为权杖头[7]。现在看来，棍棒头是在权杖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青铜棍棒头在中国集中发现于西北地区的长城地带，如鄂尔多斯、宁夏南部，向东扩散到辽东半岛。该类器物在欧亚草原也有发现，在功能上是作为礼仪用具还是兵器还有待研究。有学者主张该类器物是中国的土著产品，与西亚无关[8]。但是从其演化序列来看，权杖头最先在近东出现，然后传播到中亚，再到中国长城地带，大致流行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中。与馆藏的这件棍棒头形制相同者有扶风召公收购站拣选品1件[9]、固原博物馆征集品1件[10]，前者被认为是西周时期，后者被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目前未见考古发掘出土的同类器，所以对其时代暂无法判定。 马衔在陕西扶风庄白73F158有发现[11]。马衔通身布满钉刺，当拉动缰绳时，镝衔随之紧贴敏感的马舌，使其感到不适乃至疼痛，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马的行动速度，也能更好地驯服烈马[12]，其年代为西周中期。 竿头饰是一种装饰品，在斯基泰等早期游牧民族文化中屡有发现，后来在黑海斯基泰文化、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文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中有发现，但其具体的用途、用法目前仍不清楚，在米努辛斯克塔加尔文化的一座墓葬中曾发现4件竿头饰安装在棺床四角的立柱上[13]。但目前所见的竿头饰形制繁多，是否都是如此使用，暂时还没有定论。中国北方出土的竿头饰，有铃形、动物形和二者组合的形制，以动物形为主，有绵羊、山羊、羚羊、马、驴、鹿、鹤、鸟、狻猊、刺猬等。保德县林遮峪商代晚期墓葬出土有铃形竿头饰[14]，曲村晋侯墓地M113西周早期墓葬出土有2件鸟形竿头饰[15]，因此有学者认为竿头饰可能起源于中国周边的游牧文化[16]。相较于北方系青铜器其他器类，竿头饰是发现较少的一类器物。馆藏的这件伫立马形竿头饰属于铃形、动物形的组合体，与之相同的器物尚未见报道，但参考同类题材如马、鹿形竿头饰，推测其时代当为战国早期。 铜卧鹿在北方系青铜器中发现较多，主要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和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地区。馆藏的这两件铜卧鹿在形制和铸造方法上一致，应当是同一批器物。馆藏铜鹿与准格尔玉隆太墓地[17]、固原杨郎墓地[18]、固原中庄墓地[19]出土的卧鹿形制相似，时代当为战国中期以前。 棍棒头、竿头饰这两种器类在整个北方系青铜器中发现较少，馆藏短剑、竿头饰形制特别，目前尚未发现形制相同的器物，为北方系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附记：本文在材料收集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李文、程立宪老师的帮助，水涛老师对文章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文章出处：本文出自《文物》2021年第10期。此据作者底稿，与发表本略有差异，引用请参考原刊。 注释： * 本文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资助编号：2020M683532），“福开森捐金陵大学北方系青铜器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本项目亦获宁夏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1]福开森还收藏有一件人首形竿头饰，上有牛、虎食人图案。参见徐中舒《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大公报·艺术周刊》1935年7月6日第14版。 [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几年来在废铜中发现的文物》，《文物》1960年第2期。 [3]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146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4] “象墓”出土铜刀刀柄有栅栏纹，参见W.C.White（怀履光）.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onze Objects from Northern Honan, dating from about l400B.C.—771B.C.,Plate.ⅩⅩⅧ·14, Museum Studies No.5,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 “象墓”是White, William Charles（怀履光）在“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onze Objects from Northern Honan, dating from about l400B.C.—771B.C”一书中著录的一批青铜器，1930年左右由怀履光在河南洛阳从古董商处收购，传出于殷墟。推测是一个墓或者一个家族墓墓地。主体器物上有象纹或者“徽”，所以被称为“象”墓，也有人称为“象纹组器”。 [5]田广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1页图一二：4，第24页图一五：5、6，第25页图一六：7，第26页图一七：2、7，文物出版社，1986年；刘建忠：《河北怀安狮子口发现商代鹿首刀》，《考古》1988年第10期，第941页；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集刊 8》，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東京国立博物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国北方の青銅器》， 第17页，第15商代环首刀，東京国立博物館，1997年。 [6]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器铜》，《考古》1978年6期；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第12期。另外，《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国北方の青銅器》也收录有较多被认为是商代具有下阑的铜刀，见于第10页图2，第14页图5， 第15页图9、10，第16页图11、14，第17页图13，第18页图17、18。 [7]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4期；李水城《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韩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 第110～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8]安志敏《西周的两件异形铜兵——略论商周与我国北方青铜文明的联系》，《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80年。后收入氏著《东亚考古论集》，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 [9] 罗西章《扶风出土西周兵器浅识》，《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10]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 第15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第139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西兴《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 年。 [12]井中伟《缀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13]Вадецкая.Э. Б. Тагарскиепогребальныеложа.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Деревянко А.П. (ред.) Археология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 1975: 167-175. [14]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简报中并没有对这两件竿头饰作介绍，但是M113椁室器物分布图中，位于椁室东北角编号为137、138名为铜鸟形銮铃就是我们讨论的竿头饰。 [16] 高濱秀《オルドス青銅器竿頭飾について》，《MUSEUM》，1993年12 月号（No.513）；高濱秀《中国出土の竿頭飾新資料》，《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2015年第37期。 [17]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 [1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19]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大户与九龙山一一北方青铜文化墓地》下册，第447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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