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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朱耷比作中国的梵高，我对这样的类比非常反感，因为在这样的类比之下，给中国的文明和艺术造成了最大的曲解。我们总是想在西方的文明和艺术中给自己找一个对应的镜像，以卑微的姿态向别人靠拢。可是，在文明的对话中因为渴求被人理解而放弃自己的主体性，随之而来的是被征服，或者自我湮灭。所以在艺术上，我们更应该用中国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公元1644年4月25日，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城破之时，举步来到了神武门外的煤山之上，回头望去，北京城狼烟四起，天街踏尽公卿骨，府库烧成锦绣灰，末代皇帝仰天长叹，诸臣误我，带着满腔的悲愤与不甘悬枝自尽，明王朝就此覆灭。这一年朱耷十八岁。 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世孙，虽然不复当年先祖宁王的盛况， 可也是源清本正的皇族血脉，世袭弋阳王，守着铁杆庄稼，做一个逍遥王爷也在情理之中。但覆巢之下，片瓦难存，簪缨世家的王孙公子，顷刻之间妻离子散亡命天涯。杜甫怀李白曾有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可能伟大的艺术家都要去经历跌宕起伏的红尘历练吧。 朱耷本名，朱统（quàn），朱耷这个名字的由来，各家有各家的说法，“耷”最直观的字义为“大耳”，从《个山小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朱耷的耳朵并没到达到如刘备那样能“顾自见其耳”，就是回头的时候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启功先生则认为“耷”为“驴”的俗体字。也有学者认为朱耷是乳名或庠名（入学时的正式用名）。总之他就叫这么一个听起来一点也不高大上的名字。  根据朱元璋订立的明朝祖制，凡是皇室子孙禁止入仕为官，禁止从事四民之业，四民即士农工商，生活起居由皇粮供养，而且不允许离开自己的封地，于是这些皇室宗族只能作为高贵的囚徒，混吃等死。到了明中期以后，皇家宗室人口剧增，朝廷财政难以供养， “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的下层宗室多如牛毛。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压力，万历二十二年，准许宗室子弟放弃爵位以儒士的身份与生员一体应试。有明一朝，出了很多混蛋皇帝，但朱耷的血脉中，并没有流淌老朱家那些荒诞又中二的基因，15岁的朱耷便放弃继承爵位，去参加科举考试，他要用自己的才华证明不靠祖宗的余荫，也能成就自己的一番功业，结果第一把就中了秀才，此时的朱耷可谓九万里风鹏正举，美好的人生蓝图正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但明朝的灭亡彻底改变了朱耷的生命轨迹，所有的功名憧憬，远大理想，人生规划，转瞬之间支离破碎，人生的第一需要变成了逃命。 在农民起义席卷全国的时候，皇室宗亲要作为暴政的始作俑者去承担底层人民的怒火而被屠戮，满清入关以后，皇室宗亲又被当成威胁统治的火苗去面对新朝君主的猜忌而被绞杀。近三百年来所绵延的数万朱家子嗣，如同深秋时节的黄叶，一夕风雨至,花叶尽凋零。  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狂风暴雨撼天动地的时候，谁会用只言片语去关注一只蚂蚁的命运呢，现在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朱耷是怎样在浩劫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居然全身而尽天年。中国的艺术，是人文的艺术，他能给在暗夜中绝望的人们开一扇心灵的窗户，来消散你的悲愤，来承载你孤寂，来呵护你心中那一簇跳动中的微弱火苗，让你有一天能点燃燎原的荒草，为春天的勃发重新继续力量。历史浪潮拍碎了朱耷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把他推向了中国书画艺术的C位。 有人把朱耷比作中国的梵高，很早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大多数人可能对梵高了解更多一些，在大众的认知中，他们的艺术风格在精神气质上有趋同的成分，于是拿朱耷类比梵高，让不了解的人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这种类似的比拟有很多，比如康德就曾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后来我对这样的类比非常反感，因为在这样的类比之下，给中国的文明和艺术造成了最大的曲解。我们总是想在西方的文明和艺术中给自己找一个对应的镜像，以卑微的姿态向别人靠拢。可是，在文明的对话中因为渴求被人理解而放弃自己的主体性，随之而来的是被征服，或者自我湮灭。所以在艺术上，我们更应该用中国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朱耷艺术风格的嬗变亦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从笃定有序，当张狂压抑，从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完成了涅槃重生，在国破之前，朱耷出身高贵，于钟鸣鼎食之家，悠游从容，可志于道,游于艺。祖父朱多炡以诗画闻名于世，笔下“枫叶经霜醉，蘋花过雨新”的词句能领一世之风骚，山水画风源出米芾，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擅长山水花鸟，名动江右，无奈享年日短，也并无作品传世，叔父朱谋垔著有《画史会要》收录于《四库全书》，品评古往今来的丹青妙手，颇有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昂扬意气。生于这样的书画世家，朱耷夺得了完整而系统的艺术教育。在绘画上承继沈周、陈淳、周之冕、徐渭的水墨花鸟传统， 书法师承“二 王”兼修颜真卿、苏东坡等，作品中洋溢着晋唐韵味。 每当我们提到朱耷，最打动人心的可能是他命运的浮沉，而艺术成就反而只能作为衬托故事的附庸。诚然，艺术家满含传奇属性的人生际遇是艺术品最好的注脚，国破家亡只是打乱了朱耷艺术人生的节奏，艺术风格在成熟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难以预测的诡异突变，设使明朝没有灭亡，朱耷锦衣玉食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历程，我想朱耷依然是那个在中国艺术史上名垂千古的朱耷，因为在明亡之前，朱耷的生命中就种下了艺术的种子，这颗种子充满了不可抑制的生机，无论是春和景明还是雨疏风骤，他都将生根发芽，郑板桥曾说八大名满天下，而石涛则名不出扬州，也是基于他的作品所放射出的艺术光辉给与的赞扬。  1645年，清军攻占南昌，宁王一脉被屠戮一空，朱耷出逃到江西奉新山中避难，得以幸存，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一生。几度辗转，在世俗的环境中难以躲过清军日渐严密的搜捕，于是落发为僧，传綮（qìng）。从朱耷现存最早的作品《传鉽写生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书法还是画作都处在其独特艺术风格的早期阶段，有着深深临仿风貌。在题跋的书法中，可以看到唐楷的庄重与严谨，绘画中有周之冕工笔勾勒的细腻，也有徐渭泼墨写意的酣畅。 当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光阴会变得漫长而又苦涩，朱耷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甚至是煎熬，外有清军的搜捕，只得流浪于山川荒野，内有国破家亡的孤愤无以排遣，同样是国破山河在，杜甫尚有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期待，还会迎来剑外忽传收蓟北的捷报，体验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喜悦。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各地反清复明的火焰被一个一个地扑灭，朱耷关于家国的信仰彻底地陷入绝望。这一时期作品的风格亦如朱耷的心境，画山水是残山剩水，萧瑟荒凉，画鱼虫雁雀，是白眼俾睨，冷漠孤傲。书法也呈现出凌厉肃杀之气。 八大山人是朱耷在59岁给自己的号，一直用到八十岁去世，朱耷的作品上大多都有这个花押。有人解为 “朱耷”二字，去掉“牛和耳”，刚好剩下八和大，表示朱耷对山河易主的无奈与悲愤。清代书画家张庚在《国朝画征录》说：“每观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 字意盖有在也。”在与朱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陈鼎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说朱耷自言“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虽然用朱耷自言的方式来增加可信度，但毕竟是出自他人之口。从朱耷在很多画作上题写“九月十三日”的鹤形花押，用崇祯皇帝殉国的的日子，来寓亡国之痛的先例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哭之笑之的解法。  朱耷投身于青灯古佛之下，并非是精神上的皈依，只是基于现实困境的无奈选择。在朱耷55岁的时候，弃僧还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南昌，筑陋室“寤歌草堂”于南昌城郊，他称自己为'驴'或'驴屋'。他大书一个“哑”字贴在门上，不与人说话，终日默坐而已，我想他应该是进入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状态。在这种孤寂贫苦中朱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剩余时光。在康熙四十四年，朱耷走完了他80年的生命历程，溘然长逝。 还俗之后朱耷的作品，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情感色彩，或枯木独枝高标，或寒鸦白眼怪翻，肆意而痛快地表达自己鄙夷和仇视的情感，与儒家思想中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的中和思想大相径庭。他那简约疏宕线条迸发出如此激烈的情感光芒，荷叶、花鸟、 乱石，荒山，在作者的画面中被赋予了人格化的情感因素，画中万物空灵逸趣，天籁自鸣。从而形成了朱耷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在这个时期朱耷的山水花鸟画臻于化境，画风简练雄奇，笔势阔大酣畅，可以说中国的文人画到了八大，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所谓妙悟者不在多言，朱耷削尽繁冗，返朴归真，似乎有一番历经风雨之后依然不改初心的天真率性，那是“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  在艺术上有些人藉甚不渝,而人亡业显;有些人凭附增价,但身谢道衰，朱耷一身孤苦，坎坷蹉跎，但身后之名却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影响力辐射到后世每个阶段的画坛，远有郑板桥，任伯年、 吴昌硕、潘天寿，远有近有李苦禅，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无不受其影响， 成为近三百年来绘画的主流。白石老人曾有诗云：“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这是清高自傲的艺术家对前辈最高的礼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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