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与“归奇顾怪”

《姑苏晚报》2022年01月17日 B06版

　　娄谷

　　汪琬，长洲县（今苏州）人。清初著名散文家、吴中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容安轩记》《读书斋记》《计氏思子亭记》《尧峰山庄记》《姜氏艺圃记》等，均传诵一时。汪琬自幼发奋读书，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懂得阴阳八卦等奇门遁术。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后升员外郎，任刑部郎中。一度托病辞官，在苏州尧峰山下闭门著书九年。康熙十八年，汪琬应试博学鸿儒科，力拔头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纂修《明史》。

　　汪琬与被称为“归奇顾怪”的顾炎武、归庄以及“传是楼”主人徐乾学等人有不少交往，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对顾炎武的举荐

　　康熙十五年前后，汪琬写下了一篇题为《答从弟论师道书》的文章。他说：“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日顾子宁人、李子天生。”顾子宁人即顾炎武，李子天生即李因笃，是两位在“体制外”的学者。汪琬竭力举荐他们，而且评价不低。尽管文章语焉不详，但是借助于当道者的话语权，辐射面还不小，很多人都读到了。这不能不让顾炎武深感纳闷。

　　康熙十五年前，顾炎武与汪琬已经相识，并且有了不少交往，尽管顾炎武对汪的为人不太苟同，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康熙十七年冬，汪琬与李因笃都在北京，从李因笃那儿打听到了顾炎武的近况，对顾很是关切。于是汪琬把自己刻成的《钝翁前后类稿》寄赠给顾炎武，其中包括他的《答从弟论师道书》一文。

　　很快，他收到了顾炎武从关中寄来的信札。在信中，顾炎武彬彬有礼地说：“伏读大集，谬荷推奖，自惟谫劣，非所克当。”说自己一介书生，受到汪琬如此推崇，有点惶恐不安。过分的恭维，总是令人怀疑别有用心，可又找不到什么根据，便很有分寸地还之于礼。

　　完全是出于谨慎和礼节，顾炎武对汪琬《钝翁前后类稿》中有关“五服同异”的内容加以褒奖，称之为“当与天壤并存，斯道之传，将赖之而不坠矣”。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接着，他就自己对礼教问题的看法，向汪琬请教：“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其何以拨乱而返之正乎？一时高谈之士，或以鄙言为肤浅，而盩厔李隐君中孚独以为然，请以质之君子。”他说，很多擅长于高谈阔论的士人，觉得我的观点肤浅，唯独李颙李中孚十分赞同。不知汪琬先生您怎么看？

　　顾炎武还将自己所论《尚书》中有关“康王之诰，辨冕服为逾年即位之礼”等内容的见解，附在信后，请汪琬“赐指教”。

　　汪琬在给顾炎武的复书中，不仅表示完全赞同顾炎武的礼教观，还建议他就此写一部礼学专著。得到信后，顾炎武旋即做了答复，充分肯定汪琬的建议，认为这很重要，“悯礼教之废坏，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书，返百王之季俗，而跻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但他随即又表示，要让他写出一部礼学专著来，实在是非常困难，因为“弟少习举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三礼未之考究”。

　　顾炎武特意把《广师》一文寄给汪琬，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文章提及的“十贤”，其中有傅山、李颙、吴志伊、朱彝尊、王弘撰等五个人，他们也像汪琬一样，被举荐参试博学鸿儒。除了李颙以死自誓，没有赴京，其余四人都当上了清廷命官。顾炎武对他们的态度是宽厚的，很能体谅他们在政治高压下的苦衷。尤其敬重他们学术上的成果，真心诚意以他们为师。由此可见顾炎武在政治上的成熟。

　　两个人的交往极其有分寸，谁也不肯突破底线。这充分体现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遗民学者，与入仕清廷的读书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与归庄的龃龉

　　顾炎武与归庄是同龄人，少年时代常在一起玩耍，几乎形影不离。后来又一起参加复社，纵论天下大事，抨击时政。两人都很有个性，不愿拘泥于封建礼法，不时会做出一些在别人看来大逆不道的举动。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共同的外号——归奇顾怪。

　　汪琬与归庄本来就是老朋友，加上性格都很急躁，彼此说话比较随便。汪琬对归庄曾祖父归有光先生的文章怀有极其高昂的热情。那时，归庄正一门心思计划刊印《归震川先生全集》，一部分刚问世，汪琬就写信给他，陈述关于校订上的许多意见。归庄比他年长十一岁，又是归氏曾孙，当然不甘示弱，很快向汪琬寄出了反驳信。由此，围绕《归震川先生全集》校订问题，他们书信来往，进行了一场大争论。

　　两人在商证文字的过程中，不免意气用事。所争论的，不仅是刻集是否可以改变原作，而且涉及古文用意、用字等问题。汪琬以文法为复兴古文第一要义。归庄却讥刺说：“执事每言作文无他妙诀，惟有翻案。”他的反批评，在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随着时间推移，彼此之间甚至引发出了明朝遗民与新朝士大夫的身份之争，产生了超乎书信字面的怨恨。

　　当然，由于传播媒介的局限，他们无法像今天这样，在报纸杂志或广播电视上公开辩论，更无微博、微信，只能由汪琬的门人周汉绍在中间传递书信，根据中间人传递的书信，再进一步争论。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是，汪琬与归庄的争论，还是很快传遍了文坛。有好事者甚至在宴席上喝酒后，将汪琬致归庄的信任意增删字句，在朗读中加以夸张，作为话柄。这也扩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客观地说，汪琬学识广博，对于归庄所编刻《归震川先生全集》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何况他还是朝廷命官。然而很多人却甘愿站在归庄这个区区布衣一边。在人们心目中，汪琬喜欢玩弄花招，在钻营中赢得地位，就只能失去读书人的理解与支持了。

　　给传是楼的美言

　　汪琬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传是楼记》。

　　传是楼主人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大外甥，酷爱藏书读书。在他当官的二十年间，适逢明末战乱结束，社会日趋安定，许多藏书家散失的珍贵图书在各处流传。徐乾学多方搜求，江浙一带的珍贵图书尽归其所有，多为宋元刻本。为珍藏数万卷书籍，他在家乡昆山修筑了藏书楼，命名“传是楼”，特意请汪琬为之写下《传是楼记》。

　　文章很精彩，尤其耐读的，是藏书、守书、读书、用书之间关系的论述。汪琬说，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了。从汉代以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金去买书，皇帝以下，名公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有的亲自动笔，有的雇请抄手加以誊录。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故散失，由此可知藏书之难了。不过，我以为藏书之难还比不上守书之难，守书之难又比不上读书之难，更比不上亲身去实行了而有所体会之难。所以藏书而不能守，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没什么两样；虽然已经读了，如果嘴上是一套，实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记了它的果实，那么就是用记诵之学来欺世盗名，与不读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据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述，徐乾学依靠高超的文学才能和丰富的学术修养，为自己赢得并保全了显要的名位。徐乾学因在延揽人才、加强文治方面的才华，而深受康熙皇帝宠信。“三公以博学高才连掇上第，位列卿，门地之隆、宾客之盛，一时无两。而先生尤知人能得士，有人伦水镜之目。蒙其赏识者率飞黄腾达，以去登李元礼之门，不雷虬户，望韩昌黎一面，有若泰山，海内之士云集星驰，若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当徐乾学初入京师，尚未站稳脚跟时，汪琬就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加以夸奖，并预言徐乾学一定会有不可估量的前途。汪琬自己有文名，与清初文坛名家王士祯等人也有很深的交情，他不遗余力的褒奖和推崇，自然产生了明显作用。事实上，徐乾学的文学和学术主张跟汪琬很接近，在不少地方受到汪琬的影响。

　　徐乾学修筑传是楼，自称“所传者，惟是矣”，舅舅顾炎武却对他保留了很多看法。在给学生潘耒的信中，顾炎武以舅舅的身份批评徐乾学的所作所为，同时又以一个学者的目光批评“世风日下，人情日谄”的社会现象，体现了耿介清正、不愿委曲求全的心态。顾炎武在青年时代，就不肯与官场的蝇营蚁附之流合作共事，到了晚年怎么可能公开表示改变初衷呢？恰恰是年事愈高，孤傲的脾性愈为凸显。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病逝。与他的遗愿相悖的是他的儿孙根本没有将传是楼继承好，数万卷藏书逐渐变卖殆尽，大多数流入清朝宗室怡亲王府中，传是楼只剩下一个空壳。再往后，连屋宇都荡然无存。有谁能读出汪琬所撰《传是楼记》背后的讥讽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