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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峰 1977年4月生，山东栖霞人。央美博士，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寸耕社社员，栖霞书院院长。著有《衣雪峰书法篆刻集》《澡雪集：衣雪峰作品》《春风草衣：衣雪峰书法集》等。主要论文有《从李阳冰到徐铉：小篆的唐宋变革》《安史之乱、古文运动与八世纪小篆风格的转变》《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观海山房藏齐国陶文概述》等。
敦煌所见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衣雪峰 ——————————— ——————————— 在讨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之前，有必要谈谈唐人小篆的标准问题。唐代已有专门的书法“学校”—“书学”。《唐六典》卷第二十一：“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1马宗霍《书林藻鉴》说：“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2实际上，隋代时已经设有书学。《隋书》卷二十八：“国子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员。”3唐初亦设有书学，《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贞观二年（628），“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4。《唐六典》撰成前后，即开元二十七年（739）前后，书学中设“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5。这样的学生数目，与律学、算学相当，但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相差甚大。相比之下，六学中，前三学的学生较多，后三学的学生较少，恰恰说明后三学有很强的“专业性”。《唐六典》所记六学的学生人数：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五百人（另有俊士八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三十人；算学三十人。书学里面开设什么专业呢？《唐六典》云：“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6《石经》三体书专业，学期三年；《说文》专业，学期二年；《字林》专业，学期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国子学学生的备选课程中，也包括《说文》、《字林》，但是不包括《石经》三体书。国子学的学生，“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7（此处的“隶书”，当指楷书，笔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文》、《字林》，既是非常重要的字书，同时也是一门对多数人而言的基本的课程，而《石经》三体书才是书学学生有别于其他五学的最重要的课程，学习时间也最长。《石经》三体书，是什么意思？唐以前的《石经》只有两种，一为东汉《熹平石经》，一为三国魏《正始石经》。《熹平石经》因全部用隶书书写，所以也称《一体石经》。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9），在洛阳太学讲堂西侧，仿《熹平石经》，刻《尚书》、《春秋》、《左传》等，世称《正始石经》8。由于古文经学抬头，因此《正始石经》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写，又称《魏三体石经》9。书学的三门专业课中，其次要的是《说文解字》，学习时限为两年。自东汉永元十二年（100）至建光元年（121），许慎历时二十二年才撰成《说文解字》。然而建光元年《说文解字》刚成书时的面貌，今已不可得见。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说文解字》，是唐代的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和《说文口部残卷》。清同治元年（1862），莫友芝得到了安徽黟县宰张廉臣赠于的唐代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莫氏认为“盖在穆宗后人书矣”。清代学者刘毓崧（1818～1867）认为“此本写于元和十五年穆宗登极之岁，尚在改元长庆之前”10，即八二〇年。莫友芝还提到，《唐本说文木部残卷》“篆体似美源神泉诗碑”11。武则天垂拱四年12（688）的《美原神泉诗序碑》，碑阳正文、碑阴正文及碑阴的碑额，皆用小篆书写。《金石录》卷四：“篆书，无姓名。”13《金石萃编》载为尹元凯书。莫有芝之所以说《唐本说文木部残卷》“篆体似美源神泉诗碑”，这是因为二者都具有悬针篆的特点—“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日本旧抄本《说文口部残卷》，共三种。一为平子尚氏藏本，凡六字；一为西川宁藏本，凡十二字；一为东京古典会所藏本，凡六字。三种本子篆楷风格相似。“日本旧抄本《说文·口部》残卷十二字，抄写格式及笔法与唐写木部都相同”14，其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可见，唐写本《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其渊源在于《魏三体石经》。书学的三门专业课中，最后一门是《字林》，学习时限为一年。《字林》，晋吕忱撰。部目依据《说文解字》分五四〇部，收字12824个，为补《说文解字》漏略而作。唐时，《字林》与《说文解字》并重，后不传，推测唐本《字林》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七六六年的瞿令问三体书《阳华岩铭》，最能说明《魏三体石经》是唐人小篆的标准。永泰二年（766），道州刺史元结撰《阳华岩铭》，由他的下属江华县令瞿令问书写，刻在阳华岩下（在今湖南江华）。文见《全唐文》卷三八二：阳华岩铭并序。道州江华县东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岩。岩当阳端，故以阳华命之。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铭称之。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俾依石经，刻之岩下。铭曰：九疑万峰，不如阳华。阳华巉巉15，其下可家。洞开为岩，岩当阳端。岩高气清，洞深泉寒。阳华旋回，岑巅如辟。沟塍松竹，辉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惧人讥我，以官矫时。名节彰显，丑如此为。于戏阳华，将去思来。前步却望，踟蹰徘徊。16 元结《阳华岩铭》明确地说“俾依石经”。这是指瞿令问依据《魏正始三体石经》的体例，用三体书写后面的三十五行铭文，即每字依次用古文、小篆、隶书书写。瞿令问，一作令闻，生平不详。永泰年间（765～766）见任江华县令。元结有言：“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清代瞿中溶（1769～1844）评瞿令问《窊尊铭》则云：“公书此碑所用古文，皆有依据，无一字杜撰，以此见公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17像瞿令问这样“艺兼篆籀”，“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在书写《阳华岩铭》时，亦步亦趋地学习《魏三体石经》，最可证明《魏三体石经》是唐人小篆的标准。《魏三体石经》甚至影响到道教的经典。开元九年（721），道士司马承祯曾作三体书《道德经》。唐人小篆，既以《魏三体石经》的悬针篆为标准，那么，有没有典型的代表作呢？七六七年的《峿台铭》，就是唐代悬针篆的典型。《峿台铭》同样为元结所撰，见于《全唐文》卷三八二，18今据石刻拓本录全文如下：峿台铭有序，河南元结字次山撰。浯溪东北廿馀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19，从未申至丑寅。涯20壁斗绝，左属回鲜。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当洄潭。其势碅磳，半出水底，苍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巅胜异之处，悉为亭堂。小峰歁窦，宜间松竹，掩映轩户，毕皆幽奇。于戏！古人有蓄愤闷与病於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巅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今取兹石，将为峿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铭曰：湘渊清深，峿台陗崚。登临长望，无远不尽。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壹纵心目。阳崖21砻琢，如瑾如珉。作铭刻之，彰示后人。有唐大历二年岁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七六七年的《峿台铭》，字的结构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堪称唐代悬针篆的典型。并且，此年的《峿台铭》与约八二○年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非常相似，因此二者都可以称为唐代悬针篆的典型。二者一为石刻，一为墨迹，对于我们研究唐代的悬针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们的渊源，在于《魏三体石经》。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指出，“秦之虫书，即是大小篆的手写体”，“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名”。22需要注意的是，“虫书”、“鸟虫书”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篆书的手写体”。因为秦书八体中的“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是以用途命名的，而不是以风格命名。秦代诏版、权量上的小篆，相比以《泰山刻石》为代表的标准而言，风格显然属于篆书的手写体，但是似乎不能称其为“虫书”。说“虫书”、“鸟虫书”属于“篆书的手写体”，则是毫无疑问的。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唐代小篆既以《魏三体石经》为标准，那么在标准之外，有没有手写体呢？汉代的鸟虫书，也就是幡信书。幡信书墨迹包括以下数种：《姑臧渠门里张□□之匛》。一九五九年秋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十二号墓棺盖上，纵220cm，横37cm。小篆一行，墨书于深赭色的丝织品上，其名字已磨灭不可辨。末二字“之匛”合书。每字约15cm见方。23《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一九五九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十三号墓棺盖上，纵115cm，横38cm。小篆两行，墨书于淡黄色麻布上。麻布四周镶有稀疏赭色形似薄纱之织品，左右约10cm宽，上宽倍之。24《姑臧西乡阉导里壶子粱之（柩）》。一九五七年夏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四号墓。纵206cm，横45cm。小篆一行，墨书于红色丝麻织品上。壶，为姓。导字，从行。25《姑臧东乡利居里壶》。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五十四号墓。《张掖都尉棨信》。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十七公里处居延故址出土。纵21cm，横16cm。《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说文》：“绛，大赤也。”也就是大红色。这些幡信实物，确实呈红色或赭色，与“绛幡”之名相合。因此，可以确信上面的小篆就是所谓的“鸟虫书”。这种鸟虫书果然生动地反映了小篆手写体的面貌。那么，唐代是否还有这种小篆手写体的传统呢？要考察小篆的手写体，首要的办法是考察墨迹。唐代的小篆墨迹，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以下数种：其中，《说文木部残卷》虽然为手写，但风格较为严谨，接近于《魏三体石经》，应视为唐人小篆的标准。而敦煌出土的这两种文献，《敦煌千字文七行》（P.3658）和《敦煌千字文五行》（P.4702），尤其与武周时期（690～704）前后的墓志盖小篆，例如大足元年（701）的《元玄庆墓志篆盖》，风格极为相似，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点画、结构都杂有楷书笔意，也就是说呈现出篆楷杂糅的现象。相对于阳文石刻小篆，笔画较细，笔画弧度加大，结体较为散漫。此类手写体小篆多见于墓主身份相对普通的墓志盖中，数量十分庞大，绝大多数为阴文。我们知道，商代陶片、玉片上手写的墨迹（或硃迹），与商代甲骨上刊刻的字迹，风格不同；战国竹简上手写的墨迹，与铜器上范铸的或刻划的字迹，风格也不同。26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手写墨迹与其他载体（例如石刻）的字迹，风格每有不同。而八世纪小篆的手写体墨迹，与一部分阴文石刻小篆几乎无有差别。其传统，可以上溯至秦的“虫书”和新莽的“鸟虫书”。日本空海法师（774～835）撰有《篆隶万象名义》，陈新雄先生说：“《篆隶万象名义》者，乃日本弘法大师空海所撰之字书。空海生当唐代，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尝来中国，受业于惠果，至宪宗元和元年（806）东渡返国，携走中国书籍甚多，此书即彼返国后所作也。其书分为三十卷，本据陈顾野王《玉篇》而作。”27九世纪初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小篆，反映的也正是唐代小篆手写体的风格。在道教符箓中，也表现出小篆手写体的特征。三国魏正始年间刊刻的《魏三体石经》，是唐朝书学中最重要的教材，是唐人小篆的标准。《魏三体石经》中的小篆一体，“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28所谓“悬针篆”。七六七年的《峿台铭》与约八二〇年的《唐本说文木部残卷》非常相似，二者一为石刻，一为墨迹，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标准风格。《敦煌千字文七行》（P.3658）和《敦煌千字文五行》（P.4702），与武周时期（690～704）前后的墓志盖小篆，风格极为相似，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一类。此类小篆，篆楷杂糅，大量地出现于墓主身份相对普通的墓志盖中，一般为阴文。其传统，可以上溯至秦的“虫书”和新莽的“鸟虫书”。1. 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57页。版本下同。2.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7页。3. 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八，志第二十三，百官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三册，第777页。4. 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上，儒学上，第一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5. 《唐六典》，第556页。学生人数，曾有变动，龙朔二年为10人，开元时为30人，元和二年时为10人。（参阅孟云飞《唐代的书法教育与科举》，《书法研究》，2005年，总第122期，第47页。）8. 施安昌《汉熹平石经与八分书》，《善本碑帖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59、161页。9. 1957年6月，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出土《魏三体石经》残石一枚，为一不规则四方形残石，残高38.3cm，宽30cm。两面刻。正面刻《尚书·梓材》篇，馀文十行，共34字，右下角刻有“始二年三”、“第十七”等字，即正始二年（241）三月，这是唯一有明确纪年的《魏三体石经》刻石。“第十七”的意思当是表示第十七块石经，既然正始二年三月已经刻到第十七块刻石，推测《魏三体石经》在正始元年（240）就已经开始刻制了。载《人文杂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57年第3期。10. 转引自梁光华《论莫友芝及其〈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代前言）》，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梁光华注评，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版本下同。13.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金文明校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1页。14.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0页。版本下同。15. 《全唐文》作“嶃巉”，今据石刻拓本改。董诰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下同。17. 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三册，第1650页。19. 《全唐文》作“三百馀步”，今据石刻拓本改。23. 《武威汉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48页。版本下同。27. 陈新雄《篆隶万象名义研究序》，载周祖庠《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28. 曹锦炎《古代玺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版权声明：以上图文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权联系删 |
